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墨思想中的差异与互通——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态度和取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康有为关注墨子是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名义下进行的,根本目的是证明“百家皆孔子之学”。这决定了康有为对墨子思想的取舍与他对墨子的态度一样,既有肯定,又有否定。     

康有为对老子的身份定位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将老子纳入研究视野。在对老子身份归属的认定上,康有为有时将老子说成是孔子后学,有时说老子独立创教。这使老子的学术身份和归属出现了孔子后学与独立创教两种情形,老子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出双重性。对孔子的推崇注定了康有为对老子的贬损——因为他对孔子地位的提升与对老子的贬损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有鉴于此,考察康有为视界中的老子,不仅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老子身份的厘定,而且有助于理解康有为的孔教观。     

康有为视界中的老墨关系

在审视中国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康有为对老子和墨子的看法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康有为的视界中,老、墨的学术身份和地位惊人相似,两人的具体思想内容却迥然相异,这使老、墨关系具有了多方面的可比性.其实,无论是他对老、墨的身份定位还是思想内容的比较均受制于其孔教现,可以视为孔教观的一部分,并且显示了有别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独特性.     

康有为视界中的管子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关注众多的先秦诸子,管子便是其中之一。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使管子成为为数不多的一再受到表扬而没被攻击、批判的人。与既推崇管子的思想,又羡慕《管子》的"文章"、"字眼"相一致,康有为对管子的思想多次提及并予以肯定,尤其是对管子的鬼神思想津津乐道。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康有为对管子的学派归属语焉不详,模糊不清,致使管子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管子的尴尬处境反映了康有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中国近代是尚法的时代,康有为并不完全排斥法,而是对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肯定"管、韩言法"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断言法之严酷是不仁的体现,与民主背道而驰,故而没有像对待韩非那样将管子归入不仁之老学。与此同时,康有为关注管子,与他考辨先秦诸子的"学术源流"是为了论证"百家皆孔子之学"一脉相承。康有为对管子思想的诠释带有近代早期的显著特征。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孔子改制考》刊行百年

１９９８年是戊戌变法１００周年。为纪念康有为等维新变法革命志士,为推动社会新生而作出的丰功伟绩,本文就康有为本人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对１８９７年刊行的康有为为变法维新奠定理论基础和制造社会舆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价,并对康有为在此书中对孔子“托古改制”的论证进行了分析阐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墨子是先秦“新儒家”论——从墨子“非儒”看儒墨关系

如果根据确立学派的两个条件（一是思想者自称,一是基准概念和观念）,墨子并没有建立一个所谓的“墨学”,墨子和孔子一样并没有创立学派的意图。墨子和孔子的基本精神是相似的,并坚持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因此,不存在在儒学一尊之际,墨学却消亡了这一说法。研究墨子哲学,首要的当然是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区分孔子与儒学,确切地把握孔子与墨子的哲学精神,同时回到诸子发生的历史境域。这样,我们就不难发现,墨子哲学实际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哲学精神。墨子非儒,反对的是儒学的教条化和庸俗化,坚持的是孔子的正道,因而,墨子所开创的“墨学”本质上是一种“新儒学”。     

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胡适与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鲜有探讨。本文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实来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进而指出,在学术取向上,民国初年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胡适的《大纲》、顾颉刚古史辨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终结;在治学方法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亦受到康有为治经方法的很大影响。     

论康有为《中庸注》立教改制思想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