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服务型社会治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实现"德治"的关键不在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而在于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从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和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行政伦理净化机制等方面着手。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探析

乡村治理对于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三治"理念不深化,乡村存在着"微腐败"问题,直接侵蚀着群众的利益;乡村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当前乡村仍然呈衰落的趋势,农村社区治理的伦理路径也遭到忽略。因此,当前社会治理需要健全"三治结合"的体系;完善监督体系和强化追责问责;维持村民现有自治制度,梳理乡村治理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和人才培育引进等手段,改善乡村衰落现状;正视乡村居民群体的主体性作用,依靠伦理路径促进乡村治理。     

伦理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困境

人类社会治理的变迁史是伦理的作用日益凸显的历史。经由原始社会,人类进入统治型社会。统治型社会是按照统治阶级意志,通过权力和伦理的紧密结合来进行社会治理的。这表现为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摆脱了原始社会的混沌状态,发展成为独立的社会上层建筑,并蕴含着诸多治理智慧,从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伦理在统治型社会治理中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只是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修饰、支持与补充,从而导致其对社会治理产生了"情大于法"、忽视个体价值、在某些领域难以发挥作用以及道德专制主义等诸多消极影响。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我国特殊教育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问题与建议

我国特殊教育公共品供给大致经历了高度集中的计划供给时期、多元主体供给改革时期和公共服务探索时期三个阶段.当前,主要存在政府、社会和学校供给的混乱与失范,社会公共参与供给及其决策、监督的不足和特殊学校自主发展性公共品供给不足等问题.为此,应强化政府对特殊教育的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框架体系,建立政府主导的社会参与供给制度,加强公共品供给的法制化建设,创新和完善公共品供给方式,并对特殊教育公共品进行特殊教育需要意义的特殊设计,确立和维护好特殊教育公共品领域边界.     

中国农村公共品的社区供给:制度变迁与结构互动

国家在不能为农村居民大规模地直接提供基本公共品的情况下,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手段促使农村社区以自给方式满足自身基本公共品的需求,实质上形成了农村基本公共品的国家主导型(或指令型)社区供给模式.这种国家指令化的社区供给模式反映了中国二元化的社会结构和政策取向.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策的主调是将农村基本生活品最大限度地由市场供给.在此期问,农村最低限度的基本公共品供给实际上还是主要由社区来承担.当前,随着国家宏观农村政策的调整以及农村治理结构的相应变化,农村基本公共品供给正在发生从"国导(有)民办"到"国主民辅"的变化.     

财政自主性、民主治理与村庄公共品供给——2014年15省（区）102县102村的问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项问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村庄公共品供给并不相同于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地方政府行为.在我国,村庄公共品供给质量受到乡村关系体制、村庄治理结构的一定影响,但更主要受到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当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经济的统筹发展,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措施促进城乡公共品供给均等化.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基于河南省G县的两个案例分析

河南省G县的两个公共品供给个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可以从中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组织基础。自来水供给陷入困境，生活垃圾治理取得成功，背后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生活垃圾治理充分利用乡村组织体系，市场力量可以与之有效对接；而自来水供给缺乏乡村组织支持，无法克服公共品供给中的各种管理难题。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乡村组织体系可以起到动员、解释、说服、奖励、惩罚等作用，承担了一种“类执法”功能，这是市场力量难以做到的。技术手段的有效应用，可能对“类执法”功能构成替代，但只能在电力供应等部分公共品供给中实现，在农田水利等另外一些公共品供给中，则因技术能力、财政能力缺乏而无法实现。农村公共品的类型多样，性质各有不同，合适的供给模式取决于众多因素，但多数公共品供给依赖乡村组织发挥“类执法”功能。     

分配型民主机制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研究

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是决定农村公共品供给成效的关键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不仅需要完成各种工程建设,而且内含着基层各部门与农民群众的沟通协调过程。因此,农村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涉及的诸多关系问题、利益问题都属于基层治理问题。资金来源与资金使用决策机制是影响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和供给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不断演变,农村税费改革前其主要受资金来源问题制约,农村税费改革后其主要受供给决策机制影响。成都市在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将资金投入与基层民主建设结合起来,并在村级治理中构建分配型民主机制。实践证明,分配型民主机制有利于较好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对于解决国内其他农村地区的相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论当前中国“政府再造”中的行政伦理建构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大量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市场经济规制的不健全或缺失,对于经济活动行政干预过度,公共事务中的权钱交易,权责不明、职能交叉、多头管理,官僚主义文化盛行,人伦文化情节浓重等方面.因此,在我国"政府再造"的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行政伦理建设,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治理理念,以"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为发展目标,以"依法行政"为行为准则,建立"顾客导向"服务模式,健全"违法必究"的问责机制,从而建设一个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     

论共和主义公民的伦理美德

公民是伦理治理或善治的主体和关键要素。一个有效的、持久的和正当的伦理秩序,是公民施行的治理,也是对公民实行的治理,因而就可以理解成是公民的"互治"。公民身份的共和主义解释所涵括的积极生活、爱国主义、勇敢、宽恕和承诺等伦理美德能够极大地克服当下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公民私人化"倾向,更加符合当代政治社会的公共性和重叠性情境。     

“创新升级”背景下应急管理的政府责任探究:一个协作整合思路

当下中国的"创新升级"不只强调或侧重于市场和企业层面,而是涵括政府治理、社会建设、居民响应和国际互动等多个领域,是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整体提升项目。实际上,2012年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都在朝着此方向精进。应急管理的主要对象是突发公共事件,而"防控永远比发生重要";结合十八大以来的治理理念,当前公共治理和应急管理的最新动向,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时代特征等,提出"大应急观",即"政府、媒体、智库、居民"等多方协作,"线上与线下"并重,借用和整合一切应急资源,促使全社会应急能力和政府应急工作绩效持续优化,实现"有急能应→少急呼应→无急可应"的渐进转换,进而助推与维系社会文明进步、国家兴盛久安。     

从“非典”谈我国危机治理机制的构建

“非典”危机的爆发,不仅是一次突发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更是一次典型的社会危机事件。“非典”危机 事件构成了对民众生命健康的严重威胁,并且逐渐波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个领域。因 此,构建我国危机治理机制已势在必行。笔者试从构建应对危机事件的预警和快速反应、依法行政的法治 化、媒体的信息公开化、群防群治的网络化等机制方面。谈一点粗浅看法。     

政府伦理市场--市场伦理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理论范式来分析人们的道德行为.正如公共选择理论取消了私人领域的"经济人"和公共领域的"政治人"二元区分一样,我们进一步地把"道德人"和"经济人"看成同一个人.因此可以把人们的道德行为理解为一种物品供给,道德行为这种物品具有正外部性,是一种公共品.正是这种公共品的特征决定了不能依赖自发的秩序来增加伦理道德的有效供给.在建立市场经济的伦理规范过程中,政府必须承担起增加道德供给的责任,政府的重要责任就是要提供正义.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治理探析

人工智能技术增进社会福祉和进步的同时,伴随着人机边界模糊、责任追究困境、价值鸿沟扩大和技术过度依赖等伦理风险。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深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契合了协同治理的要求。协同治理范式是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具有可行性的新探索。推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应构建多元协同组织,形成以政府为核心,技术专家、社会组织、研究机构和公众等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自组织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夯实协同治理条件、增强协同治理参量提升人工智能伦理风险治理效能,促进人工智能伦理风险的整体性治理。     

论道德治理的限度

道德治理是通过发挥道德作用的方式对社会各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展开的治理活动。由于受长期的道德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伦理型文化的浸淫,加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化的影响,道德作为治理手段也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道德治理必须保持清晰的界限,维持合理的限度。过分夸大道德治理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出现"道德泛化"现象。合理把握道德治理的限度,需要在道德治理观念上摒弃"道德万能论";需要契合道德自身的结构;依据现代社会特征进行道德领域的差异化治理;在道德治理方式上坚持多种治理方式并进;正确对待道德的法律化。     

勘误

《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马万里文章《分权治理与政府合意:中国财政改革的难点与化解》,图2末尾两个小框中的内容分别做如下勘误:"城乡教育公共品供给差异"应为"选择型政府职能公共品供给失衡";"城乡收入差距"应为"分权治理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行政伦理建设研究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后工业社会的治理形态,它以信任与合作机制的生成为基本特征,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为根本目的,强调对社会的整合治理。该模式对行政伦理提出了公益至上的公平正义、勇于承担道德责任、实现最广泛的合作与信任等要求。为了有效建设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可从内部与外部控制入手,加强行政伦理立法;强化行政伦理监督;进行行政伦理宣传,开展行政伦理教育与职业道德培训,培育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文化,实施道德激励。     

夹生自治:上海杨浦城市社区“三位一体”模式实证研究

以社会为导向的"三位一体"模式是我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本文以在上海市杨浦区的调查为基础,认为当前杨浦区的"三位一体"建设尚处在初始阶段,自治领域小、程度低、资源少、水平羸弱,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三方自治、合作、协调的意识和能力比较薄弱,各个社区治理和参与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三位一体"模式的成熟需要通过熟练的专业化队伍、科学的职能限定和角色定位以及民主伦理的实践来解决。     

孝道论析

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到现代陌生人社会的变迁中,居于传统社会伦理价值体系核心地位的"孝"的观念和实现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熟人社会的宗法组织、公序良俗、舆论压力等社会约束机制作用正在逐渐丧失,而陌生人社会良性运转所需要的契约精神、公民意识、法律制度规范远没有形成。在当前老龄化社会治理中以居家为基础的养老方式仍是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主导路径,本文通过分析传统社会"孝"可以实现的原因、现代社会"孝"的实现存在的障碍因素,探求当前弘扬和实践"孝"的美德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