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

珍稀刻本史料《辩论阜通茶船被碰案》、《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收录了同治年间通商口岸天津俄国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之间为解决华俄纠纷的往来信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概况。地方层面的交涉在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条约体制下运作,是中俄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而且条约体制中许多不平等的文本内容都必须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才能落实。中俄双方在具体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交涉原则差异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在东亚区域内整体外交态势的差异。     

列强与1923年中国《商标法》之颁行

根据1902年的中英商约和1903年中关、中日商约规定,清政府于1904颁行<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各国商标进行立法保护.但各国表示不满意,向清政府和民国政府不断提出交涉,要求修改.1923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颁行<商标法>,各国起初仍不满意,经过与民国政府多次交涉,各方均做出一定让步,至1926年底各国最终承认<商标法>.中国<商标法>的颁行是中国与列强长达20余年的斗争和妥协的结果,其中也交织着列强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列强各国承认<商标法>,使中国政府对中外商人的商标进行保护有了法律依据,便于解决各国之间和中外之间的商标纠纷,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清末吴淞江、黄浦江疏浚问题探讨

河道疏浚问题是《辛丑条约》及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港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约开商埠,其对于中外的重要价值因河道淤塞而严重降低。1901年,在与两江总督磋商吴淞江疏浚问题之际,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明确规定对黄浦江进行疏浚。事关国家土地、朝廷主权、长江咽喉,岂敢坐视付与外人?从《辛丑条约》中的《修治上海黄浦河道局条款》到《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清政府历经五载之交涉,终于在形式上取得修浚浦江的主权。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反映清末步履维艰的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政府维护国权的意识,是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有益探索。     

从苏报案看晚清政府对政治危机的应对

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激化了朝野矛盾、中外矛盾以及清政府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矛盾.这三对矛盾纠结在一起,影响了苏报案的进程和处理结果.革命者借助上海租界挑战清政府,为维护政府权威,朝廷一意镇压,下旨严惩.负责处理的官员却各怀心思,导致朝廷旨意执行效率不高.章太炎等人被捕后,清政府又与列强交涉,要求交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和西方价值,列强以尊重已达成的程序为由拒绝清政府的请求.苏报案的发生和交涉反映出晚清政府应对政治危机的无能.     

从"深闭固拒"到"依法力争"——晚清山东矿权交涉的两个片段

同治年间洋商在山东进行了猖獗的私采盗挖矿产活动,地方官员不得不藉"深闭固拒"以应对。《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之后,为了帮助德商山东矿务制造公司圈占山东大片矿产,德国驻华外交机构不惜死缠硬磨,步步紧逼。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则尽可能地进行了抗拒,其策略也从"深闭固拒"上升到"依法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清政府官员在国际化趋势下涉外办法与理念的演进。     

1872年马里亚老士号事件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往事

秘鲁货船马里亚老士号因拐运华工在日本横滨被扣并引起一场国际诉讼,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亲自指挥,神奈川县长官大江卓自任审判长,终于将被拐华工全部解救出来,并通知清政府派人赴日将其接回中国;而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政府大员也相当重视此事,公文往来,讨论处理办法,积极回应,并派遣上海地方官员陈福勋赴日将被拐华工带回中国.陈福勋即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赴日办理交涉的外交使节,而该事件使刚刚起步的近代中日关系第一次产生良性互动,意义重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海关行政权丧失述略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逼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此,打开了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大门。在一八四二年签订的《南京条约》上,英国侵略者就迫使清政府接受“领事报关”制,破坏了中国海关行政的独立自主权。一八五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期间,英国侵略者又伙同美、法侵略者乘机拒绝清地方当局执行海关征税权,建立所谓“领事代征”制和“关税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掠夺上海的海关行政权,为后来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形成开了恶劣的先例。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