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另一个视角——基于非均势核威慑的分析方法

实现朝鲜半岛南北统一是韩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之一,被列入了现行宪法,成为韩国对朝政策的基点。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与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期的对朝"和平统一政策"迥异,但都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基于"非均势核威慑"的分析方法可以知道: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维持韩美同盟对朝"单向核威慑",韩国可以低成本地确保对朝外交优势,并掌握朝鲜半岛统一的主动权。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实施至今,正面效果并不明显,从"非均势核威慑"的视角看,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负面效果可能使朝鲜半岛,甚至是东北亚安全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冷战后美国对朝决策认知分析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朝政策始终在遏制与接触之间徘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政府以对朝接触为主,美朝关系大幅度改善。布什政府在其第一与第二任期分别采取了遏制与接触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奥巴马政府制定"战略忍耐"的对朝政策,其实质是通过遏制手段对朝施压,迫使朝鲜弃核。然而,目前朝核局势仍处僵局之中。美国对朝政策源于美国决策层对朝鲜的认知。由于美国对朝鲜始终抱有敌视态度,使得美朝关系一直反反复复。这还导致美国对朝鲜以及朝核问题的错误认知,造成美国决策的失误。如果美国政府意图突破朝核僵局,反思对朝鲜的认知,改进对朝政策,推动美朝接触,进而突破朝核僵局。     

美国的对韩认识与美韩同盟关系走势分析

美韩同盟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轴辐式”同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地缘价值及战略地位依循美国政界人士对韩认知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发展样貌,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漠然轻视”到拜登总统的“高度重视”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韩国试图从美国手中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彰显了其谋求“战略自主性”的尝试,美国基于全球战略的通盘考量,则期望美韩同盟突破仅限于朝鲜半岛的适用范围限制,向更为广阔的亚太地区乃至印太地区拓展,不断激活和增强美韩同盟的“战略灵活性”。韩国的安保战略时时陷入谋求“战略自主性”与“对美依附性”之间的两难困境中难以自拔。     

拜登政府朝鲜半岛政策走向及中国应对

拜登政府成立之后,朝鲜半岛也开启了新的局面。鉴于拜登提倡重视“价值和同盟的外交”,韩美同盟关系得到了很大改善,但拜登政府“以同盟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对韩国来讲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与此同时,美国政局的变化使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及美朝关系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拜登政府执政后,中美双边关系仍以“战略竞争为主”,为了不使本就动荡的中美关系掺杂进朝鲜半岛问题的负面因素,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也应加快调整政策的主动性与及时性,制定既具有前瞻性又符合现实的应对之策。     

朝核问题中的美朝决策碰撞

在解决朝核问题的会谈中,美朝决策一直存在尖锐碰撞.之所以出现决策碰撞,主要在于美朝两国对对方的错误认知.美国对朝鲜政权生命力以及"以压促变"政策效果的错误认知,使得美国难以作出正确的对朝政策.而朝鲜对美国态度的错误估计以及核边缘政策的反复使用,使得朝鲜也不断作出不利于美朝合作的行为.     

三八线与朝鲜战争初期的美韩关系

朝鲜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随着战事推进而不断调整,逐步确立了"有限战争"的目标,其中重要的参照点之一就是对三八线态度的变化.美韩之间在这一阶段围绕三八线的分歧和争执反映了美国全球战略与地区国家利益的矛盾冲突.美国调整朝鲜战争目标时,韩国的地位和作用表明了其在美韩关系中的从属地位.     

卢武铉政府对朝政策的核心：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

卢武铉的对朝政策和思想是其赢得总统选举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对朝政策基调是促进南北进一步和解，确保半岛和平与稳定。促进实现南北经济共同体是卢武铉建立南北相互信任，实现南北和解的重要手段，但实现这一目标面临来自朝鲜、韩国内在野党以及美对朝政策的挑战。     

若即若离的韩日关系：评估与展望

冷战后,韩国积极调整对日政策,努力构建新形势下的韩日关系.由于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的掣肘,两国关系的发展并不顺利.经历了金大中政府时期短暂的"蜜月期"后,卢武铉执政后韩日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李明博上台执政后着力改善受损的韩日关系,然而,领土争端使刚刚回暖的两国关系再历严寒.尽管如此,维持美日韩三国协调体制,仍然是韩日两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在美日韩三国协调体制框架下,韩日准联盟关系不会走向决裂.     

美韩同盟:超越的流变趋势

美韩同盟建立后,美韩之间长期保持着紧密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环境和美韩安全观的变化,美韩同盟关系从朝鲜战争到冷战后经历了不同的变化.从现实情况和可预见的东北亚安全局势,特别是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趋势看,美韩同盟关系不仅仍有存续和发展的动力,功能、性质和形态上还会实现前所未有的超越.     

评析卢武铉“和平繁荣政策”下南北关系的发展

韩国卢武铉政府执政后,出台了新的对朝政策即“和平繁荣政策”。3年来,“和平繁荣政策”的实施切实地推动了南北关系的发展,使南北交流与合作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由于双方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以及地缘政治环境所带来的外部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南北关系发展也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展望未来,“和平繁荣政策”所倡导的对话、合作、共同繁荣仍是南北关系发展的主流。     

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与韩国安全战略的错位——以“萨德”入韩为例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承袭了朝鲜半岛分裂和南北对峙的格局,并被处于“一超”地位的美国所主宰.由于失去大国保护,朝鲜开发核武器力图实现安全自救.作为应对,韩国引入“萨德”.然而,“萨德”不能有效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其战略手段与目标严重错位.该现象主要源于美韩同盟中韩国的从属地位以及美俄和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如果韩国要维护国家安全,应当把维护半岛安全作为战略目标,为此,其应当构建真正的南北互信以减轻对域外大国的战略依赖.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近期朝鲜半岛局势变化评析

近期,朝鲜对韩展开了一系列攻势：驱逐韩国官员、发射短程导弹,直指韩国新总统李明博为“叛贼”等等,并宣布中止与韩所有对话并封锁两国边境,朝韩关系跌至2006年10月朝鲜核试验以来的最低点。种种事态表明,朝鲜在进行了数月观察后,结束了对韩国新政府的“探索期”,决定以超强硬对应韩国的强硬政策,这也宣告了双方在南北关系上各自正式进入了政策调整期。     

小布什政府的南亚政策及其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本文历史地分析了美国总统小布什执政以来的南亚政策:重印轻巴、印巴平衡中的重巴和印巴平衡中的重印,运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阐释了小布什政府两次南亚政策调整的原因——中美印战略三角的存在,最后分析了小布什政府的南亚政策对中国安全的影响。     

朝鲜核问题的新形势以及中国的战略评估

自2016年以来,朝鲜核导试验不断、“萨德”入韩进程加速,朝鲜半岛危机迭起,变数增多.中国需要对朝美韩的战略动向以及东北亚地区总体安全形势作出新一轮评估,把我国在半岛的利益、底线和愿景进一步明晰化.在中美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对半岛核问题应加强沟通协调,增强信任,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以及对话解决朝鲜核问题创造条件.     

朝核问题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美朝双方在安全与战略利益以及目标诉求上存在的尖锐矛盾,最终使朝鲜走上了发展核武器之路.朝鲜拥有核武器不仅违背中国及周边大国对朝鲜半岛的基本原则,还为日本发展军事力量提供了借口,同时也为美国军事打击朝鲜创造了可能性.这对与朝鲜咫尺相邻的中国而言,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因此中国坚决反对朝鲜拥有核武器,并投票赞成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有关决议,中朝关系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中国始终积极推动六方会谈持续进行,承担起了国际社会所期望的负责任的大国重任.毋庸置疑,未来中朝两国还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传统友谊.     

中国对朝政策走向探析

本文将中国的对朝鲜政策走向置于2012年朝鲜新领导人上任后,朝鲜新形势对中国影响的背景下进行分析,通过中国目前对朝鲜政策背景、基本内容梳理,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探讨中国对朝鲜政策走向。新现实主义主导中国对朝鲜政策的国家利益关系,新自由主义主导中国对朝政策的国际合作。未来中国通过国家利益、国际合作机制使其在中朝关系中占有影响力的地位。     

“钟摆现象”与中韩关系发展

1992年8月24日,中国与韩国正式建交,结束了相互敌对的历史,开创了中韩两国合作共赢的新阶段。30多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成就斐然,但由于两国关系利害相依、朝核问题认知差异、社会文化分歧以及美韩同盟的影响,韩国外交在“亲华”和“疏华”之间来回摆动,形成特有的“钟摆现象”,由此,我国的对韩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新时代新阶段,中韩关系要在大变局下行稳致远,摆脱忽左忽右的极端摇摆,就要立足长远角度和战略全局,摒弃零和博弈的外交观念和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使中韩关系健康发展。     

战争动员:朝鲜战争初期杜鲁门政府与公众舆论

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通过分析各方面因素确定了战争动员的目标,即出兵朝鲜半岛是美国进行的一次反共集体安全行动.政府希望透过新闻媒体强化出兵的正义形象,引导公众舆论的走向.同时,公众舆论也对政府战争动员政策施加影响,迫使政府不断调整宣传方式与宣传强度.杜鲁门政府的战争动员政策在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反共集体安全行动与控制战争规模、冷静处理朝鲜危机的实际中不断寻求平衡.政府与公众舆论的互动对朝鲜战争的走向甚至美国政坛的发展都产生了诸多的影响.     

“阳光政策“评析

金大中上台后,韩国对朝鲜的政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台了“阳光政策”。“阳光政策”是在韩国前几任执政者对朝鲜政策流产、韩国经济正处于最危急时刻、韩国党派之争与劳资矛盾激烈的背景下出台的。“阳光政策”的实施对缓和南北双方关系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受到了韩国国民及世界各国舆论以及领导人的拥护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