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

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商人法,而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兴起之日恰是罗马法复兴之时。罗马法是调整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和所有者之间各种关系的完善法律,其中的原则和制度,特别是万民法内容所包含的商法规则是公认的国际商法准则。欧洲中世纪商人法正是在“扬弃”罗马法制度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完善的。欧洲中世纪商人法对罗马法的继受主要表现在具体制度和法学理念两方面。     

徽商与中世纪商人的诉讼比较

文章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从宏观上比较明清徽商和西方中世纪商人两者参与的诉讼存在的巨大差异,分析注定徽商和中世纪商人不同命运的法律根源。     

现代商人法的性质和归属新论

建立在中世纪商人法基础上的现代商人法对国际商事交易的展开起到了促进作用,但现代商人法只是规范跨国商事交易行为的习惯性规则,除了被纳入国际商事条约以及各国法律所共同采用的一般法律原则外,现代商人法的其他渊源都要依照法律的规定产生约束力.由于现代商人法的渊源不全是法律,它并不构成独立的法律部门.     

“新商人法”理论——施米托夫国际商法思想评述

国际商法自20世纪中期重新兴起以来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各国学者对此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由此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战,大大促进了商人法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而在这些有关现代商人法的理论和学说中,施米托夫教授的"新商人法"理论由于其具有的鲜明的实证主义精神,以及其对国际商业社会现实需要以及国际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对国际商法在20世纪的勃兴以及国际商事统一化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法律渊源、法律论证与法治

法律渊源是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两种类型。它们在法律论证活动中扮演着权威理由的角色,从而使之有别于纯粹的道德论证。法律论证是提供理由来证成裁判结论的活动,以追求依法裁判(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实质正确性)为目标,事实上是作为规则之治和理由之治的法治在司法裁判领域的要求。法律渊源的法治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从规则之治内部解决法律(裁判依据)的效力闭合性与内容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体现了赋予规则之治相对于理由之治的通常优先性。法治首先就意味着基于来源之实在法的统治。     

法治理念:中世纪城市与市民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欧洲中世纪城市自治法权和市民法治理念,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城市运动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突破了封建统治特权的桎梏,而且开拓了市民阶级从卑微地位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的道路,奠定了近代社会平等、自由的精神和民主政治思想。     

试论现代商人法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适用——以国际仲裁院判例为例

现代商人法作为一项传统的商事规则,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由于现代商人法可以脱离冲突规范的指引而直接获得适用,因此国际仲裁院将其作为仲裁裁决的重要依据。但是现代商人法自身缺陷也为学者所诟病。学界对现代商人法的法律属性意见不一。本文拟从国际仲裁院以往的裁决着手,试图勾勒出现代商人法的大致轮廓,并在此基础上解决现代商人法的定性问题。     

近代商人、教育变迁与社会变迁关系变化研究

在中国传统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变迁主导着教育的变迁是一大主流,教育是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商人则是传统教育贬抑的对象,社会地位很低.三者关系在近代发生剧变.近代中国内外交困,教育变革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教育变迁引发社会变迁,商人在近代经济力量增强、社会地位上升,成为连接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中介.由此,近代商人推动了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为社会改革的先声,教育变迁推动了社会变迁.     

法的渊源:一种本体论辩说

以司法视角考察,法的渊源乃表征一种渊源联系,命题表达即"裁判规范源于法",其核心是体现法律至上、依法裁判的法治精神。而由此,源的追问即应止于法本身,止于法的存在、在哪里。法通过其形式自我肯定或标示存在,法的形式即法的"栖身之所",即法的渊源。法的完备总是相对的,裁判规范也有其非正式来源,但后者只是方法的权衡,属高度例外,且应严格限制,并不能用以解说法的渊源。这是一种本体论观点,一种"在"的思维,它取向于法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此乃法治的要义,在当前中国尤具时代意义。     

中国实然判例与应然判例法及其法律渊源模式选择

目前,中国存在一定形式的应然判例而没有达到将来应该出现的实然判例法,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与发展,实然判例法正在形成。应然判例法既源于实然判例又高于应然判例,并考虑到我国国情,与制定法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的法律渊源。     

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的全球法:特征、界分及应对

全球治理视野下现代民间商人法、全球体育法、跨政府组织网络以及国际标准、跨国公司生产守则等规范均对全球治理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不是国家法,也不是国际法,只能突破实证主义国际法的藩篱运用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进行解释。全球法律多元主义视角下这些规范为全球法。全球法具有多元的法律功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独有的作用。但是正如全球化不是去国家化一样,完全"没有国家的全球法"不现实也不可能,全球法强调的是重视非国家行为体制定的跨国软法的作用,其主要从社会外缘发展起来并且日益重要,但其不能撼动国际法的中心地位。全球法与国际法、国家法有很强的互动性。     

从习惯、习俗到习惯法——兼论习惯法与民间法、国家法的关系

从习惯、习俗、惯例到法律制度,构成了韦伯式的规则生成道路,但这种西方语境下的话语无法遮蔽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历史与现实证明,在规则与秩序的发展中,没有普适化的标准,站在社会发展的视角审视国家法与习惯法、民间法之间的关系,无疑更加深了我们对此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思考。     

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

本文主要从不同的研究取向、阶段性特点和问题意识出发,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系统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以期在全面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寻求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空间。     

上海商人、人民币贬值与政府形象之塑造(1949-1950)

本文通过常见数据的拆散、重组与分析,证明陈云的观点是正确的——1949-1950年两年中的人民币贬值,主要是人民币发行过多所造成.这两年的通货财政,虽然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但其中所包含的反通货膨胀,亦暨对于通货财政的自我纠正,同样也是陈云财经政策的一部分.通货财政以及其中包含的反通货膨胀,被陈云自己描绘成激烈的阶级斗争,被他人描绘成新政府的丰功伟绩.     

从规范到习惯:培植中国法文明初探

从风俗习惯到法规范是法产生的一般历史过程,从法规范到法习惯则是培植法文明的必要途径。这个过程既是法律内化为个体需要、融于个体品格的过程,又是法律现实化为社会自律、融于社会文明的过程。法的他律性使这一过程成为必要,法的自律性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在当今中国法制建设过程中,关键是将外在于己的法规范内化为个体的自觉和社会自律,让法因子成为培植个体品格的有机养分。让法文化成为建构社会文明的核心基石。     

从杭州的徽商看商人组织向血缘化的回归——以抗战前夕杭州汪王庙为例论国家、民间社团、商人的互动与社会变迁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民间社团中最具实力的商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控制,未几商会已丧失独立性。为应对专制强权和列强的双重侵害,商人倒退回去利用血缘、地缘关系以求扩大生存空间。本文拟通过杭州吴山汪王庙变迁的个案研究,探讨抗战前夕汪氏宗族组织建立的前提条件,以及透过该组织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阐明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汪氏宗族组织对杭州徽商的意义。     

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违反强行法的法律行为无效是各国的共同规则,可称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强行法应仅指公法上的强行法,私法上的强行法是自治规范,违反它的效力最严重的不过是"不生效"而不是"无效"。违反公法的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必须探究公法的目的,并运用比例原则来限制对公法目的的解释,以进一步区分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民法也不能排除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适用。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功能截然不同,两者不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