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农民文学"作家——审美误识——从现代文学思潮史看"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研究“赵树理现象”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知识分子原罪意识"与民间立场的认同——论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民粹思想的双重文化心理

现代性在历史转折期生发,鲁迅、托尔斯泰、张承志对现代性的感受导致他们具有不同的民粹思想。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原罪意识”又演绎出相同的民间立场,使他们具有双重文化心理。“知识分子原罪意识”是产生民粹思想的文化根源。中国传统士文化的负罪感使鲁迅强烈地想借助现代性改良社会、启蒙民众,以自由意志坚守民间文化立场;同时,在对封建主义色彩的政权体制又表现出“反抗绝望”的复仇主义姿态。托尔斯泰从“忏悔的贵族”到“赎罪的自觉”都具有浓重的宗教色彩,表现出在道德范围内试图解决社会问题的独特的乌托邦精神。张承志带着青春时代红卫兵情结融入底层民间,强烈的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使张承志对底层人民的忏悔表现出宗教性质的感恩和礼赞。     

"新怨恨"理论视野下鲁迅思想的重读

在“新怨恨”理论视野下重新解读鲁迅思想,认为“怨恨”是21世纪鲁迅研究的新判断,是鲁迅文化反思的现代性体验。鲁迅不但反抗与怨恨中国传统弊端,同时也反抗与怨恨西方现代文化缺陷。     

鲁迅与施耐庵:跨时代的精神承传

从鲁迅对施耐庵及《水浒传》的考证评述和鲁迅对《水浒传》的接受情形看,鲁迅不畏强权,勇于反抗压迫,荷戟鏖战的抗上精神以及崇尚“个人的自大”的独异精神实源于他对《水浒传》文本的缜思细琢和穿越历史时空的联想。在文学层面上,鲁迅从大众语、小说笔法、人物塑造及“杂取种种,合成一个”的维度上获得了解读《水浒传》的启示。     

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以福建"台江事件"为中心

“台江事件”可称之为“五四运动”的殿军之战,围绕这一事件在全国掀起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独立意识。在“台江事件”中,青年学生商讨“闽案”应对办法;组织游行、演讲,促使民众了解“闽案”真相;召开国民大会,促成各阶级的大联合;主导又一场抵制日货运动,表达对日侵略势力的反抗;向政府请愿交涉,力争“闽案”正当解决。这些事实均展现了“五四时期”青年学生的担当精神。     

试论鲁迅小说中"圈子式"的人物形象特征

本文对鲁迅小说中“圈子式”的人物重新做了界定 ,论证了他们所具有的共同形象特征 ,即 :无畏的反抗意识 ,无助的孤独感 ,无奈的妥协者 ,而这些形象特征又是作家特定历史时期内心复杂矛盾的必然外化     

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

鲁迅将自已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立人”,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精神。“立人”的思想赋予他的著述以独特的风貌。鲁迅“立人”的思想和实践,虽然有着发展和变化,但是贯穿了他的光辉的一生。     

反省于内面:聚焦看客原形,正视人性卑污

“看客”是鲁迅以文学形式对民族文化心理进行艺术透视的聚焦点之一。像挖掘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样,鲁迅借助“看客”形象的刻画来开掘人的病态,显示灵魂的深,以逼迫人们反省于内面,“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 梁启超曾经尖锐地指出,“旁观”二字代表了中国人的性质,“无血性”三字是中国所有人的当有物。他在《论私德》一文中分析了“私德之堕落,至今日之中国而极”的原因,强调“哀莫大于心死”,造成了这“不痛不痒之世界”。鲁迅更是无不悲哀地对“看客”做了彻底的价值否定:“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     

存在主义视野下的"鲁迅心路"之一(1918-1925):反击生存虚无、实施自我救赎

本文基于一种完整、独到的存在主义哲学视野考察了鲁迅反击虚无、超越虚无的生命自救心路。指出1918年开始大量写作的鲁迅首先以写作这一行为本身确证了他对虚无沉潜中的“沉默自我”①的反击和超越,对自我生命的积极救赎,而在《呐喊》、《彷徨》之中,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有内在逻辑地看到鲁迅虽则艰难复杂、往复不已,但是也日益勇毅、日益果断的“战士真我”的“出世”路径。通过对《呐喊》、《彷徨》的细读,尤其是对其中一系列与鲁迅有着内在精神联系的人物形象的重新阐释,我们能够看到,鲁迅持续不断地“冲击”自我怀疑、自我否定的“生命自戕”倾向,艰难、曲折地走向对自我生命独立追求的真正肯定与坚守、对“苦难———黑暗———虚无”中的20世纪中国现实的真正批判与反抗。     

国民性·怀疑与否定精神--鲁迅与道家文化片论之二

《鲁迅全集》中有四次提到《支那人气质》。可见,在鲁迅终其一生的关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批判、重建和实践、选择之中,斯密司的《中国人气质》一书自始至终在其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阿Q所代表的中国国民性的核心就是“精神胜利法”,但这种“国民性”却并没有直接受到道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它是民间道教思维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衍化。鲁迅的怀疑与否定精神明显可见道家传统的影响,怀疑与否定精神本身并非只有消极、破坏的功能。从反面来看,正是怀疑与否定,才推动了积极、正面、建设的形成与发展。鲁迅经由与老庄道家非常接近的思路构建了“鲁迅式的沉默”世界,表现出他情感的丰厚博大。     

鲁迅的遗产与胡风的悲剧

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事件,胡风的悲剧与鲁迅的遗产密切相关:鲁迅生前结怨甚多,胡风承载了许多恩怨;在鲁迅精神已经不合时宜的时候,胡风执著地继承着鲁迅精神;在文学的发展日益远离鲁迅的时候,胡风执意坚持鲁迅的方向;在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日益失去生存空间的时候,胡风仍然试图像鲁迅那样立足于文坛。这一切构成了胡风与时代环境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悲剧命运。     

《野草》的哲学底蕴及深层意识初探

本文从本体的存在 ,外在的他者 ,内在的自我三个角度对鲁迅作品《野草》进行文本分析 ,将《野草》所体现的鲁迅式的哲学底蕴归结为对存在的根本性否定和反抗、对外在他者的仇恨和拯救、内在自我的分裂和对立 ,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出鲁迅的原罪意识、受难意识、否定意识、拯救意识、自虐倾向等深层心理。     

归国初期鲁迅思想的重构之一

物质生存匮乏与“平等—自由”意识缺失的生存现实迫使回国之后的鲁迅重构自己的思想。留日时期的鲁迅集中关注人在精神上的自由创造问题,回国之后,眼见他人以及自身的物质生存困境,鲁迅意识到了物质生存问题在中国现实中的重要性。而国民身心中充斥的等级观念、主奴意识也迫使鲁迅重新调整他对19世纪人类“民主—自由”文化的态度。留日时期的鲁迅并不认为19世纪人类的“民主—自由”文化就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高范本,他认为,未来的人类文明必然有新的发展趋势以满足人类生生不息的自由创造意志。而归国之后,眼见蒙昧、守旧的国民精神现状与社会文化氛围,鲁迅意识到了“民主—自由”文化的生长对于中国现实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民主—自由”文化的生命基石—国民精神中的“平等—自由”意识的重要性。     

"民间"的嬗变——"鲁迅话语"与当代绍兴戏中的女吊形象重构

1949年以后,“鲁迅话语”在绍兴戏曲的女吊形象重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戏改”中的绍剧《女吊》和九十年代以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腔《女吊》是两则典范。二者创作理念迥异,却均由官方与知识精英联袂打造,并借由“鲁迅话语”创造出走向鲁迅《女吊》背面的女吊形象。在这一过程中,鲁迅为“民间”资源注入的“自我”内涵,先后被置换为“人民性”和“民族性”,而鲁迅借以省思权威话语、重构自我精神的民间资源,成为制造新的集体话语的某种途径。     

论王国维悲剧观的实质——兼评与之相关的两个观点

中国近代悲剧意识的诞生及其在文学中的表现,构成了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的一大景观。中国近代悲剧意识标举忧患意识、痛苦意识与抗争精神,冲破了以“中和”为美的古典审美理想,因此,近代悲剧观念在文学上的提倡及表现便更多带有鲜明的冲突性及崇高性特征。但从王国维的悲剧观念中,却看不到鲁迅等人所宣扬的旨在与现实相抗争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昂扬精神,因为王国维的悲剧观念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受到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悲剧是人生命运的一种“自感”的表露,“人生之命运,固无异于悲剧。”因此,我们称…     

《野草》的哲学底蕴及其深层意识初探

本文从本体的存在,外在的他者,内在的自我三个角度对鲁迅作品<野草>进行文本分析,将<野草>所体现的鲁迅式的哲学底蕴归结为对存在的根本性否定和反抗、对外在他者的仇恨和拯救、内在自我的分裂和对立,并在此基础上挖掘出鲁迅的原罪意识、受难意识、否定意识、拯救意识、自虐倾向等深层心理.     

论阿Q的“精神胜利法”和中国“国民性”的“病根”

鲁迅先生说过,他作《阿Q正传》的目的就在于塑造一个“现代的国人的魂灵”,藉以暴露“国民的弱点”,摸索出中国“国民性”的“病根”,寻求疗救的方法。我们要探索《阿Q正传》的思想、艺术价值,就必须认真探讨一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与中国“国民性”的“病根”的关系。     

作为"青年诗人"的鲁迅 --1922-1923年鲁迅精神世界一瞥

从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末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抒情时代”,包括鲁迅,历史中的许多趋近新思潮的人们也都同时进入了他们生命与精神中的“抒情时代”。从《鸭的喜剧》与《为“俄国歌剧团”》这两篇不太为人关注的文本,可以敏锐地感受到鲁迅在1922—1923年这一段特殊的精神历程:已过中年的他曾重新涌起过青春时期的情感———一个青年诗人的情感;他对人间与精神的“沙漠”的洞察,披露了鲁迅内心最细腻、最纯粹的个人化情感和精神世界,提示了个人与时代深刻矛盾和对超越性追寻的命题。     

科学理性的生命观照——论鲁迅早期的科学思想

鲁迅的科学思想基于其生命主义立场。鲁迅看到了科学理性的理性特征,但他更愿意从生命意识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性,把生命意识看作是科学理性的本体。据此,鲁迅认为科学理性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是“长时段”的而非急功近利的。这正是鲁迅否定洋务派思想的主要根源。     

论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关于鲁迅的"历史中间物"意识,已有不少探讨和研究.但是,关于其内涵的把握仍然存在诸多歧义,甚至不全面或不得要领.这一意识不仅包含着鲁迅对于自我及其人生过程的估价,而且体现着鲁迅强烈的现实性态度和深厚的历史意识;不仅可以见出鲁迅的战斗精神,更可以发现鲁迅的自剖自省意识.它是我们认识鲁迅心理、精神结构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