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循《孟子正义》的诠释风格

焦循作为综合吴、皖而起的扬州学派的代表,其《孟子正义》把朱熹、戴震“经世致用”的诠释理念提升到“自觉”的理论高度,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一并实现了实证与创新并重、理论与经世并重的学术路线,使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穷经、明道、救世观,在诠释理论和诠释实践中得到双重落实,也由此而使之以既不乏创新与发挥,更注重实证与贯通的兼容并蓄、博大会通的学术特色,成为超越一般补苴拾掇的纯粹考据的典范之作。     

孟子仁政思想的诠释

孟子一方面强调主观面的道德实践,有推扩四端之心,求放心等论点,另一方面对于客观面的政教规模,也相当重视。 孟子仁心与政刑并重,或者说,孟子将“仁心善德”与规矩义的“政刑”进行调和。他的调节方法,不是二元式的并立,或主次式的排比。孟子以仁心为本、以政刑相成。若以体用论的方式来看待,则是以仁心为体,以政刑为用。 孟子对于仁心寄予更多的重视,可以由他与梁惠王的对话里得解。孟子说：“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１］孟子其实是希望梁惠王能“施仁”,而不只是效法援用过往先王的“仁政”规模而已,…     

清代《孟子》哲学诠释论

清代许多学者关注<孟子>的哲学蕴藏,他们诠释的重点是理气论、人性论、理欲观.坚持气本论,反对理本论;从智的层面言人性善;坚持理欲统一,反对"存天理,灭人欲".呈现出立论基点独特,以作为主、作述相济,主驳程朱等特点.但在对善的诠释与批驳程朱理欲观等方面存在不足.     

从《孟子正义》看焦循的义理之学

焦循对汉学名之为"考据学"特别反感,多次指陈"考据"之无据,认为纯粹的考据只能被视之为"补苴掇拾"之学,务碎琐,难识大体。基于这样的认识,焦循返躬自身,尝试以义理之学去弥补汉学的不足。文章以《孟子正义》为焦点,从义理学之途径、义理之学的旨归、义理之学的局限等角度,对焦循的义理之学做个较为客观的观照。     

王阳明对《大学》的经典诠释

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代表,他对《大学》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从他诠释《大学》的过程,可以发现其对《大学》古本的重视,对《大学》主旨的心学化理解以及对《大学》中概念与义理的独到诠释,他的诠释方式是以他的心学思想为基础的,通过研究王阳明对《大学》的诠释也可以更好的理解王阳明的思想。     

经典诠释的无限可能性与限定性

经典作品由于命题的通约性、内涵的蕴藉性等特征,带来对其诠释的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又非读者的任意解读,它还需要一个限度,要以“本文意图”和“历史语境”为界限,否则就会导致“过度诠释”。过度诠释与对“误读”的倡扬有关,文学研究中过度诠释现象并不罕见,只有“回到文学自身”才是避免过度诠释的有效途径。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解释与理解——浅析中国经典诠释的建构

中国有悠久的解经注经即诠释的传统,但诠释学作为概念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传入中国,首先被应用于文学、艺术等领域,进而扩展到哲学领域。近年来,随着国学的发展,国学热的出现,关于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文章拟在分析经典诠释的困境以及比较西方认知诠释学与本体诠释学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经典诠释的方法及其建构。     

《孟子》文本中的女性伦理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中,尊男卑女似乎是主流社会强烈主张的一个基本遗传因子.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积极作为恰恰反映出在占人口比重最大的底层民众中存在着一种与之相对抗的涌动暗流,以战国中期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子为最.在孟子思想的主要裁体<孟子>文本中,孟子"重"妇、"厚"母、"别"妻、"亲"女、"先"寡的女性伦理思想是其最集中的体现.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从孔、孟、苟引诗、说诗看儒家《诗》的经学化进程

先秦儒家诗学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以孔子诗学为代表的早期儒家诗学注重礼与实用性;孟子诗学则着眼于政教性,推动了儒家诗学向经学化方向发展;而荀子诗学强调宗经、徵圣、明道,标志着儒家诗学经学化的基本形成。     

孔孟开创的国家观传统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

国家观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孟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孟的国家观传统主要有:天作民为的国家起源说、家国同构的伦理国家观、事君安邦的国家主义和仁政礼教的治国方略。研究孔孟的国家观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治现象和政治文化;同时观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在现代的变迁。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     

孔孟差异及其原因浅析

同是儒学大师,孔孟学说之间有着理论上的继承,但其中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前人的从中斡旋并不能真正反映历史事实,这种斡旋不仅否认了知识的阶段性和发展性,也不利于对孔孟学术的正确理解。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中西解释学的差异根源

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解释学在基本方向上的不同。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西方解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道具有内在性。中国思想的解释更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一种追体验的功夫。这也说明对中国思想的哲学体系化的阐释架构往往远离其自身。     

道家与海德格尔对自然的诠释

海德格尔与道家既不从作为现成存在者的主体之人,也不是从作为现成存在者组成的整体去解释自然,而是从“自然对现实事物的贯通方式”去体悟自然。自然作为心物相融相契所形成的境域,让现实存在着的事物相遇照面,以其包囊万物含括阴阳的空间状态贯通万物,如此这般存在着的东西才能作为本身显现出来,才能从被掩蔽状态走入在场而得到揭蔽。     

孟子王道政治学说的局限

言及孟子政治学说时,论者多以为其王道政治之不行实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通过对其王道政治学说本身的考察,可以看到这一学说所具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性质才是其无法参与现实政治构建的主要原因。     

解释学与翻译

翻译要做到信、达、雅,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哲学文献的翻译来说,则是更加不容易的.因为,这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尤为困难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价值理想不同.我们与西土人士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和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民族差异.我们的翻译工作就是要凭借而又超越语言文字之限而达到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了解和把握.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的"前结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成见",与西土人士的传承物是大异其趣的,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民族精神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看来,忠实于"文本"原意的翻译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翻译工作中的困难或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在于厘清我们视域中的两个盲点.第一,各个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文化、思想与哲学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隐性的或潜在的主题,这是我们对话、交流、沟通的前提;第二,我们要改变"文本原意"的错误观念.针对哲学文献翻译难点的特殊性,为了改善我们的翻译质量,我想提出三点建议:(1)译本的多元化.(2)直译本与译述本互相并行.(3)译名的分歧不必强求其死的统一,由各个译者自己把握"文本"的语境来作抉择,但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组织召开讨论译名统一问题的学术会议,以便增进共识,提高译作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