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斥内援":朱熹佛教观探析

朱熹"外斥"佛教,主要可以从目的角度、本体论角度、伦理纲常角度、认识论角度、社会生产角度等方面介绍;"内援"佛法,主要可以从社会文化背景、本体与现象关系、心性论、伦理等角度论述.朱熹对佛教"阳违之而阴奉之"的原因有三:学术上建构新儒学的需要;政治上维护儒学正统地位的需要;朱熹"斥佛"源于对佛教理解的片面性.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本体论——朱熹对佛教本体论的认知及误读

朱熹认为,佛教的本体观是"世界为幻、为空",因为佛教其它方面的主张或观点皆由此出,佛教的教理、教义不过是这种本体观的具体诉说.但是,第一,朱熹将佛教本体论归结为佛教之"空观"是片面的;第二,朱熹对佛教"空观"的理解是隔膜的、误读的.所以,佛教本体论所蕴涵的意义并没有真正进入朱熹思想世界.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对佛教孝道观研究的反思——以释契嵩为例

佛教核心义理,无论中印,无论古今,俱是一以贯之的,和儒家的核心义理有本质差别。本文以释契嵩为例,阐明自古以来的佛教僧人和佛教思想家所谈的孝是独立的基于佛教义理的孝,而不是依附于儒家义理的孝,虽然两者在实践层面有颇多相似之处。本文以为,讨论佛教孝道观若理所当然以儒为主、以佛为客,把中国历代佛教思想家处理孝的方式片面理解为对儒道两家诘难的防御性的回应,或以依附性的身份对传教策略做出妥协和融通,即可能障蔽佛门践行者的悲心大愿、障蔽佛教的独特和殊胜。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儒佛关系与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进程

佛教孝道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大致经历了“在家与出家之别”、“孝贯儒释”、“孝心即是佛心”这几大阶段。在此过程中,佛教伦理的宗教内涵逐渐淡化,世俗内涵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当代佛教伦理只有与目前的世俗生活相结合．才可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明清佛教学者的儒佛之辨

明清时期,一些佛教学者逐渐意识到只有把握住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而区别于儒道发展的特殊学术价值,才能在理论层面对宋明儒家的排佛论展开有力又有效的回应。这既是作为佛教徒的护教情怀使然,更是明清三教关系发展过程中所必须面对的时代课题。因此,尽管明清时期三教会通成为时代主流,但是不论是儒家还是佛教的有识之士都清楚地认识到,儒佛分际仍是不能模糊的。明清佛教学者对历史上的三教同源说和阳儒阴释说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拒斥,他们主动参与儒佛之辨,表达儒佛俱显的现实愿望。     

佛教伦理:朱熹的认知、偏失及其教训

佛教伦理在中国儒家学者的心中从来就难获认同,在朱熹这里也不例外。朱熹对佛教伦理的审查结论是:在认知上是"不识天理"、在实践上是"不守伦理"、在目标上是"自私其身"、在特点上是"无缘之慈"、在后果上是"绝类止善"。然而,朱熹的这种理解和评判并不尽符合佛教伦理的本貌,与佛教伦理的特性相去甚远。因此,朱熹既不可能准确积极地诠释佛教伦理,也不可能将佛教伦理真正引入其思想世界,更不可能展开所谓佛教伦理与儒家伦理融合之实践。     

朱熹思想与佛教关系

朱熹是孔子以来儒学之集大成者,他在继承孔孟思想,以其作为本源的基础之上,广泛吸收了佛道,尤其是佛教的理论模式,在利用佛教理路的架构上,承载了儒家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在前人基础之上对朱熹思想的佛教理论源流作了一些简单的探讨,主要就朱熹的生平经历,其思想的本体论、心性论以及修养方法四个层面展开.在此基础之上,本人在三个思想层面分别提出了朱熹思想与佛教的差别所在,并在文末对这一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试论朱熹的比兴观

朱熹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比兴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从文学创作和表现手法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给比兴所下的定义在形式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且首次系统地标明了赋比兴,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具体区分了比和兴.     

朱熹女性观的推行与传播

朱熹的女性观也是其理学的一个有机的组合部分。朱熹对理学女性观的推行与传播,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利用国家刑法——快速强硬的手段,从制度上强制性地保证女性观的实行;二是利用家庭文化教育——稳固持久的手段,从思想上开启性地进行女性观的灌输;三是利用宗族民俗——潜移默化的手段,从形式上渗透性地进行女性观的落实。     

佛教科技观初探

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佛教与科学也是如此。佛教利用科学技术作为其传法、弘道的工具,科学技术是佛教徒修道、利乐有情、自利利他的方便法门,是用来说明佛教义理、证明佛法伟大的例证。另一方面,佛教教义本身对科学技术的学习、研究与应用,也有许多限制性的规定和要求。     

从儒家之失看魏晋初期之儒道融合

儒家"内圣外王"之人格的建立更多地依托于个体生命对儒家精神的信仰和坚持,而缺少一种坚强有力的外在规范,由此导致其在实践层面最终走向伪饰的可能.而道家的"自然"思想实际上追求一种天地人间的真性之流行,从而获得对治儒家之伪饰的可能.在这一基础之上,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初期的思想家们,展开了儒道融合的思想进路.     

朱熹思想与佛老关系研究述论

新世纪以来的朱熹思想研究呈多向展开态势,本文拟就学界关于朱熹思想与佛教、朱熹思想与道家道教关系的研究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认为十余年来关于朱熹思想与佛家、道教关系的研究成果是丰硕的,成就是卓越的,将在朱熹思想研究中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并对宋明理学研究产生积极影响。     

试论朱熹理学思想建构中的荀子思想形象

随着“朱熹是荀学”命题的提出,朱熹笔下荀子的真实思想形象值得聚焦探讨.朱熹用“参杂法家”甚至“全是申韩”的评语表达对荀子取法法家以建构学说的不满,但依然认为与韩非等法家人物相较,荀子是有救世情怀的儒家圣贤,是“大醇”.朱熹沿用了程颐“论性”时性与气兼备的义理架构,认为孟荀皆有得失,荀子于“大本处不透彻,只见得人性之不好”;孟子“只见得大本,未说到气质之性”,这构成了性恶论兴起的理论源头.不识性之大本,导致荀子虽强调践履工夫却因流于细节而无从落实.朱熹认为应该从孟子四端说来阐明“礼乃性之固有”,可破荀卿之说.总之,朱熹体察、肯定荀子的救世情怀下的良苦用心,从义理上有意识地统合孟荀来寻求发展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