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东西天地间——利玛窦论人性与道德

明末传教士来华使中西文明之间的第一次实质性对话成为可能。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指出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大历史公案。确实,这次对话既使当时一些先进的士大夫分享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成果,并在某种程度上了解了西方的宗教、哲学思想、观念,同时也使稍后的西方近代启蒙运动的大师们通过传教士的报告和介绍中国文化思想的著作吸取了中国哲学思想中有益的观念,为他们的自然神论、理性主义张大其军。这虽然与传教士们的主观意图相左,但世界文明却通过这种“理性的狡猾”(黑格尔语)获得了向前推展的动力。     

中国小说中的中国人——《阅微草堂笔记》的最早西译本研究

英籍在华传教士托马斯·塞尔比选译中国小说结集而成的集子《中国小说中的中国人》,其中的《鬼魂出没的瓜田》一章,是《阅微草堂笔记·卷四·滦阳消夏录四》中“陈四夜守瓜田遇鬼”故事的迄今所知的最早西文译本.译者身为西方传教士,通过改写、增删等手段,凸显了原著的宗教寓意.早期西方译者在完全主体作为的情况下,对中国著作文本所作的选择,以及对译文所作的处理,在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仍有着新颖的启示.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倪维思眼中的中国人的信仰

在华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美国传教士倪维思（JOhnLivingstonNevius．1829—1893）在其著作《中国和中国人》中所说的，若无真正的信仰，“中国人道德的沦丧和灵魂的堕落终将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倪维思的话有些极端，但他的思想还是值得仔细剖析的，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长期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所形成的复杂形象（尽管这些形象中国人自己可能不认同）。     

早期来华传教士中国文化观

明清之际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开启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篇章.传教士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记述,将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介绍给西方,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中国文化观.认为传教士中国文化观的形成主要受到传教士个人、组织、国籍及传教目的、传教活动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及影响

从明末清初到戊戌维新之前是中国与西方伦理学的早期接触时期,无论是明清耶稣会士的译著,还是林乐知、花之安等传教士的著作,传播的主要是一些宗教伦理观念,兼有一些世俗伦理思想.虽然,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输入还没有真正展开,国人对西方伦理学的自觉传播还没有形成规模,但这一切在客观上都作了西方伦理学在华传播的先导.先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输入为之铺路,就为此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全面的传播做了理论的准备.     

时代背景下清宫廷洋风画的尴尬处境

1699年,意大利世俗画家乔凡尼.杰拉蒂尼随十多名传教士抵达广东,后入值内廷成为宫廷画家,此后近100年时间不断有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服务,开启了中国清代宫廷西洋风绘画发展的黄金时期。传教士和皇权控制下的宫廷画院结缘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双方隐含其中的目的似乎与艺术本身没有多大关联:传教士需要得到朝廷承认,让自己的传教活动合法化,提升教会在华地位。皇帝对西方数学、地理、历法等成就感兴趣,需要传教士为朝廷贡献这方面才智。由于焦点透视法“合乎数理”,西方美术也被当作技术引进到朝廷绘画中,为皇帝绘制歌功颂德的“战功图”以及帝后大臣肖像。上述二者的结合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双方共赢的效果。但作为中西合璧的艺术,表面上风光一时的宫廷洋风画真实的存在状态却相当尴尬。1、传教士影响下宫廷绘画的新局面a,传授西画技法。意大利画家乔凡尼.杰拉蒂尼进入宫廷供职后曾经教中国画家学习西画技法。此阶段西方传教士画家教授给中国宫廷画家的应该以油画技法和透视学内容为主,因为皇帝们不能欣赏原汁原味的油画,而更欣赏绘画中合乎数理的因素。这一传统在康乾盛世时期得以保持,继杰拉蒂尼之后的宫廷洋画师如郎世宁等优秀者都带过中国学生。b,与中国画家...     

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全面分析西方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太平天国运动、戊戌雏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玄革命等四大政治运动的态度.撂讨西方传教士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的原因.揭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辰,进而从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融合的角度来评判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商人、传教士与西方"中国学"的转变

从1820年代起,来华英美新教传教士和商人通过他们在中国创办或支持的出版媒介和他们的著作,批判并否定在此之前以耶稣会士为主的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的认识与研究.他们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停止的、没有历史的文明;中国的民族特性是由排外、迷信和其他恶劣品质构成的;中国法律和司法制度则是以残忍、腐败为特征的,而这又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和著述越来越多地展现中国的负面形象.     

裨治文在华政治活动述论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活跃于西方国家的外交舞台上,一方面是因为身处清政府的禁教政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夹缝中,无法向民众直接传道,所以希望以西方政治、军事力量使中国“开放”,从而有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而他们作为少数熟悉中国语言、风俗、文化的西方人中的主体,得以可能与西方殖民势力产生密切联系。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在华活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