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哈尼族迁徙史诗中的“契约叙事”

云南哈尼族的迁徙史诗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契约叙事。这些契约叙事的基本结构可分为立约→违约→承担违约后果与立约→践约→完约两种基本类型。立约→违约→承担违约后果型契约叙事反映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违约者只能被迫迁徙;立约→践约→完约型契约叙事反映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和,其结果为立约、践约者重建了秩序井然、和谐美好的家园。     

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

《格萨尔》不仅规模宏大,其突出特点还在于它是一部至今仍被广大群众传唱着、不断丰富着和传承着的"活形态"史诗。民间口头传唱是其主要的流传形式。这部鸿篇巨著的生成和传承与其程式化的结构特点紧密相关。文章借鉴西方史诗和蒙古史诗研究的方法与思维角度。从结构入手,衍用口头诗学中"程式"和"主题"的术语概念,结合《格萨尔》自身所属的语言系统及文化传统的特点,对其整体结构、分部本结构、唱词结构、叙唱语言和曲调五个方面作出了具体的程式化解析;分析了《格萨尔》中"程式"与"主题"的具体内容,阐述了艺人如何利用"程式"和"主题"创作与传承史诗;探究了产生这种程式化的结构特点及传承规律的思想渊源,说明了史诗程式化的特点为艺人的即兴创作与记忆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     

格萨尔史诗图像在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文化认识

图像也是格萨尔史诗重要表现形式.格萨尔史诗图像根据内容可分为两类,画像(塑像)类图像即是其中一类,其重要功能之一便是史诗艺人在举行说唱仪式时用于供奉.本文认为:1、图像是史诗艺人在举行降神仪式时为降临的神提供的多种形式的依止中的一种;2、降神仪式及其在仪式中以图像作为降临的神的依止的做法源于古老的巫文化,是古老的巫文化在史诗传承中的留存.     

汉乐府民间歌辞程式化创作的诗学技巧及其与文人创作的关系

现存稿本形态的汉乐府民间歌辞中的程式是口头诗人在长期演唱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韵式和形态的特定单元,蕴含着无限可能的组合,是汉乐府民间歌辞创作和演唱的生命力所在。口头诗人在现场演唱汉乐府民间歌辞时会根据具体语境对程式和演唱的内容作相应调整,或增添,或删减,或拼合,或分割,同一首诗歌的不同版本应是其在演唱过程中不同的呈现方式。两汉时期的文人创作虽然已从集体口头创作中分化出来,但文人创作对汉乐府民间歌辞中程式的使用表明,汉乐府民间歌辞的传统创作法则依然影响着两汉的文人创作。借鉴口头诗学的视角、理论与方法来研究汉乐府民间歌辞程式化创作的诗学技巧,在某种程度上不仅有助于构拟和复原中国早期口头诗歌创作的原初状貌,也有助于我们深入地审视口头诗歌在文字社会创作、演唱和流布的历史过程,对我们认识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口头性质和文本属性有助益。     

波斯语史诗中的跨文化交流叙事及其成因——以11至12世纪的四部经典作品为中心

书面定型于11至12世纪的多部波斯语史诗,如《列王纪》《戈尔沙斯帕传》《库什王纪》《亚历山大王纪》等,有一个共同的显著特征——多载跨文化交流内容,涉及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罗马、古代操突厥语诸族群、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阿拉伯—伊斯兰等多个古代文明。古代伊朗地处东西方交通要冲,经历过多次异族进入而诱发的文化整合。11至12世纪,在伊朗人重述本民族历史与传说的浪潮中,诸般跨地域、跨族群交往的史事和诸多外来文化元素集中投射在波斯语史诗的叙事中。通过对古代伊朗口头、书面传统和“大地七境域说”地理观念的继承,以及对波斯—阿拉伯语史地著作提供的新知识的吸纳,波斯语史诗传统展现出真正的世界性视野,其本身也堪称古代各族群间文化交融与文明互鉴的范例。     

论壮族《麽经布洛陀》的汉王祖王神话

以母题研究法,对照《民间文学母题索引》确定汉王祖王神话的诸多母题,着重对"神惩罚人类"、"世界性的灾难"和"文化英雄建立习俗"等母题的文化内涵进行分析。汉王与祖王是麽经中除布洛陀之外较为重要的神祇。麽经在确立神祇的过程中,着重借助了壮族的灾难记忆文化和原始崇拜文化,使汉王祖王既具有远古神祇的性质,又具有现实的非凡神力,成了麽教的职能神。汉王与祖王还是具有民族文化英雄特质的神祇。     

瑶族史诗《密洛陀》的民族哲学观

《密洛陀》是瑶族一部古老而又宏大的创世史诗,蕴含着丰富厚实的瑶族历史、文化积淀,反映了布努瑶的原始哲学、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等,折射出瑶族及其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思想。     

毛南族肥套仪式及其文化象征

从毛南族肥套仪式以及与其相关的元素入手,通过毛南族仪式的呈现理念与呈现方式,探讨毛南族对于仪式的态度及其成因,以及仪式的文化象征,从而揭示毛南族的仪式文化心理,以及这种文化心理对于毛南族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     

民族文化生态特征与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关系研究

民族文化生态是指民族文化各要素之间以及民族文化与其所处民族生境之间的制衡关系,这种制衡存在是维护民族稳态延续的根本动力.民族文化生态应包含区域性、系统性、动态性和脆弱性等特征.少数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在不断地应对民族生境时,构建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生态,要建设好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必须准确认知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特征,这样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才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社会人类学的都市族群研究

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对都市族群研究进行文献综述和理论回顾,并对我国都市族群研究的可能性方向和研究方法进行探索,指出我国都市族群研究至少包括三个领域:(一)海(境)外华人在中国都市的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表述研究;(二)少数民族融入大都市之后的族群、文化与社会认同表述研究;(三)新移民进入都市之后的族群性地域认同研究。都市族群研究内容包括认同建构研究、文化表述研究、大都市人意识与身份的形成过程研究。在研究中应注意族群内心情感问题、族群形成过程问题、认同的理性选择问题和历史记忆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问题。     

族群、族群认同与族群建构论的实践——以两岸客家和当代台湾族群建构为例

本文从族群概念的争鸣入手,以两岸客家和台湾族群的建构为实例,阐释了族群——族群认同——族群建构论这一组密切相关的概念的内涵,在肯定族群建构论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在台湾族群建构过程中建构论被过分夸大的负面影响。     

瑶族石牌制及其在南方民族习惯法中的地位

大瑶山瑶族石牌制度形成于明代,有明显的形成、发展、衰落、废止的发展过程.石牌制有自己的组织结构,基层的是小石牌、中石牌,高层的是大石牌.最大的石牌是"三十六瑶七十二村大石牌",管辖面几乎覆盖整个大瑶山,其法律条文具有大瑶山"宪法"的性质.上下大小石牌之间有一定的约束关系和责、权、利关系,它们组成了倒"金字塔"的组织结构.     

论中国回族及其文化

回族是在中国历史上发展形成的一个民族群体,并对中国社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把民族与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国回族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最重要的特点。中国回族实际上是直接受到两种思想和两种文化的影响和教育。中国回族先民在融会贯通伊斯兰思想和儒家思想方面,有许多创新和独到之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理论和观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树立了不同思想和文化之间交流和对话的典范。今天,在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发扬这种精神,积极创造条件,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循化回族“四庄话”的语音特点

文章从音系入手总结“四庄话”的语音特点,详细地描述了“四庄话”的“混糅型送气声母”这一语音特征,指出:“四庄话”语音特点的形成与周边不同语系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有关.     

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类型演化与冲突干预研究

组织性是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一般维度,宗教情感性是民族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特殊维度。根据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与宗教情感因素两个维度,通过2×2矩阵将其划分为四种类型:原态型、反应型、主动型与竞争型;在此基础上归纳民族群体性事件的特殊类型演化机理,进一步分析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干预时机并提出相应的干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