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二十年“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

“钱钟书热”是 2 0世纪八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化现象。在短短的二十年中 ,它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本文从接受史的角度 ,回顾和考察了这二十年中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以及“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     

近20年来大陆"文化热"与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

自80年代以来学术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文化研究热潮,参加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学者,也有中青年专家,其研讨范围几乎涉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一时间,文化思想研究成为大陆学术研究的主潮,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这一浓郁的文化思想研究氛围的影响下,学术界在研究革命家之孙中山的同时,也开始从思想文化视角来分析理解孙中山,将大陆孙中山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拟在回顾20年来大陆"文化热"和孙中山文化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二者的互动关系,揭示新时期大陆孙中山研究的演化规律.     

钱钟书《管锥编》语言研究的文化视野

钱钟书先生在其文化巨著《管锥编》中 ,对中国古代语言细心爬梳 ,探寻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汉语充分表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观念、民族意识、伦理观念、认知观念 ,钱钟书先生的语言研究为整体把握中国文化精神提供了新的途径 ,具有意指未来的开创意义     

从"象喻之辨"看钱钟书的中道观

钱钟书先生在论及"象喻之辨"问题时,能发前人之未发,运用一以贯之的中道思维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深层考察.既不像章学诚那样,只停留在理有相通的表面上,而是更进一步揭示出貌同下的心异;也不似冯班那样执著于二者的阡陌划界.钱钟书先生同时也指出体异而不害用同.中道虽成于"二道相因",但二者并不是斤两悉称,而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     

从"感觉结构"到"文化唯物主义":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批评逻辑

本文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个角度分析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逻辑。威廉斯以社会经验的考察为基础,研究"感觉结构"与社会意识、生活实践之间的关系,关涉到"社会结构"、"文本结构"、"社会秩序"等发展动态。"感觉结构"是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核心,通过语言学和文学批评的方法,他将"感觉结构"、文化生产、文化传播有机地融合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从"感觉结构"到"文化唯物主义"的演进呈现了威廉斯文化批评理论发展的总过程。     

论曹禺和钱钟书的"围城"世界之比较

曹禺与钱钟书是现代文学史上戏剧与讽刺小说的两座高峰.对人生困境的挖掘,曹禺重深,将人生的困境深层地挖掘;钱钟书重广,揭示人生无止境的围城命运.两人的围城世界在"城与人"的关系、叙述视角、"出走戏"之后情节结构等三个方面的表现各具特色,这与其各自的思想构成、艺术个性和不同文体的表现方式密切相关.     

与文化同在--论钱钟书对中国现代学术之启示兼及钱氏文化性格

钱钟书在 2 0世纪出演的是一个“纯粹的文化人”的形象 ,其学术之路是循着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的“实学”精神与“学隐”方式发展而来 ,钱氏的“实学”与学术建树实现了古今罕见的文化大对话 ,其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最杰出的贡献 ,在于以“全球化”的视野为 2 0世纪现代型的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双向互动的学术语境 ,引领和推动了当代中国学术的成功转型     

人性透视与文化批判:鲁迅、钱钟书小说主题之比较

鲁迅和钱钟书的小说在人性透视和文化批判上都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和深刻性,他们的小说均以苛刻的标准过滤传统和现代视域中的人生百相,由表及里地揭示人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其清醒的批判意识与深刻的反思精神能够提升文学彰显人性和世界的审美品格。     

解析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

"张爱玲热"在中国大陆从20世纪80年代产生二直延续至今.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经历了最初产生、消退、再度兴起的过程.从接受美学的代表人物姚斯的接受理论出发,可以从接受环境的变迁分析出在新时代"张爱玲热"产生、持续的原因.     

"大众化"叙述中的文化张力--论"文革"前十七年通俗小说的生产与传播

通过考察"文革"前十七年通俗小说的生产与传播可以看到,在"大众化"叙述话语的背后包含了时代文化的巨大张力.一方面,主流话语对通俗小说以及孕育它的民间通俗文化采取一种拒斥、轻视的态度.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各种文化机制改造它们.这样的一种纠葛反映出建国后文学特有的生产和消费的游戏规则,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不同文化力量之间的潜在冲突.     

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

董仲舒的天是多义的,一是整个宇宙,一是与地对应的上空,一是本原,一是神灵.神灵的天会与人君发生精神感应,天人感应经过一系列论证以后才确立的.董仲舒的天与<圣经>中的上帝相比,有位置、形象、说话、创造、祭祀等许多方面的不同.<圣经>中的"上帝"有很多故事情节,而"天"则没有任何故事情节,也不说话,天比上帝更抽象.上帝与天,是信仰的不同,没有优劣之别.     

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语境里的大众文化

当代西方文化的研究理论中，对大众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向。在这种语境中所理解的“大众文化”，主要是从它生产的条件和消费群体及其消费方式着眼的。它的生产条件包括3点：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文化产品被快速地复制；二是文化生产的主体掌握和利用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工作；三是人们观念的改变为大众文化的生产提供了必备的心理基础。它的消费群体是“大众”，大众消费文化的方式，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消费者在消费文化产品、满足精神需要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有意义的生产。大众文化与通俗文化及文化产业密切相关，大众文化是商品化的通俗文化，通俗文化是工业社会中的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则是当代社会生产和消费通俗文化的产业化方式。     

近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概说

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学术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更客观、理智、冷静的研究 ,无论是对其主要精神和成就的发掘 ,还是对其缺失的反思都达到了新的境界     

经史分途的“文化层级”和“身份选择”意识——以司马迁及《史记》为中心

司马迁之《史记》开＂正史＂之先河,在这关键的转折之中,文化背景与民族心理因素至关重要：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分,实为一种＂文化层级＂意识,与＂三不朽＂的人生＂价值层级＂相对应,二者皆中国特有;再者,由于世易时移,进入＂经＂书行列的时代契机不复存在,加之司马迁个人身份特征与孔子式＂圣人＂形象不合,没能如愿进入＂圣人＂行列...     

风险文化研究与国家信息安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下的传媒文化责任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开始步入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增长和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特别是网络与卫星通讯技术的普遍使用,推动了社会结构变迁、经济利益重组和权力格局的演变过程,使得心理意义上的社会不安全和各种损失的不确定性日益突出。随着对世界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现代各种制度控制确保社会安全的能力产生了怀疑,人们的风险意识在增加,对风险社会的研究也在深入,从而形成了一种风险文化现象。风险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风险社会研究。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使当代中国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信息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大众传媒在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信息文化安全方面,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以营造有利于当代中国人的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     

钱大昕的社会政治思想

钱大昕是乾嘉学派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经史考证成果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巨大。在这些经史考证成果中,隐含着积极的经世意识和深刻的义理内涵,隐含着诸多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他对国家统一的颂扬,对文字狱的不满,对专制暴君的批判,对仁德之治的向往,对广大妇女的同情,也包括他的某种民族意识,等等。我们研究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思想史,对此应该有充分认识。     

钱锺书《容安馆札记》批评宋代诗人许月卿发微——兼及钱先生论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

钱锺书先生在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对宋末理学诗人许月卿的诗文进行了毫不宽贷的批评,其评语蕴含着丰富的诗学内容,与《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相关内容比对,可以诠释出钱先生评语的深度内涵。同时,它也启示着我们应当发掘钱先生对理学、气节与宋末诗歌关系的卓见,重新审视理学、气节等因素在钱先生诗学评价体系中的位置。     

钱穆孔子与《周易》关系说考辨

中国学者中最早系统论证孔子与《周易》无涉的当为钱穆。在此之前,日本学者本田成之已有此说。因此,不能说这一 著名的疑古论点没有日本汉学的影响。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记载来看,否定孔子与《周易》经、传有关,显然是不能成立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