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楼》结构体制中的变化因素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在全书整体结构体制和单篇结构体制上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这种变化与李渔标新立异的个性、过人的创造力、特殊的小说观以及话本小说文人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了话本、拟话本两个文体概念 ,并将话本解释为说话人的底本 ,拟话本指受到话本影响的著作。后来的学者接受了这两个概念 ,只是将拟话本重新界定为文人模仿话本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日本学者增田涉指出话本是故事的意思 ,这样拟话本的根基发生了动摇 ,不少学者弃用了这一概念。本文提出艺人话本和文人话本两个概念 ,用来指称和区别说话艺人讲述的故事与文人作家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 ,并对艺人话本与文人话本作了比较研究     

略谈“三言”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

中国白话小说的源头可上溯至宋元话本,但长期以来,它们都以单篇形式流传,直至明代,才有文人收集整理,加工出版,出现了《清平山堂话本》、《熊龙峰刊小说四种》等选本.冯梦龙的“三言”集白话短篇小说之大成,不仅对宋元话本进行编订、修改,而且对民间艺人编写的拟话本,也予以增删、润色,此外,还自己创作拟话本.由于冯梦龙的创造性劳动,“三言”在思想、艺术方面都达到以往短篇小说所未能达到的高度.它为话本小说确立了某种审美范式,对中国古代小说产生了深远影     

《豆棚闲话》与话本小说叙事艺术的革新

在世界小说发展史上,话本小说(包括拟话本小说)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类型;然而人们对它的叙事艺术却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变化和发展,更是如此,往往用第三人称的、全知的、连贯叙述的说书人模式笼括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中国古代话本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实际上话本作为一种小说品类,其叙事艺术虽然发展比较缓慢,以至到近代的前夜,仍然带有诸多明显的母体的痕迹;但是它仍然是在实实在在的变迁着,蜕演着,而且其前进的基本方向,也同西方小说一样,是指向现代的.本文拟就大约出现于1660—1670年间的清代拟话本小说《豆棚闲话》为例,谈谈这种变化和发展.     

拟话本三题

近年来,随着话本小说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拟话本”的讨论,也开始受到学者们的注意。如发表于1990年第1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上的李延先生的文章《关于“二拍”体裁的若干思考》,就是最近的一个例子。但相对说来,对“拟话本”的探讨,是目前话本小说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我以为,“拟话本”涉及到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值得重视。     

无声戏:李渔的小说观

李渔的小说自成一体。他既汲取了中国古代话本、拟话本小说的营养,又在其文艺观指导下,融入自己的创作个性,形成了鲜明独特的风格。李渔说过:“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心应手,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显然,李渔十分重视小说创作,且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地编织故事。     

论“三言”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从宋元小说话本到清代拟话本,这种特定的短篇白话小说样式绵延发展了数百年,而冯梦龙于明代天启年间编撰的“三言”则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宋元旧篇和明代前期的小说话本而言,“三言”是一个精彩的集结;对于从晚明到清末的拟话本创作而言,“三言”又是一个光辉的起点。那么,“三言”是如何起到这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大作用的呢？大体上可概括为三点：融合、超越、示范。对此,笔者曾在《论冯梦龙对旧话本小说的改造》（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一期）一文中已有初步涉及。这里,再以“三言”中某些篇什为例…     

论《三言》里的明代小說

明末冯梦龙编辑的《三言》,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的一份珍贵的遗产。它包括有120个短篇,大都取材于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这些短篇小说系宋元话本小说的继续发展,因多为模拟宋元话本小说写成,故亦称为“拟话本”。《三言》里的小说有一部分是宋元旧作,仅篇目、内容略有修改,如《京本通俗小说》的《碾玉观音》改为《崔待诏生死寃家》,《冯王梅团圆》改为《范鳅儿双镜重圆》等是,其余大部分为明人和冯氏自己的创作,而冯氏创作尤占有较大的比例。     

浅谈《三言》与《宝文堂书目》的同源性

《宝文堂书目》作为明代的私人藏书目录,其著录的宋人小说一般被认为是留存到明代的宋代话本。"三言"也吸收了宋代话本的精华,各家小说史均有论述。《宝文堂书目》作为宋元明话本、拟话本传藏的一个重要载体,与"三言"有很多类似之处。"三言"在吸收元明新作的同时,也吸收了很多宋话本小说,这其中《宝文堂书目》功不可没。     

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与场域论析

利用“神道”传统进行道德教化是话本小说叙事特色之一。话本小说中“神道”种类众多,神道叙事灵活,富于策略性。小说大力宣扬神道好恶及力量,以种种善恶报应来引导或警惧世人,或宣扬天命迷惑民众。神道叙事与小说人物命运的走向、情节的建构紧密结合,将世俗社会的伦理道德评价融入其中。神道叙事既暗应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意图,也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通俗性。明末清初拟话本小说“神道设教”的形式、策略及场域极大地影响了话本小说道德教化的效果。     

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槟榔作为南方风物较早在西晋代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槟榔真正在文学作品中产生影响则主要依托于晋宋之际的刘穆之求食槟榔一事。唐代诗人李白率先将此事写入诗中,为槟榔典故在古典文学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则在创作中从多个角度去阐发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将槟榔与人生观、功名观和亲情观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槟榔这一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蕴藉更为丰富。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槟榔开始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植物学意义到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明代基本完成。     

戏曲程式的文化蕴涵与历史命运——兼论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

程式化是东方古典戏剧的共同特征。戏曲程式是一套特殊的符号体系 ,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广泛而持久的因袭性和不容逾越的规范性上。作为古人对世界的一种审美掌握手段 ,程式保留了一代又一代戏曲艺术家的经验和智慧 ,促使传统戏曲走向辉煌 ,但它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暂时性质”。它以屈己从人、率由旧章、循礼守制的社会文化环境为依托 ,折射出东方民族重视文化传统、顺应束缚的文化精神。随着这一时代的逝去 ,程式迅速表现出严重的不适———难以适应反映现代生活的时代要求和青年观众的欣赏趣味。现代戏曲符号体系的建构以飞速发展、追新逐异、张扬个性的时代为依托 ,不大可能再重复以故常为法度的程式化道路     

《型世言》与“三言二拍”艺术之比较

通过对《型世言》与＂三言二拍＂体制、来源、语言以及叙事的比较,探寻其在艺术水平上的差异,认为《型世言》的艺术成就在某种程度上要逊色于＂三言二拍＂,体现出较浓的文人参与创作的痕迹。     

钱基博与林琴南关于《技击余闻补》的一段公案辩正

林琴南发表武侠题材文言短篇系列小说《技击余闻》后,钱基博仿其体例,撰写《技击余闻补》,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钱基博仿写有"文人争名"之嫌,文章认为钱主观上是"逞强好胜",客观上"补其阙略",钱林之争反映了古代文人固执性格的趋同与对立。     

网络语境与长篇小说的叙述机制

当下中国社会,网络媒介以其在意图和释义语境方面的独特性而区别于传统媒介语境,这使得生长于其中的长篇小说在叙述上呈现出有别于主流小说的一些特征,即惊奇和悬念的频繁使用,直入主题与静止性母题的稀释,线索清晰与情节的顺时序编排等。这种叙述机制是近几年网络语境变化后的产物,是网络文学程式化趋向的体现,它与网络文学的商业化进程相适应。程式化使得网络文学迅速向通俗文学和大众文学靠拢。     

《新唐书·李贺传》与《李贺小传》比较——兼谈史传与文学传记之差异

文人单篇传记是正史列传的重要史源,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新唐书·李贺传》与李商隐《李贺小传》两文,不仅在对李贺生平事迹的选择方面有差别,而且在叙事的显晦、情感色彩的强弱、叙事层次的运用、论诗手法等方面也存在很大不同。通过两文对照研究,可管窥史传与文人传记之差异。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短篇小说创作刍议

短篇小说(包括小小说)是我最为钟情的文体。这些小说的背景,多为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古城湘潭,或是散发芬芳文化气息的某个场地;小说中的人物,多是闪烁传统文化光辉的文人墨客、能工巧匠,以及蕴含文化精神特质的各个阶层的人物;文字注意张驰有度,善用"闲笔"描人写物,烘托文化氛围。小说立志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弘扬,表现出深厚的古典主义人文关怀。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元代散曲的语言特色

元代散曲语言特色的形成是由于散曲产生于民间俚曲小调,又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由元代文人特定的社会地位所决定。它以通俗自然和讥诮幽默的语言风格反映了当时落魄文人在强权压迫下的心声,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