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与公民伦理--兼论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公民伦理思想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现代民主和法治国理论为分析前提,讨论基于公共性建构的公民伦理思想.在公民普遍性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无论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结构来谈论的"公共性",还是阿伦特基于行为类别划分来分析的"公共性",都在公共领域成为联接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对于与"公共性"相接洽的公民伦理的基本属性,我们可以在经验性生活的基础上将其概括为公民在公共交往生活中的自然法.它可以在人类公共生活交互性与社会性叠加所生成的层面上,解析为公民伦理的自主属性、公民伦理的和谐属性、公民伦理的权责属性、公民伦理的契约属性、公民伦理的共通属性.     

论“制度伦理”的四种思维方式

学者们对"制度伦理"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种:制度与伦理的同质化、异质化与侧重化。这种分析方式从概念到概念,有利于澄清语词的用法与内涵,属于"概念分析"的思维方式,有可能陷入宏大叙事的学理探讨中。而制度伦理概念的提出,其本意应当是着眼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因此可对制度伦理进行"生存分析",即研究具体制度与具体伦理环境的相融性,进而研究两者生成的适用于特定公民社会的特定"制度伦理",探寻它如何成为公民的生活方式,如何构成公民的生活世界。     

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理性审视——基于公民治理理论的视角

公共治理是基于"多中心合作共治"理念的一种新型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公民参与作为民主行政的内在要求和公共治理实践的核心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民参与公共治理实际效应的评判却褒贬不一.在中国公共治理的实践中,公民参与对增进公共行政的民主、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提高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等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同时,公民参与也将面临参与冷漠、能力限制、公民资格缺乏和效率悖论等困境.在此基础上,理性审视公共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实际效应,对推进公共治理实践,以及为实现公民治理理论与协商式民主的"对接"意义深远.     

当代中国慈善伦理的价值及其理论建构

慈善伦理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价值,它包括实现道德分配,促进社会和谐中的价值;弘扬人文精神,拒绝道德冷漠中的价值;增强社会责任感,培育现代公民意识中的价值。为了推进对慈善伦理的研究,必须对研究的课题内容进行梳理、概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顶层设计"。慈善伦理的理论建构可以分为慈善伦理基本问题研究、慈善伦理与文化传统研究、慈善伦理与现代公民教育研究三大板块,以及"慈善伦理的本质与社会作用、慈善行为的伦理评价、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施助者与受助者的伦理关系;慈善伦理与中国传统文化、慈善伦理与西方文化、慈善伦理与宗教精神;慈善伦理与志愿者活动、慈善伦理与雷锋精神、慈善伦理与现代社会公民意识"十大课题。     

“公地悲剧”中的伦理治理

社会的公共品供给向来是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的难解之题。近年来,"小悦悦事件"等典型地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伦理生态大环境中的公共品难题。在关涉公共伦理领域中"真"、"善"、"美"的各个价值层面,都以引起极大关注的典型事件呈现出"公地悲剧"的蔓延态势。当前我们需要从维护伦理正义的制度治理,综合运用多种社会治理手段,树立美德个案的典型治理等方面拓展有效伦理治理的思路。     

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过"景洲现象"的分析

"公民治理"理论特色在于将以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从"公民治理"视角分析了"景洲现象",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几点促进公民参与和基层自治的建议.     

社区公民参与特殊性之内外审视——基于治理视阈

近年来,"社区自治"、"社区治理"两个概念在学术界被频繁使用,也体现了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着"社区自治"和"社区治理"两种主张之争.实际上,社区治理更符合中国的现状,它要求重视公民的作用,但公民参与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社区治理顺利推进的"瓶颈",因而对公民参与特殊性进行外内部的审视,应该能推进社区治理向前发展:从社区参与的外部视角审视,社区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载体,即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自治组织,但不能仅仅是惟一的自治组织;从内部视角审视,内部参与将促使社区逐渐摆脱政府控制,培养公民精神,有利于促进社区公民社会的发展.     

现代视域下的公民伦理

公民伦理是公民交际生活的必然要求,是逐渐成长的公民社会的产物。在整合性的哲学思辨中,公民伦理充当起公民社会的自然法,它不仅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政治哲学视域的一种转向,而且也体现了社会公共体成员对共同的善与共同利益的一致追求。现代社会公民伦理作为一种道德概念与行动哲学,体现出六种基本特质:公民伦理的自主性、平等性、民主性、保护性、健全性、教化性。在民主参与的现代社会中,公民伦理承担的是整合理性的人与理性的规范的道德使命。     

基层社会合作治理:完善中国特色公民治理的可行性路径探析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层社会盛行的"公民治理",一般是指由博克斯(Richard·C·Box)系统提出的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在该种治理模式下,社区公众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而代议者、公共管理者只不过是促进社区践行公民治理模式的顾问者和服务者.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不成熟、公民文化发展滞后、公民自组织缺乏、公民能力低下等因素,造成我国以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为基本内容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虽有西方公民治理之形式,却缺乏公民治理的内容与精神.基层社会合作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基层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是对参与型治理和理想型基层社会自治两种治理模式的扬弃.在我国基层社会践行合作治理模式,有助于在构建基层党组织、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合作共治模式的基础上,实现基层政府治理与基层社会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这是真正实现中国特色基层社会公民治理和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可行性路径.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下的行政伦理制度建设

随着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迈进,社会治理进入了一个服务型社会治理时代,真正意义上的"德治"正走进我们的生活。实现"德治"的关键不在于道德教育和道德教化,而在于行政伦理制度的建设。当前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主要从行政道德立法、建立行政信用制度和行政伦理监督机构、行政伦理净化机制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