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政府在决策中对民意调查的应用

瑞士政府对民调的使用程度相对较低,但民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应用并在特定条件下影响政府决策。政府通过民意调查获取相关信息,此外,民调结果也应用于其他领域。     

“数字化”的社会心理展示——近代中国“民意调查报告”论析

近代中国民调甚多，但调查结果多以新闻报导形式发布，正式的民调报告殊少。从比例上看，号称有调查报告的民调不到一成，科学规范的调查报告更属寥寥。就内容观察，近代民调报告大多涉及政治与外交，其它层面内容不多。从技术上审视，除少数例外，近代中国的民调报告相对幼稚，原因在于调查者大多缺乏社会学、心理学和统计学专业训练，与国外同行也缺乏交流。尽管如此，近代民调报告以“数字化”形式，将国人在内忧外患处境下的心理状况展示出来，对动态认识近代中国不同历史阶段政治、外交及经济社会变化的社会心理基础，提供了与文本叙事类历史文献不同的信息资源，具有重要的思想与学术研究价值。     

战略管理：政府绩效评估方法改进的新途径

政府部门所面临的内外环境日益复杂，使得政府对绩效评估及其方法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政府部门在绩效评估中需要引进战略管理，树立应用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方法战略理念，运用平衡计分卡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运用系统思维建立健全绩效评估信息系统，借助SWOT分析合理选用绩效评估工具，对政府绩效评估方法进行改进，推进政府绩效评估方法的创新和发展。     

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分析

政府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具有一定的结构。从其历史发展来看，都经历了在组织结构上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在掌握的权力和管理的事务上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有人把它称为官僚政治的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过程就是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过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进行分析，在方法上，需要把经济分析纳入政府研究的视野；在具体内容上，涉及对权力、政府组织机构的设立及其人员的配备、政府的作用、政府支出等问题的研讨。我国政府部门所存在的自我扩张行为，反映了旧社会官僚政治的残余，它一方面是…     

从韩国涉华民调来看韩国民众的对华认知

中韩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2003年至2023年韩国涉华各类民调（民意调查）结果来看,韩国民众的对华认知呈现出负面倾向,这与不断深入的中韩关系严重背离。韩国“烛光革命”让世人看到了韩国民意对当政者及政策的影响力。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韩国民调结果可能成为未来中韩关系稳定发展的潜在隐患,中韩两国都需要思考如何实现真正的“民心相通”。韩国有关涉华民调数据显示,在未来中韩关系发展中“朝鲜因素”可能成为扭转韩国民众对华负面倾向的重要抓手。     

两种数据秩序及其法律回应

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数据要素可以带动其他类型要素的开发利用，这需要提供系统性的政策和制度支撑，也需要中央政府部门在整体上推动。“数据二十条”系统地明确了若干制度性配套措施，集中在数据产权、数据流通与交易、数据收益分配以及数据要素治理四个主要领域，但相关研究仍然较为分散。从结构性视角出发，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数据秩序：一种是网络化数据秩序，该秩序在平台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形成，更强调扁平化与市场化，希望打破要素流动的地域界限，强调通过网络连接形成不同社会关系，进而获取用户在场景中的行为数据加以利用；另一种是科层—属地式数据秩序，即由各级政府在辖区内通过推动企业数据交易实现数据价值，并通过加大对公共数据的供给来满足市场需求，属于典型的工业化生产方式。数据秩序（具体而言是数据生产和流动结构）的存在先于并影响数据确权、交易和权益分配等具体制度，有必要解释其如何在不同生产方式下需要不同的数据基础制度。     

各界评论马英九执政周年

1、中央社：民调回升马英九走出最坏时刻 5月19日中央社发表评论指出，马英九就职周年，民调支持度从低荡到回升，逐渐走出最坏的时刻，现在就看他如何掌握百年难得一见的历史浪头，扩大施政成果，凝聚朝野，带领台湾向前迈进。     

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信任:一种风险感知的解释框架

风险孕育出潜在的政治危机,并冲击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认同感与归属感。通过分析一组美国全国性调查数据,本研究尝试回答构成公众风险感知的因素如何影响政府信任。研究发现:人们的安全风险感知程度越低,政府信任越高;而公平风险感知程度与环境风险感知程度越高,政府信任越高。大众媒介来源亦对不同类型的风险感知产生了一定影响。高风险感知并非一定会降低人们的政府信任,风险社会亦为建构政府信任提供了有利机会。政府部门可通过积极建立风险规避与风险管控机制,提升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引入"风险感知"作为解释框架,有助于重新考察风险社会理论如何应用于政府信任建构,从而为我国新时期风险社会治理提供政策启示。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弱化政府部门同企业的直接联系

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弱化政府部门同企业的直接联系张运城（四川教育学院政教系副教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迫切要求实施政府职能的转变。我认为，其关键在于必须弱化政府部门同企业的直接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从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内的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     

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内涵、开放进程及治理框架研究

我国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建成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相继制定了法律法规保障政府公共数据开放和共享。对政府数据开放进行治理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也是政府部门在大数据时代面临的新挑战。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提供了政府数据开放各种技术创新的治理经验,但是相关治理理论发展却没有能够提供统一的治理框架,也未能挖掘出对政府数据开放治理法律规制方面的理论自足与逻辑自洽。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数据开放的作用,应创制统一的公共数据保护和数据开放基本法律,制定切实可行的政府数据开放策略,完善公共数据管理措施,加强政府数据开放行政执法。     

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

政府信任是评价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核心指标,通过服务质量管理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在对289名社会公众服务质量与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研究表明: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各维度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个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从行政人员素质、服务平台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对政府部门服务质量进行积极管理,以提升社会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水平.     

新中国“部际协调”六十年:过程、困境与对策探索

协调政府部门间关系(部际关系)是政府机构改革的主题之一。根据社会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部际协调程度这两个基本变量,可以将1949年以来的中国政府部际协调分为四个不同的历时性形态。从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历时变迁中,以主动协调为特征的"伙伴关系"是政府部际协调的应然方向。但是,在实然层面,政府部门间的"权责壁垒"是建构"伙伴关系"的机制性障碍。因此,突破"权责壁垒"是建构"伙伴关系"的核心问题。而要突破"权责壁垒",建构"伙伴关系"则需要从宏观层面搭建"两个平台",从微观层面建立"四个支柱"。     

台湾“八八水灾”的应急机制评析

截至8月25日，台湾“八八水灾”已造成逾650人死亡及失踪，在台湾历史留下沉重一笔。马英九和“行政院长”刘兆玄遭遇岛内外媒体及民众排山倒海的“谴责”，来自美国、日本等国际媒体同样言辞犀利，内忧外患的马政府的公信力及权威受到严重冲击，民调一落千丈。     

试论建立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目标含义

一、认真转变政府职能：设立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层次目标我国传统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是在50年代初参照前苏联斯大林“命令经济”模式建立起来的。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政府部门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界限不清，政府部门经济职能过于扩大，往往用行政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被视为理所当然。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是通过政府机构中的计划经济系统来组织的，即投资、消费和出口均按计划经济对总需求的管理程序，首先反映到基层政府部门，经基层机构加以审核和选择后，再向上级部门层层上报，其中包括各上级政府部门的层…     

美国特许学校考察报告——试论建立中国特许学校的政策取向

进入21世纪以来,关注学校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其政党组织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热点、焦点之一。从政府部门的主导、政党组织的介入、社会群体的参与、各类技术的应用、学习主体的唤醒、到学校自身的变革,无不渗透着对创新人才的渴望、对学校教育的希翼和对主体生命的尊重。本文主要通过笔者亲身参观学习美国特许学校的成功经验,从分析美国特许学校的发展历史和国家政策导向入手,结合我国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现状,探讨建立中国特许学校的若干政策建议,以期抛砖引玉,繁荣和促进我国教育管理科学的发展。     

经济人假设与政府行为

经济人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本文以人的经济人特性为出发点，分析现实中的政府行为。“是什么样”。即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公共权力对社会进行管理和服务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谋取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行为。其次从政府的产生和性质出发分析政府行为“应该怎么样”，即政府行为应该是基于价值合理性之上的行为，这种价值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对公众负责、合法、合理、公正。而要保证政府行为的价值合理性，最主要的办法是使政府的公共权力受制于良性的约束机制之下。     

美国近年经济政策简评

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制定的。美联储独立于美国的政府行政机构,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美联储与有的政府部门,如负责货币管理的财政部却表现出同一性。美国财政政策包括在年度联邦预算中,该预算由总统提议并通过总统与国会之间的谈判最后确定。产业政策、福利政策和就业政策均由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共同制定和实施。     

我国地方政府质量管理的障碍因素及其优化原则

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需要对政府进行有效管理,质量管理成为政府提高效率的重要方法。当前我国政府质量意识的缺乏、政府机构规模过大和政府现有管理体制等因素阻碍质量管理在地方政府部门的应用,推进地方政府质量管理需遵循顾客满意原则、全员参与原则、全过程控制原则和持续改进原则。     

美国对大陆、台湾关系"双提升、双施压"及其战略思维冲突

“双提升、双施压”是美国小布什政府对华对台政策的显著特点。造成这种对华对台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对于美国在台海的利益存在不同的判断，对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的判断存在严重分歧，以及自由主义的相互依存理论与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的不同的战略思维传统导致不同的对华战略。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