“六书”中的两个矛盾——转注、假借新论

传统文字学的核心是“六书”,“六书”中说解最纷纭的是“转注”和“假借”两书,本文想从新的角度给这两书作些新的解释。“六书”是西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家接受古代遗产时从研究、比较篆文字形里归纳出来的六种“速字法”和“写词法”。“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六书”的细目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 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 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其次见于郑众的《周礼》注,所注“六书”名称、次序有的和班固不同,他说:“六书: 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郑众的“六书”都可能是从刘歆《七略》里接受来的,不过他们只列名     

说“转注”

说“转注”蔡英杰“六书”为汉字的六种造字法．“六书”之中，象形、指事、形声、会意、假借五者，学界众口一辞，无甚异议．唯有转注，由于对许君的界说及例字理解不同，遂至众说纷纭，这无定论．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找到转注字的要义所在，并阐述其在整个文字...     

“转注”新说

本文认为,转注是一种造字法。转注字就是“以部首为义”的宇。《说文》中共有68个。其中,转注字和部首的训释方式有互训、递训、逆训和同训等。转注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为同义词造宇;具体表现在方言词语、古今发生声韵变化的词语、同一事物的“异名”和所指对象不同的近义词等。转注是一种与会意、形声有着本质不同的造字法。它不象“六书”的前四种是从事物形象的角度写词,而是直接从意义的角度;假借则是从音的角度写词的一种造字法。可见,“六书”是一种严密的造宇系统。     

论“转注”

自从许氏叔重之《说文解字》问世以来,小学界研究《说文》,成了一种风尚,特别是宋代以后,徐铉、徐锴的注本刊行于世,《说文》之学更加普及。发展到清朝,简直可以说达到了鼎盛时期。成果累累,难以赘述。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六书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尤其是关于“转注”之法,争论更是激烈,孰是孰非,还要等待历史来宣判。     

说“转注”

记得在大学就学时,听先生说“六书”,唯独“转注”之法,当时未尽其奥。后来,翻检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恍然若有所悟,觉得“转注”之于朱氏,颇如恩格斯加给普列斯特列的那句评语:“当真理碰到鼻子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这在当时未始不带着青年人的浮薄,然而现在这些浅陋见解,也确实是从那时肇端的。时光易逝,转瞬廿年,学殖荒疏,苗而不秀,可慨也已!近来,读了几位先达论小学的文章,又听说朱氏辞书已经再版,鼓舞之余,略理思绪,狂简之作,亮多舛误,时贤大雅,匡其不敏云。     

“转注”探旨

“转注”探旨王兵怎样理解六书中的转注，已经争论了近千年，大致有：反体说（戴侗、周伯琦）、互训说（戴震、段玉裁、桂馥、王筠），引申说（朱骏声）、假借说（欣炎武、杨慎）、声类说（章太炎）、重文说（饶炯）、连语说（廖平）、同意说（钱学标、罗汝怀）、同部说（...     

简论“转注”“假借”

“六书”是贯穿于《说文解字》全书的一个文字学基本理论。按戴震、段玉裁的说法,这个理论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体”的用意不在乎说明文字和语言间的关系,而在于说明几乎所有字的形体结构;“用”的用意在于说明某字和语言间的关系,却不能说明任何一个字的形体结构。其功用之不同,显而易见,故不宜一概称为“造字方法”。     

也谈“转注”

转注是传统汉字结构理论的“六书”之一。对转注的解释,历来争议颇多,但不少在论证方法上存在问题。根据许慎关于转注的名称、定义及用例,结合文字学理论和汉字发展史知识,转注指根据事物的类别,用最能代表这类事物意涵的字作为表达这类事物的字的部首,而表达同类事物意义的字可以采用其同类字的部首。转注不能直接造字,但它是造字的重要补充,不能简单地认定为用字法。转注的提出,有助于完善汉字构造理论、促进汉字的发展、成熟和规范。     

“转注”“假借”略说

“六书”前四书历来公认是造字法。后两书“转注”和“假借”是造字法,还是用字法,则一直聚讼纷纭。 王筠《说文释例》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者为经,造字之本也;转注、假借为纬,用字之本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陈庸庆给洪亮吉的《六书转注略》写序说:     

许慎的六书“转注”说

六书的“转注”,也是以形表意的汉字的一种表意方式。这种表意方式,是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字分别表示同一事物,这就是《说文·叙》所说的“建类一首”。“类”,当解释为事物之首,“建类”即用不同字形表示相类的事物;“首”,当解释为事物之首,一首”即那些相类的事物原来是同一个事物。正因为用不同的字形所表示的相类事物原来是同一个事物,所以这些不同的字形的意义才完全相同,才可以展转相注,这就是《说文·叙》所说的“同意相受”。     

“解构”新论

在这个德里达式的解构充斥着整个学术空间的时代里,试图用海德格尔式的存在主义,即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阐释方法来重构＂解构＂,在吸收德里达解构主义合理成份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解构体系。     

“乒乓外交”新论

对“乒乓外交”的研究,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仍存在许多迷雾,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第31届世界锦标赛前后所开展的对美、日的“乒乓外交”上.事实上,“乒乓外交”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清除迷雾,重建相关史实是对“乒乓外交”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对“乒乓外交”进行再研究,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体育与外交的关系、秘密外交、外交民主化等问题.     

“柳俗”新论

本文从柳永词的创作意图与接受者的选择之间的关系这一新角度探究柳永词“俗”的内涵。柳俗是以迎合受众为根本特征的 ,表现在题材内容、语言和表现手法三个方面 :(一)题材内容之俗表现为以男女之情 (甚至是色情)的描写迎合受众的娱乐刺激需求 ;(二 )语言之俗表现在市井方言俚语的运用 ,模拟人物声口语气 ,为受众所习见 ,用韵和四声的安排使柳词旋律活泼、音节响亮、富于刺激性 ;(三 )表现手法之俗表现在铺叙手法的运用 ,叙事抒情求详求尽 ,不留余韵 ,不求含蓄 ,以适应受众的欣赏习惯。柳词“俗”者皆“为人”而作 ,而其“为己”之作亦不乏“雅”誉     

“太史公”新论

本文用文艺理论中关于典型论的基本原理,剖析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太史公。一反“太史公”或是司马迁,或是司马谈,或是书名,或是官名的说法。认为《史记》里的“太史公”是司马迁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伟大史官的典型形象。他忠于职守,修史著述,继承了历代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秉笔直书,惩恶劝善又不失儿女情肠,他是《史记》中众多光辉的人物形象之一。     

论转注

转注是汉字六书之一,历代对其解释岐义纷纭,以致成为汉文字学上的千古疑案。本文从考察六书的的来历和分析汉文字发展的历史入手,在历代学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本文认为:转注是汉字的重要造字法之一,是《说文序》所说的“形声相益”的一种,提出:以形益声为形声,以声益形即为转注。许说的“形声”这一概念,实即刘说的“象声”、郑说的“谐声”,本意为“有形之声”。由于转注字与形声字的来历不同,所以尽管两者的结构都是半形半声,但有着明显的区别:形声以声符为主,加上形符,一声数义,转注以义符为主,加上声符,一义数声;形声的形符,只表示类属,且力求简化;转注的义符,却须表示该字的确定意义;形声字一般是名词,转注字则是表意阶段文字的声化。     

转注管窥

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的第一座大厦,而他的“六书”说,则是这座大厦的骨架。可是“六书”中的转注一项却是自来聚讼纷纭,历千余年而不息。现在,古文字研究的成果和古韵学研究的进展,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本文试图利用古文字的有关资料和古韵学的某些成果,对这个问题作一探索。 许慎在《说文·叙》中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由于这个定义文辞简约,语意欠明,以致引起后人争议不休。据曹仁虎在《转注古义考》中统计,自晋以下说六书转注者共二十余家。近人高亨又据《说文诂林》所记把转注说归纳为十八种。(《文字形义学概论》)如果我们再行约并一下,则可分成四派,即主形派、主声派、主义派、兼顾派。     

“带过曲”新论

自任中敏先生提出“带过曲”概念以来,曲学界大多着眼于元代而对带过曲的成因作了广泛的研究。本文试从元明清三代的通观视角,对带过曲的成因与特征作进一步的探讨。带过曲的构成有五个条件,其中最紧要的是“曲调间衔接紧密美听、起收圆满”,否则,所产生的带过曲都不可能有生命力。纵观元明清三代之带过曲,明代才是带过曲的创新发展阶段。     

“臣”字新论

《说文三下·臣部》“臣”字下云:“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凡臣之属皆从臣。”许慎于“臣”之说解,可谓得其神髓,本无疑可举,然自郭老释“臣”为竖目以来,后学莫衷一事,至以许说为误。细检甲、金文及先秦古玺文字,方悟今世之“臣”,其字形由来有两个源头:“臣”象人被束缚之形是正宗主流;象竖目之形乃是旁支杂厕。“臣”于造字之初,与“目”在形、音、义三方面都完全无涉,但后来甲文横写之“目”有变竖者,字形与“臣”混而为一,竖写之“目”原有的读音遂为臣的读音所取代,各自原有的意义却在形、音统一的条件下保持下来。是以“臣”字不但字形的由来     

李鸿章“以夷制夷”新论

李鸿章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和“强敌”,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主张,试图通过“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争取实现自强的安定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他赋予传统的“以夷制夷”以新的内涵,大胆地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这是应当肯定的。清末自强运动失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亦随之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无条件投降”新论

本文认为“无条件投降”的内涵主要体现在：第一，建构了同盟国对轴心处置的基本框架；第二，成为反法西斯联盟事实上的盟约，联盟在这一原则指导下进行战争．同时，由罗斯福抢先提出这一原则，使美国抢占了同盟国内部的战略制高点，为美国战后的国际地位打下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