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集解义疏》篇序初步研究

南朝梁代皇侃《论语集解义疏》是北宋前惟一完整存有篇序的《论语》注本,其篇序主要从首章出发分析篇义,将鲁《论语》二十篇理解为绝对的前后相次关系,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主观随意性,不够合理与科学。但篇序对一些篇名较早作出了较为合理的阐释,又有其贡献。     

《三国志集解》所据底本考

近人卢掰的《三国志集解》是目前关于《三国志》的最详注本,是《三国志》整理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关于其所据底本问题,前人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清同治金陵书局翻刻明代毛氏汲古阁本,二、毛氏汲古阁本和金陵书局翻刻本的互校本。通过对《三国志集解》文本的研读,可从五个方面证明其所据底本应为明代毛氏汲古阁本。     

西夏文《宝藏论》译注

本文参照《大正藏》僧肇译汉文本对俄藏Иив.No.46号西夏文刻本《宝藏论》进行翻译和校注,指出西夏文本应该是民间刻本或寺院刻本,可补汉文本之缺。     

西夏文《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再研究

《胜相顶尊总持功能依经录》是目前所发现的为数不多,兼具汉文、藏文、西夏文三个文本的西夏文献之一。本文在林英津女士《西夏语译（尊胜经）释文》基础上,进一步对英藏、内蒙古藏西夏文本进行梳理,结果表明各藏卷西夏文本《尊胜经》至少有9个不同的版本,分属于合刻本、单刻本、写本和石刻本四个系列。通过对题记及部分语言材料的对勘,可以推论,《尊胜经》的西夏文译本和汉译本据藏文本翻译而来。以此同期、同源性的藏文本、汉文本作为对勘材料而进行的西夏文藏传佛教文献解读,于西夏语言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     

皇侃《论语义疏》探微

皇侃《论语义疏》成书于南朝梁武帝年间,南宋乾道、淳熙以后亡佚。清乾隆年间由日本传回中国,其真实性无庸置疑。在《论语义疏叙》中,皇侃对《论语》的撰集成书、"论语"二字的意义及"论"前"语"后的原因、《论语》的不同传本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皇疏不仅经注文并疏,兼存疑说,而且采用了"义疏"体的新注解体例。该体例在文体上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手法。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西方净土十疑论》略注本考释

本文刊布了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西方净土十疑论》略注本的录文,指出此本是根据宋沙门澄或《净土十疑论注》翻译而成,并依照汉文本,对西夏文本进行了翻译和注释,目的是为西夏学界研读西夏语文以及佛学界研究净土宗在10-4世纪的传播提供参考。     

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是研究北宋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湮没多年。清康熙时徐乾学购得太祖至英宗五朝本《长编》的宋刻本,乾隆时《四库全书》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太祖至哲宗七朝本《长编》,以后爱日精庐活字本、浙江书局刊本相继问世,流传渐广,治宋史者莫不引以为据。但四库本《长编》曾经窜改的事实,却未见有人提出过。本文之作,即为发四库本《长编》之覆,以便读者使用,兼及辽宋关系的一些史实。     

《安阳集》版本源流考

《安阳集》又名《韩魏公集》,是北宋名相韩琦的诗文集,它在宋代曾多次刊行,但今皆不存。目前能见到最早的本子为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安阳集》五十卷,后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张刻本影响很大,万历张应登书锦堂刻本、康熙徐树敏晚香书屋刻本、乾隆黄邦宁刻本、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均属于张刻本系列。明代安氏校正本是与张刻本同时代的刻本,在时间上可能要早于张刻本,后来为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为底本收入。在《安阳集》的版刻流传史上,曾先后出现过《安阳集》五十卷附《家传》十卷《别录》三卷《遗事》一卷本、《安阳集》五十卷本、《韩魏公集》三十八卷本、《韩魏公集》二十卷本四个系统刻本,其中以安氏校正本《安阳集》五十卷本质量为最善。     

从《高祖本纪》裴注看《史记集解》的特点与价值

裴骃《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释之一,其特点和学术价值主要是:保存了早期不同版本中珍贵的《史记》异文和评注资料;展示了早期《史记》注解的特点,包括徐广所开创的以《史记》注《史记》的研究方法;裴氏以深邃的识见、精当可靠的征引,"增演徐氏"。     

船山“忠敬为主,质内文外”思想及其经典诠释的方法论价值--以《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为中心

从《论语·颜渊》"棘子成曰"章注疏来看,各家对文质关系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由《论语集解》、皇侃《义疏》简单强调文、质之异,到邢昺《注疏》指出文、质之同,再到朱子以"质本文末"来重申文、质的不同地位,最终在船山那里发展成为"忠信为主,质内文外"思想。从清儒对"棘子成曰"章的疏解来看,船山关于文质关系的认识实际上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经典诠释的方法论,在此方法的指导下,可以从训诂的角度获知,"鞟"字实际包含着文、质两方面的义涵,而"棘子成曰"章其实是围绕对"君子"概念的不同理解展开的。     

李道平疏文中的易学思想

自清代乾嘉以来,沉寂已久的汉代象数学得以再次勃兴。在此易学学术语境下,李道平明确提出＂言象数而义理在其中＂的易学观,推尊汉代象数的治《易》之法。为追本溯源,李道平作《易筮遗占》一卷,对《左传》《国语》中的十六则筮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亦对＂之八＂、＂皆八＂等三则疑难筮例明抒其见。因汉儒《易》注有赖李鼎祚《周易集解》而留存,李氏又作《纂疏》以疏通、彰明之。其疏文除诠解汉易旧说、考辨字义文意外,又参以己意。其中二百余条＂愚案＂疏文,充分反映了李道平本人的易学识见。约言之,其＂愚案＂内容不外发挥汉易、引证字义、阐发义理和兼采宋学四端。总体而言,李氏《纂疏》虽偶有失当处,但毕竟瑕不掩瑜。迄今为止,此书仍为学者入门汉易乃至研习易学之锁钥。     

《大戴礼记》版本新论——十三卷刻本以前抄本的流传及十三卷刻本的生成蠡测

《大戴礼记》传世版本以十三卷本为主,历代史志目录、公私书目均有记载。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著录有"《大戴礼乔记》八卷,汉乔仁",以此为突破口,可以考证出《大戴礼记》在东汉至南宋时期至少有八十五篇本、桥仁编选本、卢辩注本、十三卷本、十卷三十三篇本、十卷三十五篇本、十三卷四十篇本7种版本流传。北周时卢辩以桥仁编选本作注并拟定篇卷,汉晋古注、唐宋经疏类书征引的是原八十五篇本。韩元吉将隋唐以来流传的十三卷抄本和卢辩注本合刻,其篇卷及目录依据十三卷本,若其正文与卢辩本内容重合则以卢辩注本正文和注刊刻,其余内容则依据十三卷本正文,韩元吉刻本是今十三卷本的源头。     

复原《施顾注坡诗》之我见

一、施顾注本之价值 南宋宁宗年间,施元之、施宿、顾禧合撰的《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是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编年体苏轼诗注本,简称《施顾注坡诗》。该书具有不容忽视的版本价值和资料价值,这可从四方面加以论证。 一曰编年胜于分类。自南宋至清,流传最广的苏轼诗注本是《百家注分类东坡诗》。此书有宋、元所刻二十五卷本及明、清流传的三十二卷本,二者皆以类相从,编收苏轼诗。《施顾注坡诗》乃按年编次,更为合理。清儒考订苏诗编年,颇有建树,都是以施顾注本为基础而进行的。     

《水浒》的演变及版本简介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长篇章回小说,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水浒》故事最初起源于北宋宣和年间。南宋以来,开始在民间流传。起初只是口头传说,后来出现了话本。宋朝,罗烨所著的《醉翁谈录》中,记载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有关《水浒》故事的话本小说目录。但具体内容无从窥知。宋周密《癸辛杂志续集》载有宋末画家龚圣与所作的《三十六人赞》并序,其中已把宋江等三十六人组织在一起了。《三十六人赞》所列姓名、绰号和《水浒》基本相符,其中有一点显著不同,即“三十六人”中有“铁天王晁盖”。     

论西夏党项遗裔进入中原的时间

濮阳《唐兀公碑》、浚县《魏郡伯墓碑》是我们研究中原地区西夏党项遗裔的重要史料。从《唐兀公碑》和《魏郡伯墓碑》所记载的内容来看,西夏党项遗裔进入中原地区的时间既非"元朝灭掉南宋,混一宇内"之后,也非襄樊战役中的1273年,而是在蒙哥汗时期,这成为以后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新起点。     

门户之见、文化宰制对理学传播的负面影响——考察《四库全书》不收录清前期《近思录》注本的原因

清前期《近思录》代表性注本甚多,《四库全书》仅收入了茅星来《近思录集注》、江永《近思录集注》,而对于当时影响力甚至超越二者的施璜《发明》、张伯行《集解》等注本却未收录。从政治、学术、文化思想层面解析其背后的复杂因素,发现施、张二人注本的出现、广布,符合社会多层面需要;但“汉学专制”局面、汉宋门户之见,使得非汉学考据家的著述难以受到关注,清代的文化宰制对《四库》选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往往因人而废其言、弃其书。而茅、江二人注本被选入的主因,不仅关乎其本身呈现出的考据特色,而且得益于时代思潮相助与汉学家推重。《近思录》文献在清代的流布呈亚铃状的情形,与乾嘉时期政治、学术思想的转变、过分尊汉抑宋、君王文化摧残不无关系。     

袁崇焕画像及其疏稿

本文作者介绍其旧藏的一幅采绘本袁崇焕画像，并及历代记录有关为袁崇焕造像事。此文的后一部分，是引用康熙刻本屈大均《翁山文钞》卷十所载《王予安先生哀辞》一文，引发出王氏初为袁崇焕幕僚，袁氏卒后尝为其辩诬。后将袁氏疏稿及其幕僚程本直《矶声记》、余大成《剖肝录》等文稿传交给屈大均，使后世知袁氏之忠。清道光间伍崇曜刊本《袁督师事迹》所收袁氏疏稿及程、余二文，可能是出自屈大均传本。     

甘博藏西夏文《普贤行愿品疏序》研究

现藏甘肃省博物馆的G21.055[10705]佛经为西夏文活字本《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它是陈炳应先生当年从古旧书刊中发现的,交甘肃博物馆登记珍藏的。佛经首题为《大方广佛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疏序》,本文仅对疏序进行译释研究,通过对一些词语比较可以发现,西夏文译本并没有严格按照汉文进行逐字翻译,而是在理解汉文基础上,结合西夏语的特点或当时习俗对有些文字进行了改动。这不仅反映了西夏人希望以崇佛诵经来保佑国祚长久的美好愿望,而且也彰显国家佛教之兴盛。     

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

今存黑水城出土的《刘知远诸宫调》是辽代刊刻金代配补复流入西夏的作品,其作期和著作权问题涉及创作产生年代和写定年代的时间及空间朝代归属两方面因素,须以复合思路综考。从刻版和避讳字特征先分判最晚1100年代故事已经产生;以《董西厢》为参照坐标再绾合用调、用韵等多重内证推定和刊刻年代等,考定最后写定年代在金正隆元年至五年(1157—1160);最后逆向整合考定"北宋后期作年"不能成立,辽刻《刘知远诸宫调》非北宋流入者,其"著作权"空间归属辽代。《刘知远诸宫调》辽金西夏三地传播个案具有内在和独特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