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市制再议

中国古代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是经过城堡—都邑—城市的演化脉络逐步发展起来的。唐中宗景龙元年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一向被论者当做市场官设的关键论据,但史文未见唐代政府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各地作为基层市场的草市也多有发展,佐以其他论据,似可说明这一敕条的主要用意在于控制官吏的数量,而非市场本身。此外如分行列市、市场定时启闭、时估、不得更造偏铺等关于市场监管的种种制度条文,或源自历史因革,或出于论者误读,并非一定说明唐代政府控制城市市场的用意。唐代城市市场制度的某些内容虽然不如后代自由,但从历史承袭的视角看,其实反映着中国古代城市市场制度不断演进的轨迹,是符合当时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实际要求的。从唐代到宋代城市市场的演变,其间制度的裂变也许不如前人想象的那么剧烈,而前后因袭的痕迹则无疑要明晰得多。     

唐代的三司推事制

三司推司是唐代刑部、御史台、大理寺三大司法机关派员组成的临时性联合审判机构。这项制度见于杜佑的《通典)卷廿四:“其事有大者,则诏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同案之,亦谓此为三司推事。”意即遇有重大案件时,要由尚书省的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派员组成临时组织联合办案。凡被派充三司联合审判组织成员的官员,都叫“三司使”。三司使又有不同的规格。据《唐会要》卷78载:“有大狱即命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鞫之,谓之大三司使。又以刑部员外郎、御史、大理寺官为之,以诀疑狱,谓之三司使。”按《唐会要》所说,由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寺卿组成审判组织时,被称为“大三司使”;由侍御史、刑部员外郎、大理寺其他官员组成时则称“(小)三司使”。按《唐六典》所说,“三司,御史大夫中书、门下”相应地说,后二者该是由     

唐代初期的屯防軍制

一、緒言唐代兵制的衍革,約可分为府兵、彍騎和方鎮兵等三个階段。新唐書五○兵志:“唐有天下二百余年,而兵之大勢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变而为彍骑,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这里不僅集中說明了唐代軍事制度兴廢变革的歷程,而且还透露出唐皇室統治集团跟地方軍閥彼此攘夺軍权的这一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关系。唐初府兵制基本上仍系承襲拓跋魏、楊隋以來建筑在農村公社及其相适应的均田法基礎上的旧制。武后时,由于商業資本开始作空前的發展,庄園經济普遍發达,均田法便在農村内部土地私有化和大土地所有者進攻的过程中加速趋于崩潰,府兵制也就随之瀕于瓦解。唐政府为了挽救其軍事統治     

唐代户籍制与岑参籍贯

唐杜确《岑嘉州诗集序》、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辛文房《唐才子传》及清《全唐诗》等皆云:岑参,南阳人。这是据岑氏先祖汉征南大将军岑彭为南阳棘阳人,后世乃以郡望定属。岑参祖辈不居南阳棘阳已数百年,说是南阳人,与实际相距过远。《法苑珠林》、《大清一统志》则云,岑参,江陵人。自闻一多《岑嘉州系年考证》主江陵说后,国内风从,遂成定论。岑氏之入江陵,自岑善方始。善方孙文本自江陵归唐,     

唐代的茶叶生产——唐代茶业史研究之一

<正>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种植茶树的国家。茶树原产于我国云南山区,后传入四川,随着饮茶风习的兴起和日渐普及,茶树的栽培种植,又从四川地区越过秦岭、三峡,向北、向东广为流传,到中唐后,已遍布于大江南北。随之茶叶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也日显重要。     

从封建赋役制看唐代的商品经济

以往,人们总爱以“草市”、“墟市”来证明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似乎如此,又未尽然。“草市”、“墟市”确乎表明农村商品交换在唐代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但,仅此尚不足以说清唐代商品经济的本质之处。 从本质上讲,封建自然经济中的农民不属于商品生产者。其生产目的是为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那么,封建农民既非商品生产者,又为何要出售自己的产品呢?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对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本质认识易被含糊的原因所在。 对唐代农民的商品交换,当时人曾这样记述道:“今督收迫促,蚕事方兴而输缣,农功未艾而敛谷。有急者卖而耗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倍”。“以钱谷定税,折供杂物,岁目颇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荐举之制与文人干谒之风

唐代的荐举制度和荐举风气是文人干谒活动兴盛的重要诱因。唐代荐举既可以独立于科举之外,又可以渗透于科举之中。荐举为干谒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制度前提;以荐贤为"至公之道"的社会观念为文人干谒行为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前提;荐举之现实影响力增强了干谒行为的必要性。     

制举的发展与唐代选官制度的完善

唐代的制举,作为将"举士"与"选官"相结合的特科,它的逐渐确立和不断调整、完善的过程,与唐代铨选制度的完善大体是一致的,更能体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精神和原则.本文通过唐初、高宗武则天时期、玄宗时期及安史之乱以后至文宗大和二年四个阶段的考察,分别论述唐代制举的科目和地位,并结合唐代政治和社会形势的变化,分析制举在唐代的动态发展,以及制举在大和二年废止的背景.     

使职设置与唐代地方行政级制的演变

唐地方行政级制伴随着一系列使职的设置与发挥作用而发展演变.初唐在正常官制之外临时差遣巡察、安抚等特使,对两级行政制带来的问题进行补救;玄宗时按道广置采访等使,使职已具有较广泛具体的行政实权;中晚唐节度、观察等使常设化、固定化,道(方镇)成为实际一级行政机构,地方行政二级制演变为三级制.     

实行稻蔗轮作 调节粮糖生产矛盾

广西地处低纬度的亚热带,气温高,光能足,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具有发展蔗糖生产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目前还没充分发挥出来。从1980年统计资料看,我国六大主要产蔗区原料蔗平均亩产排队为:福建4.9吨,广东3.5吨,江西3.1吨,云南2.5吨,广西2.35吨,四川2.3吨。广西低于全国平均3.1吨的水平,只略高于四川。广西的甘蔗含糖份与产糖率都是     

唐代的立法与唐代的吏治

“治国必先治吏”,吏治的严明对国家的稳定、政治秩序的安宁,乃至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唐代的“贞观”、“开元”之治,素为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发展史者所注目。其所以能在社会动乱之后,出现一种社会承平、生产发展的“治世”局面,与当时统治者重视立法与吏治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生产责任制与经济委托制

本文通过对生产责任制的分析,提出在一定的范畴内使用“经济委托制”的概念,并试图论及这种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必然发展趋势和优越性所在。     

唐代的政治生活和唐代诗歌

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和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阶级关系相联系,离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环境的文学作品是不可想象的。就是那些以幻想形式出现的作品,也总是要伴随着现实生活的影子。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各个封建王朝在政治生活上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只有说明政治生活     

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试论森林对唐代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影响

史学界对唐代经济重心南移作过不少讨论,本文拟从自然生产力方面,再作进一步的探讨。为了有一个较为确定的空间概念,本文将唐江南东、西、淮南道划分为南方经济区,京畿、都畿、河南、河北道划分为北方经济区。因为淮河是南北自然分界线之一;南北经济区分别位于长江黄河流域中下段,分别是两流域最富饶的地方,先后是唐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主要基地,也是赋税的主要征收地;两区人口合计数是唐代全国人口数的70％,人口最为稠密。这样划分使地域明确具体,有利于本文的分析,更具代表性。     

唐代的礼治

统治有低级统治和高级统治之分。高级统治必须是在法治的基础上 ,强化礼治。礼治是指以思想教化、文化制约、道德规诫为主要手段的统御。唐代中前期 ,是一个典型的重视高级统治的社会。其礼治御官化民的主要措施有 :续汉制尊儒倡道 ;育官吏九经举仕 ;倡官德诏谕劝勉 ;重孝义旌表门闾 ;尚敬让行乡饮礼 ;禁左道违礼必究。唐代的重礼治 ,对今世也很有启示意义。     

进退之际:唐代士族与科举取士制之关系及其影响

科举为唐代入仕和迁转高品官之正途,士族凭借其在政治势力、社会地位、文化条件、教育氛围、经济基础和居住地域等优势,利用体制漏洞,在科场中获取远多于庶族的好处.科举取士制既促进了唐代士族由经学世家、武力强宗向文学家族的转变,也使其家族价值观念由重门第转向门第、科第兼重.短期来看,科举对士族家族的衰落具有延缓作用,长期而言,却对士族家族的衰亡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唐代的夜生活

唐朝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夜生活格外兴盛。唐朝人以其特有的自信。。和丰富的创造力,为自己铺设了夜间娱乐的美妙园地,其中,夜间的宴欢聚会、娱乐游戏和节令夜生活,构成了当时夜生活的主要内容。唐代人通过对自我生活方式的改造,把生活情趣调节得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