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到“人”:古代中国政治思想的轴心突破

轴心期是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一个历史概念。在轴心期,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和自身的价值,出现了一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精神自觉。在轴心期的的中国,也出现了人的觉醒与精神活动,对人格化的天命鬼神的盲目崇拜逐渐被人的主体价值性所取代。人在政治中的作用得到凸显,政治视角的重心从原始的鬼神天命落实到人的身上,人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中关注的中心。正是在这种政治视角的转变之下,古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出现了一种轴心突破的文化现象,形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轴心时期。     

孔子宗教观析略

孔子对鬼神的内涵及象征意义予以新的诠释,将鬼神赋予"人文主义"的内涵,也使人们将投向鬼神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实现了"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实为一种创举,对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的宗教信仰刻下怀疑的烙印,对中国人精神品质中对鬼神信而不虔态度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和《汤在啻门》两篇文献都对鬼神非常敬重。《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彭祖反复强调,让"神"与"民"均得到满足,是衡量统治者是否高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汤在啻门》讨论了构成"人""邦""地""天"的重要因素,其中"四神"和"九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二文既重视鬼神,又不惟鬼神;既重视人的理性思考,又借重鬼神作为禁忌所能产生的神秘作用,因此和将鬼神视为绝对力量的墨家无关,思想倾向更接近黄老道家。《汤在啻门》出现了"地真"这个特定的道教用语,"四神"和"九神"也很有可能和道家、道教中的"神人""真人"等神仙有关。所以,后世道教可能从这些战国文献的鬼神观中吸收了资源。     

先秦时期"君子"意涵的三次转变及其意义 ——以《尚书》《诗经》《论语》为中心

先秦时期,"君子"一词的内涵曾发生了三次大的转变。一开始,"君子"一词只是用来指称贵族统治阶层的,也即纯粹的"职位"君子,此时的"君子"与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无涉。后来,"君子"一词逐渐从"职位"君子发展到"德位"君子再到"丈夫"这两个新义项,最后在孔子那里发展出了纯粹的"德行"君子,此时的"德行"君子只关注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而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无关。"君子"一词的意涵由"位"向"德"的这三层转进,体现出儒家对一个人的内在道德修养层面的重视,具有深远的意义。     

论周公旦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改进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起源考证,最初确立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极力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神权法思想在商朝盛极一时,商朝奴隶主对至上神和上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神权法思想到了西周,却面临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不仅弱化了神权法思想,而且成为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鬼神”形象在近代——鬼神崇拜与近代社会研究之一

鬼神是世俗文化的天然内容。人类创造的鬼神具有符合人们心理文化所认可的“形象”。近代的“鬼神形象”与古代文化中的鬼神形象虽有历史传承的相互联系,但很多鬼神已与古时的形象大异其趣。鬼神始终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形象”。其实,就世俗文化而言,人的鬼神化和鬼神的人化,本是难以分舍的社会现象。人创造了鬼神,同时人也受缚于鬼神;神的威严和鬼的怪诞,其实是人的卑弱在天国与地狱世界的折射。尤其在近代,鬼神崇拜事实上成为中国社会转轨的文化心理羁绊。因而,面对世界科学民主浪潮的啸声,这沉重的“鬼神”迷信便成为先觉者们举步投足首先必须破解的精神枷锁。     

再论儒家德行伦理学：与黄勇先生商榷

黄勇认为,"美德伦理学"比"德行伦理学"能更好地反映儒家伦理学的特质.他的证说至少有三处值得商榷.首先,作为具有互释性的儒家概念,"德行"与"德"皆将品格与行为视为一体之两面,"德行"并非以"德"作为"行"的修饰词.由此,virtue虽然不能被翻译成"德行",但从语言翻译的角度否定"儒家德行伦理学"的结论亦不能成立.其次,"德行"而非作为品格的"美德"才是儒家伦理学的首要概念.在儒家那里,从品格无法派生出情感与行为,而"德行"则能定义品格与行为,所以,"儒家德行伦理学"才是更为恰当的表达.最后,"儒家德行伦理学"并没有排除对情感的关注,而是在品格评判中同时兼及情感与行为两个向度,由于特定原因而未发行为的不正常情况得到了儒家式的独特应答.由此,我们不能认为其限制了儒家伦理学的范围.要彻底走出以西释中的研究路径,唯有"德行伦理学"才能表达儒家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理论特质.     

康德实践哲学中的法和伦理

本文是曼弗雷德·鲍姆(Manfred Baum)教授2008年10月3日在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所作讲演的译稿.文中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一书划分成"法权论"和"德行论"的来由、理论根据和基础进行了分析,认为康德摧毁了传统的自然法学说,而把法权和德行全都建立在人的自由之上,视为人的义务的内外两方面.同样作为定言命令,康德的法权原则是分析命题,德行原则是综合命题,前者对人的目的不作要求,后者则要求人把人格和人性当作目的.但法权毕竟要以道德为前提和评价标准,而道德本身的评价标准则是从外部合法性向内部行动"转移"而来的,这是一个矛盾.     

论鬼神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地位

鬼神观念在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中源远流长,长期以来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思想元素之一,它既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也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对社会生活的理解,蕴涵着对建构稳定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社会控制的思想路径和基本原则。中国的鬼神观念源于原始社会,在中国社会形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思想格局中,又具有各自的特征。其中,儒家的鬼神观念具有实用理性的特点,而道家,确切地说是道教的鬼神观念主要是超凡脱俗的神仙思想,而佛教除了佛、菩萨等观念外,宣扬生死轮回,其中轮回中有"阿修罗"和"饿鬼",而禅宗则宣扬一种超脱烦恼的自在佛。     

论先秦道家的鬼神思想

先秦道家并没有否认鬼神。老子从来就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功能。列子不但明确区分了鬼神,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完整严密的鬼神系统。庄子和列子相似,对于鬼和神,庄子基本不怀疑他们的存在,并且多次明言鬼神的存在。庄子在其书中又塑造了一系列的神人、至人、真人形象,庄子应该是相信这些神人的存在的。除了列子和庄子外,先秦道家的其他人物也相信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力量。     

从鬼神信仰看鲁迅的小说

信仰是一种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对中国人的鬼神信仰进行深入批判 ,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小说中借鬼神信仰解剖民族灵魂 ,观照社会人生 ,构建了一个奇特的艺术世界     

论先秦道家的鬼神思想

先秦道家并没有否认鬼神。老子从来就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功能。列子不但明确区分了鬼神,在他的思想中还有一个完整严密的鬼神系统。庄子和列子相似,对于鬼和神,庄子基本不怀疑他们的存在,并且多次明言鬼神的存在。庄子在其书中又塑造了一系列的神人、至人、真人形象,庄子应该是相信这些神人的存在的。除了列子和庄子外,先秦道家的其他人物也相信鬼神的存在和鬼神超越人的力量。     

孔子鬼神观探微

孔子关注现实人生,有意疏远鬼神,但儒学礼教体系中的祭礼却与鬼神密切关联,这使孔子陷入两难困境。面对困境,孔子巧妙将鬼神的有无问题转换成鬼神的信仰问题,预设"敬"与"远"的心理界限,阻隔人们对鬼神真实性的追问,使鬼神问题在无法追究情境中被悬置与淡化。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论庄子的人性素朴论与德行修养观

庄子的人性素朴论是其德行修养观的基石.养中说是其居乱世的权宜之计,而修德乃至于迭道才是其德行修养观的目标.修德的途径是坐忘,达道的具体表现是成为能够"适已之适"的真实的人.只有这样的真人,才能达与道德之境而游于无何有之乡.     

勤劳才能保卫胜利果实

"黑色星期二"给了股民的是一个教训还是一个机会,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所有的理财人已经意识到,200了年的股市不再好混当中国股市太需要一个盘整期的时候,"黑色星期二"来了。2月27目,上千只股票的集体跳水究竟是什么原因,至今没有任何机构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一轮股市暴跌肯定会将大量被套牢的资金留在中国股市。老股民2004年受的苦开始被新股民品尝,而中国股市的下滑甚至引发了世界股市的集体下挫。香港、东京、纽约、     

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

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由乱世转向相对治世,礼法派开始取代名法派而登上历史舞台.王肃与傅玄分别是礼法思想的创立者和完善者.在官方的选才标准上,亦逐渐由重"才能"向重"德行"转变,这里的"德行"主要是指儒家学说所规定的"道德规范".礼法之士这种重视"德行"的人才思想在具体的人物品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重忠孝仁义礼信之美德;二是重清廉节操之美德;三是礼法派对放达违礼名士的批评与责难.     

“恐怖·狂欢·虔恪”与本真救赎——战国策派美学旨趣新探

《寄语中国艺术人》是战国策派的美学纲领,须结合《中国心灵》才能读懂战国策派的美学旨趣。战国策派美学始于反对儒道,却终于复归道家,因为中国人就社会属性是儒家信徒,作为个体却是道教徒。陈铨等人所意识到的时代病是战国策派无力解决的,因而以海德格尔的学说格义道家作为药方,从美学概念引向哲学概念。虔恪的"绝对之体",对于"超人"而言是以老子的"无"为终;对于"超人"与"末人"以外的第三种人而言,是以海德格尔的本真为终。因此,在陈铨的文学作品中,我们阅读到本真的救赎。     

刘文典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鬼神观

在中国社会急速转型的民国时期,民众精神思想极度贫乏,因而封建鬼神的唯心主义思潮进入大众视野。刘文典用文章对封建的鬼神观进行严厉批判,同时引进了一些西方先进的哲学理念。他深信观念的改变对于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都具有重要作用,主张从西学的角度来改变国人的精神面貌。     

人是否可以撒谎？———从康德的视角看

康德认为,在任何时候人都不可以撒谎。这一观点引发很多批评。在康德那里,法权论涉及对外在行为的立法,不可以撒谎是一个无条件的义务。但是,人可以通过诉诸"事急无法",即撒谎,来避免更大的恶。德行论是对内在准则的立法,但一些日常看似撒谎之行为是否被禁止,则需进一步反思。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未出版的《伦理学讲义》中,他认为人可以撒谎。在当今社会,人们之间的信任出现了危机,不可以撒谎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可见,不可以撒谎是从理性存在者的角度来说的,在特定情况下,为了维护自由,人可以撒谎,但人要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撒谎都不是道德的,只是一种例外而已,否则就会导致伪善。     

《论语》的德行伦理体系

初看起来,儒家伦理的主导特性与德性伦理学很接近,但深入研究表明,两者也有一些差异。德行即道德的行为,德性则是道德的品质。所谓德性伦理学,就是以品质为关注核心的伦理学,但古代中国文化中,德字的使用,德目的列表,常常兼德行与德性而言。这是我们引入德性伦理学方法时要注意的。孔子伦理学的体系虽然包含了部分德性的讨论,但却是以"德行"为主导框架的,始终不脱离"行为"来展开的。这体现了古代中国哲学的一个特点,即"心行合一"的立场,在德目的讨论中,不离开行而去谈心,不离开行为去谈德性,不离开行为谈做人,总是倾向于把两者联系起来讨论。而且,孔子虽然也非常关注德目的讨论,但在具体德目的讨论之外,更关注整体人格的目标,故孔子的伦理学不只是一套德目的体系,而是以"君子"作为理想人格、美善行为的整体体现,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德性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