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立法中的扩张权、限缩权与排除权

在我国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 ,同时享有自治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双重立法权。自治立法权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享有的立法权 ,地方立法权则是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而享有的立法权 ,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在自治立法中 ,立法机关分别具有扩张权、限缩权和排除权的权能 ,而地方立法权则不具有这样的权能。因此 ,正确区分自治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 ,并正确的行使自治立法的扩张权、限缩权和排除权 ,是完善民族立法 ,充分行使民族自治权的基本前提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 2 0条第 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 ,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 ,其内容属于刑法第 2 0条第 1款的一部分 ,并受第 2款的限制 ;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 ,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 ,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 ,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 :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 ,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特殊防卫权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第20条第3款确立了特殊防卫权,对此要从法条内部的关系和立法精神来理解.其实质是一个提示性规定,其内容属于刑法第20条第1款的一部分,并受第2款的限制;它并不是多余的法条,蕴涵着深刻的立法精神.一方面它鼓励公民勇敢地同犯罪作斗争,这并不会导致防卫权滥用,因为特殊防卫权是有限度的.另一方面它提示司法人员调整执法观念不要再轻易地把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案件定为防卫过当,也不应要求防卫人承担行使特殊防卫权的举证责任.     

医疗救助过程中精神障碍者重要权利的立法保护

精神卫生问题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相继通过立法形式对精神障碍者的重要权利予以保护。鉴于我国目前尚无针对精神障碍者权益保护的专项法律法规,文章借鉴国际各国立法,比较分析了国外精神障碍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权利保护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并充分论证了我国两部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优点与不足,探寻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遗漏,认为我国的精神卫生法应与国际接轨,加快完善医疗过程中精神障碍者重要权利的保护,维护私权体系的完整。     

论社员权的概念、性质与立法

社员权是一项不为人们熟悉的民事权利。社员权,指基于社员资格或地位,社员享有的权利总称。在社员权的性质上,存在诸多错误认识。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社员权应当进入民法典。社员权规定在“法人”章节为宜,同时在“民事权利”章节中宣称自然人、法人享有社员权。     

论知情同意权与紧急专断治疗权的适用关系

患者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紧急专断治疗权是相对存在的概念。前者是患者个体人格自由、独立和尊严理念的产物,而后者适用的重要前提是对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排除。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医患纠纷的复杂性,医方会面临价值观选择的困境,在实践适用时难免产生矛盾冲突。对患者知情同意权作出适当限制可以有效减少医患双方的纠纷。     

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人应当享有死亡的权利。本文从死亡权所赖以存在的理论依托和宪法根据入手 ,对死亡权的特点与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做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我国对配偶权的立法完善及其保护

配偶关系作为一种权利制度是由英、美、法等国家率先规定在法律之中。我国《婚姻法》虽然涉及配偶权的一些具体内容,但对配偶权没有作出明文规定。从配偶权的概念及特征的法理分析入手,阐述了我国法律规范配偶权的概况及立法缺陷。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与之修改前相比,对配偶权的内容和保护性规定有一定突破,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对配偶权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现行民事法律对配偶权的保护机制不完善;《民法通则》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与对包括配偶权在内的身份权存在明显不协调。强调我国婚姻家庭法应充实和增加规定配偶权的内容。首先,婚姻家庭法中应增加规定新的配偶权类型:应把夫妻间的同居权作为一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规定在法律条文中;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夫妻有日常家事代理权。其次,婚姻家庭法中应补充完善已经规定的配偶权的一些派生性的权利:在“家庭关系”一章中明确规定夫妻有相互忠实的法定义务;将“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改为“夫妻有相互协作的权利和义务”;增加对生育权的保护性规定。设立配偶权的保护机制,应当认定侵害配偶权的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以及民事责任的承担。     

防卫权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防卫权的立法根据主要有自然根据、社会根据、法理根据;其成立条件可从前提条件、基本条件及限制条件三个方面把握;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防卫权的规定用语不规范、“必要限度”的表述过于抽象,而无限防卫权的设立可能带来对正当防卫权的滥用,因此应当加以完善。     

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立法的价值选择与体系构建

以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立法作为切入点，通过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内涵、特征、类型、成因及发达国家应对机制的分析，在概括国内外立法概况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立法的目的价值选择、平衡及其法制体系构建，目的在于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立法，使其发挥应有的预防、调控与应对作用。     

我国集体林权流转立法的模式变革与实现路径

集体林权流转是促进集体森林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途径,也是切实保护林农权益的客观要求。我国现行集体林权流转立法注重对林权流转行为的管理,忽视对林权流转行为的激励和促进,具有管理型立法的模式特征。这种立法对集体林权流转行为的管理过当,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集体林权的顺畅流转,又易于导致法律权威性的丧失。顺应林业的产业特点与发展规律,我国集体林权流转立法需要选择促进型立法模式,合理划分政府的管理权限,强化政府的服务功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确促进集体林权流转的立法目的,剔除现行立法中不合理的限制性规定,创设促进集体林权流转的激励性措施,增强促进集体林权流转的社会化服务,构建合理的生态利益供给与分享机制。     

试析国外股东提案权的有关规定及其对我国公司立法的启示

一、国外公司法中股东提案权的概念、性质 股东提案权尚未纳入我国公司立法中。但在国外许多国家公司立法中,已规定股东为保护自己合法权益,享有股东提案权。从而强化了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作用,增强了股东大会活力,使股东意愿能够充分反映到股东大会中来。 日本公司法规定,连续6个月以上持有已发行股份总数1％的股份或者300股以上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6周以前,以书面形式向董事请求将一定的事项作为股东大会     

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刍议——以香港基本法第17条发回权条款不确定性为视角

央港关系的矛盾在基本法世界中具有普遍性。作为一种宏观的政治构想,"一国两制"事业的繁荣发展有赖于人们运用法治思维,在基本法实践过程中积极正确地对待央港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步加以推进。香港基本法第17条在处理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立法权的关系中具有枢纽地位。由于规范结构和立法原则上的深层规限,其第3款设置的中央立法审查发回权条款在启动理由和运行程序上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酝酿着中央立法审查权和香港特区司法审查权的潜在冲突可能。中央立法权与香港特区自治立法权的划分是一个难点问题。厘清发回权条款的规范疑义及其法律效果,明确中央立法审查权的主导地位,可将长期受到遮蔽的中央立法审查权与香港司法审查权之间的潜在冲突消解在萌芽状态。     

中国女性工作权特殊保护立法模式的评估与检讨

中国有关女性工作权的立法为照顾女性的生理特点采用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由于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前提是女性在生理上的不利地位和在社会上的弱者地位,因此这种立法模式实际上强化了传统的分工模式,限制了女性的工作选择权,成为女性平等进入工作领域的障碍,导致女性在工作领域遭遇广泛歧视。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是性别本质主义在女性工作权立法中的反映。这种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福利性保护模式的立法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也与目前国际范围内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理念相悖。     

论刑法对医疗技术革命挑战的立法应对

医疗技术革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给刑法带来了三大挑战:通过对伦理的冲击,直接或者间接地挑战刑法;催生新的犯罪;可能带来技术上和破坏民主政治的风险。立法应对是法秩序稳定要求下的终极选择,但由于影响立法的因素太多,立法往往难以速成。以立法方法应对医疗技术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考察立法的必要性与谦抑性、行为的可规范性、立法的意图与副作用、惩罚的依据与边界等,同时也要考察生命伦理可立法的范畴。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     

农民生态权权利缺陷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影响及立法对策

赋予农民生态权可以使农民成为农村生态维护的权利主体,为农民在生态立法上争取话语权奠定制度基础。然而,生态资源的公共性导致农民生态权权益主体的权利不明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引发生态权利冲突,这使得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遭遇实施困境。为了使作为抽象人权的农民生态权在农村生态保护中得以落实,在理论上应明确生态权在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在立法上需要具体规定作为农民生态权权能的生态知情权、生态参与权、生态公益诉权。     

论民族自治机关立法的“变通”权——对《立法法》第66条第2款的理解

西方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萨维尼就提到法律随民族而成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是自治权中的重要内容,是民族自治法规立法的灵魂。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立论上重新考虑和评析了《立法法》第66条第2款,通过从民事的和刑事的两个方面的案例来洞见出这款但书背后的实践窘境,反复考量这样的立法例究竟是否属于形式上的合宪还是实质上的违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