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问题与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

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     

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20世纪中后期广西的民族识别研究之三

本文认为,族群是偏重于文化特征的概念,民族是偏重于政治的概念。广西历史上就已经形成了12个各自具有共同历史来源、文化上各具特点并内部认同的族群,经过民族识别,这些族群被确定为民族,使他们从族群认同走向民族认同。但是,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族群认同的基础之上的。     

口述史视域下的三线建设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关系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诉求,回溯始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从多个方面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了铺垫。政治层面,通过实行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制建设,加强了党的领导,增强了各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经济层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跨越式的“共同发展”快速提高了民族地区的整体生活水平,促进了各民族人民平等交往和交流,增强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文化层面,多种途径的文化交流和交融,增强了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教育层面,平等、优惠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内容同质化等,培育了青少年一代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代际传递和持续铸牢。在口述史视域之下,通过西南民族地区三线建设亲历者的回忆,讲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变化历程,挖掘三线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和历史经验,为新时期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认同、持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参考。     

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一书序言

20世纪50年代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确定我国的民族结构框架是56个民族。公民民族身份的确认、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各项民族优惠政策的设计与实施都以这一结构框架为基础,因此,民族识别工作是新中国一切民族工作的基石。这篇序言回顾了苏联的民族理论和实践对新中国民族理论的影响,提出了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是我们今天从基础理论和政策设计的视角来认识和理解新中国民族关系的重要切入点的观点。近年来西方学者已经在我国国内开始了相关的口述史调查,并发表了研究成果。及时加强国内学者的相关口述史研究并开展国际对话,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通过系统深入的口述史调查,也许我们能够对当年识别出来的中国民族框架获得更为客观科学的认识。     

有温度的记忆——一位老民族工作者的口述史

吴万源同志从事民族工作40多年,亲历了民族识别、恢复民族成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促进民族立法、调查民族民间文学等工作。他在访谈中回忆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时参与民族工作的情形及感受。口述与史料互证了那段有温度的民族工作历程,给出的启示是多民族国家需要找到与国情相适应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民族工作者默默奉献的精神需要传承,民族干部与民族地区群众之间骨肉相连、血脉相通的关系要坚持。重视民族工作是坚持四个意识的具体体现。     

从土人到土族:以土族为个案重新审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当前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设立之初的历史背景,以回应国际上针对中国民族政策的质疑及在认识论上的误区.这种审视和反思有助于我国各项民族工作的顺利实施,厘清并完善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的关系,进而完善我国的民族政策.本文基于文献、档案和民族志资料,真实还原了土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史背景,在此基础上指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具有重要而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西南民族学院20世纪50年代民族调查概述

在1956-1957年民族大调查中,西南民族学院成为四川各调查组的联络站及协调处,民族研究所领导及教师积极参与,分赴甘孜、阿坝、凉山及贵州等地,对藏、彝、羌、苗、侗等族开展调查。这些民族调查资料,为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相关民族政策、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提供了决策依据和资料借鉴。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西南民族学院民调工作组在民族大调查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论"民族"与"族群"的界定

本文认为,当前"族群"和族群理论的应用在一定范围内泛滥,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应该引起注意.两个概念都有特定的内涵,不能互相取代."族群"概念应是"民族"概念的补充,是对"民族"的细化研究.准确地把握它们的含义和关系,有利于正确地指导民族工作的实践.     

经验与启示——20年来我国音乐口述史研究概览(2001—2020)

随着音乐口述史在我国音乐学术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其已经发展成为音乐学各个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文章对我国学界近20年来(2001—2021)音乐口述史方面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从音乐口述史学科和研究方法理论、口述专题音乐史、区域音乐研究、口述音乐个人史、组织史和断代史五个方面,对我国近20年来具有代表性的文...     

新疆兵团军垦口述史研究浅探

口述史是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之一,新疆兵团军垦口述史研究是兵团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军垦口述史资料,既可补充兵团文献档案等文本史料记载的空缺,又可纠正文本史料记载之谬误。本文对军垦口述史研究的必要性、基本方法以及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了探讨。     

康区察瓦龙历史沿革及其地名称谓考究——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

察瓦龙,是西藏东南部察隅县境内的一个行政乡,位于怒江中上游卡瓦格博神山西侧脚下,与西藏芒康、左贡以及云南德钦、贡山、独龙江相邻。由于地处偏远地区,察瓦龙鲜为被外界所知,故出现不少误读其历史文化之现象。其中,关于“察瓦龙”这一地名称谓来源,目前以“炎热的峡谷地区”作为解释见诸著作、论文、游记等,然此释义尚似乎有望文生义、错讹阙漏之嫌。     

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羌族研究综述——以西南民族大学学人的著述为中心

自1951年建校以来经过70余年的积累,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成果体量庞大,且不乏精品,成为了羌族研究的主要研究机构之一。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可以划分为侧重点不一样的三个阶段：1951-1978年间以羌族社会历史调查为重心;1979-2008年间羌族研究多领域齐头并进;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以灾后羌族经济社会文化重建为重心。梳理这些过往研究之余,可以归纳出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三个特点：紧扣时代话语,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坚守学理思考,经典论题的探讨不断深化;经过数十年的潜心治学,凝练出了西南民族大学羌族研究的优势领域。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西南民族大学的羌族研究,不能以民族的边界画地为牢,要在区域视野下观察、思考羌族的社会与文化;更要自觉地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框架下从事羌族研究的知识生产。     

土族青年文化习性与跨文化适应力调查研究

通过对土族大、中学生文化习性获得与跨文化适应力的问卷调查,发现土族青年的文化习性和跨文化适应力存在显著的年龄差异和性别差异.随着年龄和学历的增长文化习性发生了变化,大学生对主流文化更加认同,对民族语言和风俗习惯的认同更加理性.大学生表现出较强的跨文化适应力.本研究旨在探寻民族高等教育中文化适应力培养的基础和文化底色与根基,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和谐稳定,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依据.     

中国的"他者"观念史——读《西方作为他者》

从1998年提议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开设"海外民族志讲座"课程起,①到2007年3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不同文化中的他者观念"国际学术研讨会,②再到2007年8月<西方作为他者>完稿,乃至2008年在<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人类学随笔中<在他处思考>一文的发表,③王铭铭对于人类学世界中的"他者"的关注,就像是其学术生涯中一根难以断缺的线,随着时光的流逝一直在蜿蜒.2007年出版的<西方作为他者>作为他将中国文明与"他者"观念相结合的作品,作为论述"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的著作,是他近年来对中国文明中"他者"观念史思考的重要成果.     

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以土族为个案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族群的统一国家,族群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亦是其显著特点。以世居西北的少数民族——土族为个案,可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对历史脉络中的国家观与国家认同意识变迁进行研究和阐述,借以考察少数族群的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观的建构历程,透视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民族关系的现实和趋势。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

<最后的记忆>是近年口述史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一部.但作者侧重文献导向的田野作业,而对口述历史应有的"口述特性"在文本化的叙事中的呈现关注不够."叙事"与"分析"两种史学写作传统交替为主,却始终并存.反映出"叙事"手法在历史编撰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口述材料在被整理改编为印刷文本时,被访人难免陷进尴尬的"他者"境地;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可以为扭转口述田野关系中非对称的主客关系提供有效的物质保证,新的口述历史前景光明.     

台湾苗栗县泰雅人的命名与墓葬--一个历史学者的田野观察与省思

以19～20世纪末台湾苗栗地区泰雅族人的命名与墓葬习俗的变迁为主要研究对象,藉以理解清代以来不同地区的土著居民如何被整合到由汉文化主导的统治秩序的过程的某些侧面.作为一个没有自身文字传统的社群,泰雅族人的命名与墓葬习惯,在不同的时候,分别受到清政府、日本殖民地政府,以及国民政府的政策的影响.其中,采纳汉姓汉名,更导致当代泰雅人在想象与表达自己的世系和祖先观念,以及进行祭祀活动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