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

在中国经学史上 ,朱熹是第一个相对集中地谈论过阅读和诠释的方法论的学者。“理”是他的哲学体系的本体论概念 ,也是其经典诠释的形上依据。经文原义、圣贤原意与读者所悟之意是理解过程中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 ,理解的目标就是这三种意义的整体圆融和谐之“理”。语言解释与心法理解是其诠释的基本方法。朱熹所代表的这种诠释传统 ,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现代的诠释理论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生命圆通与诠释循环

《管锥编》对古代典籍的诠释实际是通过诠释古代典籍中有关人生的内容来解读人生之谜,而人生的丰富微妙流转圆通使其“诠释循环”方法蕴含着独特的内容,具体可以概括为“理一分殊”与“以反求覆”;它不同于西方诠释学纯理性的规定与概括,而是通过描述人生现象揭示人生内涵的具体内容。     

“经典与诠释：文化传统的诠释与重建”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学院举办

6月27—29日,“经典与诠释：文化传统的诠释与重建”学术研讨会在西藏民族学院顺利进行,三十余名代表齐聚民院研讨经典与诠释等哲学命题。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赤列旺杰,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洪顺分别在研讨会开幕式、闭幕式上讲话。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战国法家、儒家的经典诠释与诠释的经典

每一个时代都有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经典和经典诠释学。作为中国经典诠释学勃发的战国时期，当然也带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价值及意义。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讨论问题，大都以诠释经典为立足点，以社会政治学说为中心，包括礼乐、政刑、道德、名辩、治国、用人等诸多方面，各有侧重，但其着重点都在于为当时的社会寻找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国良策。于是，在经典诠释过程中，又产生了一批诠释经典的经典著作。     

主体的多边对话与诠释循环--《管锥编》诠释方法研究之一

<管锥编>对古代经典的诠释实际就是对人生的诠释,是通过诠释经典中有关人生内容的方方面面来解读人生之谜;因而它诠释经典的方法,也因为人生的复杂多变而是辨证的、循环的.本文讨论了这种循环诠释方法在主体的多边对话方面的表现,认为<管锥编>诠释经典时引证材料非常广泛,所引作者毋论古今中外,所引书籍不限学科体裁,在充类至尽的引证中打通学科、语言、地域、时间等各种界限,由于每一条引证材料都代表一个说话的人出场,许许多多说话的人形成了一种多元对话的局面;<管锥编>将经典的诸多诠释文本和相关著作组合为一个意义整体,在经典文本与这一意义整体之间循环往复,使得经典文本的意义得到充分圆满的诠释.     

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

经学没有死亡,还有强大的生命力。百年来经学研究跳出了汉学与宋学、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而出现了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与现当代新儒学三种范式,这三种范式均有自身的渊源。随着新材料(特别是出土简帛)的问世和新方法(特别是在西方诠释学刺激下中国经典诠释方法的重新审视、发掘)的讨论,经学研究有了锻造新的范式的机缘。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关于礼乐文明的解读,有了重新认识的可能。与西方经典诠释相比,中国经典的经—传诠释系统是开放式的,中国经典诠释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位和以道德为中心的。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解释学与翻译

翻译要做到信、达、雅,确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对于哲学文献的翻译来说,则是更加不容易的.因为,这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困难,尤为困难的是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不同、价值理想不同.我们与西土人士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思维方式,我们和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民族差异.我们的翻译工作就是要凭借而又超越语言文字之限而达到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了解和把握.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的"前结构",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成见",与西土人士的传承物是大异其趣的,因为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民族精神是根本不同的.这样看来,忠实于"文本"原意的翻译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翻译工作中的困难或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在于厘清我们视域中的两个盲点.第一,各个民族的语言、民族的文化、思想与哲学都面对着一个共同的隐性的或潜在的主题,这是我们对话、交流、沟通的前提;第二,我们要改变"文本原意"的错误观念.针对哲学文献翻译难点的特殊性,为了改善我们的翻译质量,我想提出三点建议:(1)译本的多元化.(2)直译本与译述本互相并行.(3)译名的分歧不必强求其死的统一,由各个译者自己把握"文本"的语境来作抉择,但是,要在恰当的时机,组织召开讨论译名统一问题的学术会议,以便增进共识,提高译作的水平.     

诠释学与中国

应从如下四个方面的意义 ,即理解、解释、应用和实践能力 ,来理解诠释学。西方诠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有三次重大的转向 :第一次转向是从特殊诠释学到普遍诠释学的转向 ;第二次转向是从方法论诠释学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 ;第三次转向是从单纯作为本体论哲学的诠释学到作为实践哲学的诠释学的转向。诠释学在当代 ,已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诠释学在中国从四个领域拉开了中国化的研究序幕。     

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下的解释学视角对翻译过程进行阐释性地剖析与观照,并对其间的误读、复译和“忠实”标准等翻译现象加以理性化的认识与接受,不失为我们的翻译研究提供了深远的研究空间和实践平台。     

维特根斯坦与后现代解释学理论

解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潮流 ,在二十世纪中叶 ,它经历了一次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朝向后现代性的历史转向     

哲学诠释学的后现代性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哲学思潮和流派中,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性的特征.他认为理解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的主体间的视域融合,否定文本存在着一个固定不变的客观意义;而这种非确定性也正是后现代性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在伽达默尔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中,效果历史原则和问答逻辑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强烈的后现代性,即非确定性.     

历史唯物主义与解释学

在解释学与哲学的现代发展中,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从狄尔泰开始的解释学的哲学化与哲学的解释学化,这是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唯心主义化;二是从伽达默尔开始的解释学的主观主义化.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及由此发展而来的"后现代主义"解释学,是当代的主流解释学,在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发生重要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从哲学解释学的主观主义解释学立场出发来反思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从哲学解释学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立场出发采反思社会历史问题,有意无意地消解、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了防止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消解、否定,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重建解释学,用正确的解释学观点来反思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同时要把解释学和哲学区别开采,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学化,不是在解释学的视野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反思社会历史问题.     

文学史与诠释学

诠释学是对文学作品如何进行诠释的学问。诠释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文学史研究的基本问题。诠释基本上是一种认识,文学作品对诠释有一定的规定性。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诠释,历史条件的重建是应有之义,诠释的原则是科学的历史主义。     

《孟子字义疏证》对《孟子》的阐释和创新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采用经学训诂的形式对义理内容进行建构,在学术思想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对戴震的义理旨趣、考据特征以及对《孟子》的创新阐释及其缺陷作了分析,认为其过度目的性阐释导致了《疏证》在接受方面的诸多困局。戴震义理学表面上对程朱理学持批判立场,但双方在动机、旨趣和义理内容的建构上不具同源性,戴震把程朱理学瑕疵当成程朱理学本身加以攻击,对原始儒意的理解并没有超越宋儒而进行。戴震对于《孟子》的把握仍有未达,但《疏证》所展现出来的批判精神却影响深远。     

解释学的逻各斯与道的解释学——中西解释学的差异根源

中国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是理解中西思想的核心概念,它们之间的差异也导致中西解释学在基本方向上的不同。解释学发源于希腊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神学。在西方解释学中总是通向对外在性的目标,对外在对象的理解。西方解释学是以逻各斯为中心。相比较而言,中国的道具有内在性。中国思想的解释更重视个人通过体验的领悟,对经典的解释需要一种追体验的功夫。这也说明对中国思想的哲学体系化的阐释架构往往远离其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