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都市圈价值导向、城市功能和产业三位一体的转变

长三角都市圈目前已经跨入了从竞争转向竞合、从产业一体化走向功能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新阶段.本文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转型创新发展,首先需要依赖于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城市功能的转型又需要城市价值导向的转型为前提.在长三角区域由“产业一体化”向“功能一体化”发展转变中,本文指出区域制度合作是实现长三角功能一体化的核心与关键,并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合作、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制度合作的整体框架.     

发达国家的技术战略和收益结构革命

随着技术战略在发达国家核心地位的确定,整个西方世界成为技术研发的“中央根据地”,他们系统创新和解决好制度、法律、规划、政策等与技术战略有关的关键性问题,从而促进了技术革命和企业收益的结构革命,也就是无形资产的经营收益,成为发达国家以及他们的经济支柱的——企业和公司的收益主要源泉.这种变迁昭示着世界企业未来发展的转型焦点.这些无疑对我国的国家战略选择和实践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

大规模制度变迁改变了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法治国家、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为转型国家重构国家治理模式的目标.受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制约,转型国家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制度与治理危机,进而影响了转型期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绩效.转型国家的制度结构与治理形态已大致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但强化政府能力建设,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关系依然是转型国家治理模式构建的关键.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的视角来研究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可以拓宽转型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同时也对未来的转型战略选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的结构性问题

制度反腐是国家廉政建设的核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反腐策略逐步实现了由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历史转型,初步构建了有中国特色的廉政制度体系.由于缺乏“国家制度建设”层面的顶层设计,中国目前的廉政制度体系存在着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的悖论性问题.要从根本上扭转“前腐后继”的病态格局,必须立足于国家制度建设的理性思考,构建宏观与中观层面有机结合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以解决目前的制度剩余与制度短缺问题.     

越南革新以来的马列主义民族化策略

重新界定国家当前所处社会历史阶段;提出并诠释"向社会主义过渡道路"的主要内涵;对苏东国家解体与转型及时进行反思;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承担责任;为了强化与统一思想认识,重新审定、出版马恩经典著作;积极借鉴其它国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接东盟各国的社会政治生态以争取侨民;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政策和分配制度,一切以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旨归;改变过去"一边倒"的对外路线;从战略高度重视制度性危机和执政安全,加强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积极应对党内外的争论与错误思潮,等.越共中央的这些策略造就了其马列主义民族化实践的巨大成功.     

家族企业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

近年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家族因素和创业问题相结合产生了独特的理论问题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对家族创业文献的梳理评述,基于家族创业的家族嵌入观和创业家族模型等理论架构,试图建立在家族独特资源库、家族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之间的关系模型,以理解家族企业的创业成长行为.并对中国制度情境下的家族企业成长模式进行了理论分析.一个理论推断是,从机会导向向创业导向的战略转型是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必由之路.     

“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论意涵与现实指向

“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是对区域与国家发展关系进行的系统思索,是我国区域发展实践的理念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汲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思想、中华文明的整体性文化和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局战略实践的滋养,经由从“城市战略定位”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再到“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命题嬗演,逐渐提出“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念。“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理念需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基本目标、以系统观念为思维方法、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重要抓手贯彻落实到具体政策实践中,才能彰显现实力量。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韩美同盟转型及其区域影响

韩美同盟在军事安全、经济科技等方面正发生根本的转型。促使韩美同盟转型直接的原因主要有美国挑起的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朝鲜半岛的内生变量等。韩国的地缘战略和外交路线正在由“安美经中”转向“安美经世”,从过去单纯的“美主韩从”转变为引导、利用美国为其成为所谓“全球枢纽国家”的目的服务。韩国的国家整体战略指向加速西倾，并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走得更近，中美韩三角关系愈加失衡。美国正在借俄乌危机加快打通北约和印太两个同盟板块，促使北约对接遏制中国的使命。韩国处在东北亚棋眼的地缘位置，类似于乌克兰在欧洲的地缘区位，韩国应在“齐楚”之间寻求战略平衡。     

学科交叉视域下的高等教育转型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作为知识创新高地和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面临诸多挑战:学科发展从“高度分化”走向“交叉融合”;知识生产从“学科中心”走向“问题导向”;人才培养从“专业教育”走向“跨学科教育”.在这一背景下,学科交叉是推动大学知识创新的内在驱动力,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大学顺应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基于学科交叉的教育转型,已成为高等教育应对现代社会变革、适应人才培养需求的时代命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创新驱动机制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大转型期,宏观上支持中国长期增长的各项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创新驱动的内容包括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制度创新、战略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驱动机制就是以改善供给为实现路径,在政策导向上实现一系列的转型:在政策激励方面实现从“投资激励”向“创新激励”的转变,在政策内容方面实现从“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的转变,在创新人才培育方面实现从单一到多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措施包括: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大力推动产业创新;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推动结构创新;加强建设产学研体系,积极推动体制创新;优化创新创业环境,重点提升文化创新.     

制度变迁中的"浙商"转型:从战术企业家到战略企业家

基于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承载者和推进者的认识,以“浙商”概念的学术性界定为逻辑起点,从战略企业家能力角度切入,结合浙江经济体制变迁的特性,研究作为企业家的“浙商”从战术企业家向战略企业家转型的约束、路径和保证。战略企业家能力是指企业家的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战术企业家是绝大多数作为企业家的“浙商”的成长起点。“浙商”要从三条路径、一项保证的角度实现从战术企业家向战略企业家的转型。     

中国残障福利政策模式的战略转型与"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

本文从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史角度,依据社会福利理论,主要运用文献回顾方法,以西方国家残障福利制度历史经验为参照,首次系统回顾、总结中国残障福利制度发展规律.笔者认为2010年是中国社会福利元年,残疾人福利是社会福利制度与福利时代的重要内容.中国残障福利制度与服务体系分为两大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前尚未成为"独立性"政策议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人道主义式道德化"福利模式,制度化与法制化残障福利制度初见端倪.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宏观社会处境下,道德化福利模式战略转型迫在眉睫,构建和谐社会迫切需要"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本文首次提出"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范围内容,指明未来发展的战略重点与优先领域.最后笔者根据现代杜会福利制度发展变迁普遍规律与历史经验,充分考虑中国的现实状况,针对残障福利工作战略转型,建立"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状况,提出若干宏观战略思考与政策建议,描绘"积极性"残障福利政策框架建设路线图与方向,明确阐述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福利和残障福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主体角色与国家行动议程.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经济转型研究的新视点--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

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转型当作一个仅靠宏观经济变量分析就能解决的技术程序,这种简单化和理想化的思路导致了一些国家转型的受挫。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到“北京共识”的演变反映了人们对转型的认识。目前,包括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都认识到,把经济转型的研究放在制度变迁和制度演进的框架下优于主流经济学框架下的分析,而“中国模式”的转型进程也恰恰支持了这种观点。     

中国崛起呼唤强大海权——评《国家海上安全》

海上安全作为影响国家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日益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海上安全>一书在梳理与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一个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层次全面探讨了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强大"海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双重战略导向、创新模式组合与企业战略转型

渐进性创新与突破性创新是推动企业战略转型的两种创新模式,两种模式各有优点和局限性,坚持单一创新模式会制约企业的战略转型。两种创新模式存在内在的联系,将它们科学地组合到一起,可以让两种创新模式“各司其职,各见奇效”,有力促进企业战略转型。战略导向会从根源上影响企业的创新模式选择,坚持市场导向或企业家导向的企业会分别倾向于选择渐进性创新或突破性创新。市场导向与企业家导向之间表面上看存在一定的矛盾,实质上是内在的统一,这为创新模式组合提供了支撑。     

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及其对劳企关系的影响

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既是保证企业管理效率的重要因素,也是对企业员工的激励和约束产生深刻影响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国有工业组织权威结构从从国家主导的“神圣型权威”向企业支配的“效率型权威”转变;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权威关系从“身份报酬型权威”向“行为报酬型权威”转变;普通员工对企业管理者的权威认同从“价值合理性权威”向“工具合理性权威”转变.国家自上而下强制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国家与企业关系的变革,以及国有企业自主创新的制度实践,成为国有企业组织权威变迁的合法性制度基础.同时,国有工业组织权威变迁对建构和谐的劳企关系产生了明显影响和挑战.     

拓展中国路凝聚中国心实现中国梦——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观点纪要

2013年3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以“中国现代化:道路与前景”为主题,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国际体系、价值观和中国学学科等八个领域,全面深入展开探讨.与会者从不同视角概括中国道路的规律和特点,剖析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集中探讨“中国梦”在各个领域的实现条件,深化对“中国梦”、“中国路”、“中国心”的内涵演绎.与会者认为,“中国梦”引领下的“中国路”,就是独立自主、改革开放、转型创新、和平发展之路.“中国梦”、“中国路”、“中国心”三者紧密结合,未来10年的中国发展既有宏大前景,又有战略突破点和实践着力点.     

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

“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 :第一 ,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 ,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 ,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 ,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 ,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 ,主要是东欧 ,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 ,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本文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 ,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 ,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 ,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 ,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 ,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