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抉择和乌热尔图随笔创作

放下成就突出的小说而操起散文随笔,这是人们对乌热尔图不解之处。其实在这背后,隐藏着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难言苦衷。乌热尔图自觉担负起“民族代言人”的角色,讲述鄂温克和他族人的情感。通过乌热尔图的言说,使读者可以抚摸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意脉,他们的今与昔,得与失。引领人们参与到“保护民族文化”的紧迫思考当中。     

作为方法论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功能层面都具备了方法论的特征,它作为结构而非素材在我们见证过去、反思现实以及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自传性的记忆写作,还是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灾难与战争的反思,更或者是对文学、社会的梳理,创伤记忆都是不能被替代的文化遗产,研究创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构建善的记忆伦理和政治德性。     

民族深层心态的吟唱——略论乌热尔图近期创作的忧患意识及其美学嬗变

乌热尔图小说开始就为我们构置了鄂温克族“森林小说”的全景图,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审美境界。后来随着“寻根文学”的兴起,他的笔曾有过短暂的艰涩,但很快又转变为进一步反映民族的心态负荷和忧患意识,人物形象也更具有悲剧色彩。他审慎地思考本民族的现状和未来,凸现了一个民族该走的自救之路。同时,乌热尔图的美学观念也发生了由“亮色的崇高”到“黑色的悲壮”,由表层的借动物以讴歌人性到深入探究民族命运的嬗变。     

试论小说《尘埃落定》的寓言性

《尘埃落定》以土司傻瓜儿子的个体生命经历和傻子所特有的眼光作为小说叙述的视角,呈现了土司制度下延续多代的沉重生活,见证了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历史过程。在反讽式的故事叙述中,作者臆喻了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通过对一个完整故事的寓言化来蕴涵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小说感悟人性,生发出对人生价值、意义、永恒、失落等问题的哲理性思考,是一部当代史诗性的寓言。     

浅析扎西达娃后期小说艺术特征产生的诸因素

扎西达娃是当代著名的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后期小说的艺术特征显然与其早期小说的艺术特征有着很大的不同。在这一时期,他更多地在小说中注入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内容,在叙事手法上则大胆借鉴欧美现代派小说的手法,从而使其小说在形式上呈现出神秘、荒诞和魔幻的审美特征。     

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体系建构初探

战争记忆自20世纪70年代被予以关注,史学家将这一时期视为“纪念的时代”,通过纪念化与博物馆化,记忆被公开地赋予合法性,并完成了从日常空间内部实践到机构性空间实践的转变。特别是近些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从整体视角反思以战争为代表的灾难历史事件,尤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创伤记忆”已经成为阐释民族文化心理,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尝试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从博物馆静态陈展与参观群体的动态体验,初探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的建构体系,以此深化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战争记忆的深度表达以及其在博物馆体系中的建构,提升博物馆参观文化领域的知识外溢和学术贡献。     

“危机文学”的理论建构及时代任务

当下世界危机频发的现实已经促使危机管理成为显学，也凸显了“危机文学”概念提出及研究的必要性。较之“灾难文学”，危机文学更能体现文学作为现实之“镜”与“人学”的双重功能。危机见证是文学面对危机的首要任务与历史责任，无论是个体见证还是集体见证，都应遵循“尊重受害者”的叙述伦理与“创伤不可言说”的创伤伦理，因此呈现出感情节制与精确表达的“真实性”见证美学。危机的虚构与想象叙事以危机反思为基础，以铭记危机为目的，通过“积极想象”实现创伤疗愈功能，并同样受见证伦理与美学的制约。危机的重复发生与难以避免召唤着人类的主体性努力，“危机文学”应避开危机叙事的常见陷阱误区，致力于挖掘与呈现人类面对危机的主体性见证、反思与行动，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意义与价值。     

汉语写作如何造就了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

论文以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的作品为例,揭示汉语写作怎样成就了少数民族优秀文学作品三个方面的独特价值.1.融文人创作和民间故事、传说蕴涵丰富的神话母题素及民歌为一体,为文学史家和民间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性文本形态.2.汉语平台上民族文学中所描写的神话及民间传说、习俗地理特征等地方性知识得到了文学性表现,形成了各民族神话的比较机制及诗性智慧的再发现和启示.3.汉语写作的民族文学作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认同意义,民族文化身份认同表现为双重性和动态性.他留给我们的思考在于:在汉语写作平台上,民族作家如何才能在坚守民族身份特征的基础上,坚守作家的艺术生命?     

民族认同的危机与文学建构—以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小说为考察中心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成为突出问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汉族文化和文学的话语压力;现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挑战;全球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同质化威胁.面对这一危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表现出了积极地建构民族认同的姿态和策略.     

战时文学记忆:1937年南京陷落后的古体诗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文学迫于战时状况,急切地反映社会生活,发挥了感时伤事的纪事、抒情功能。作为一种社会记忆,抗战文学将人类的战争形态记录下来,表现了特殊境遇中人的生存状态与人性特质。其中,关于南京保卫战、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文学记忆承载了历史的巨痛和民众个体的心绪,也传达了整个民族的吼声。战时的抗战诗歌多以古体诗词的面貌呈现,具有见证、伤悼、控诉或反思的内容,反映出一个民族、个体受难与抗争的历史本相或哲思。抗战时期爱国志士的旧体诗词创作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抗争不屈、团结御侮情绪,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些诗词对于慰藉战争创伤、铭记民族耻辱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苦难创伤与文学豫军创作共性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豫军在中国文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苦难书写、权力书写以及对中原文化人格的发掘和反思,成为文学豫军写作的重要共性。这些写作共性形成的背后,是这片土地上关于生存的苦难创伤记忆:苦难书写是作家们的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直接呈现;权力书写是生存苦难创伤记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文学豫军所批判的"无原则""无骨"则是生存苦难创伤下形成的生存哲学。     

重寻集体性与文学共和——为什么要重读乌热尔图

乌热尔图的小说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猎人"和"森林"的独特意象,又具有超越于生态文学或寻根文学的意义。通过对其文本的细读,可以发现他的代言式叙述彰显了听觉文化的平等观念,在自杀故事中讲述了风险社会中的现代性隐忧,而解决隐忧的方法则是走向一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寻找和自我表述的诉求。这种对于集体性的重新张扬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社会主义人民的集体性主体,而是在后者解体之后寻找到族群文化的归宿,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神的栖息之地,形成了一种返魅的文学,具有文学共和的潜质。     

文学记忆中的城市文化审思——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昆明为例

城市的文学创作是城市精神文化的见证,又可构成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文人云集,他们想象、抒写、塑造着昆明,使昆明形成独特的审美形象:既有爱国的阳刚之气,又有彩云之南的温柔风貌。昆明的文学记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正被识读出来,它为昆明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     

“创伤”记忆与族群身份的寓言化想象——以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文学史中极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学,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流散经历及"创伤"体验成为基本主题,"创伤"书写渐趋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基本母题。因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诉求,导致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创伤"书写面临着如何通过文学叙事医治这些创伤、如何在多元文化混杂中重建身份认同、又如何避免在创伤记忆中被文化民族主义所裹挟等问题。     

横移西方现代悲剧精神的尴尬

中国当代实验探索小说横移西方文化 ,由于脱离本土文化根基而造成文化错位 ,发生痉挛反应 ,最终付出远离生存本真的惨重代价。实验探索小说忽略了接受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和文学交流的过程 ,并不是对接受对象的单向模拟 ,探索小说没有保持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是导致他们最终陷入精神危机的根源     

海外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研究

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美国华裔文学中普遍存在个人、家庭及族裔创伤经历。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特别是揭示了美国华裔小说的创伤叙事与族裔历史、其他华裔的心灵自传和历史拷问之间的同质互文关系,并可以从中反思小说的个体叙事在历史和文化创伤愈合过程中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论当代文学中的死亡叙事

文学作为当代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叙事和美死亡时,有意无意地建构着民族的死亡意识,塑着人们的死亡文化观念。本文以当代文学中主要种死亡叙事及其审美图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其达方式、言说内容与审美意境的发展衍变,考察它对当代死亡文化建构的作用与意义。一、崇高:主流话语中的死亡审美死亡叙事中的崇高意境,一直是当代主流话语的审美图式,它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新时期以的军旅小说为主要表现载体。历史记忆的建构与革命英雄主义的认同贯穿了今为止半个多世纪的主流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仍“十七年文学”。毛泽东的“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     

横移西方现代悲剧精神的尴尬

中国当代实验探索小说横移西方文化，由于脱离本土文化根基而造成文化错位，发生痉挛反应，最终付出远离生存本真的惨重代价。实验探索小说忽略了接受影响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和文学交流的过程，并不是对接受对象的单向模拟，探索小说没有保持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是导致他们最终陷入精神危机的根源。     

聚居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记忆载体探析

文化从一定意义上标识出一个民族的个性和历史记忆。文化记忆往往通过物的记忆和非物质的记忆来展现各少数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特有方式、生活智慧,体现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为各民族历史的见证。民族文化元素自身的生态制衡与记忆方式,将最终决定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型态。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多种形式,但以人为载体的教育是文化传承中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同时还可以创造新文化,扩大社会记忆的内容。     

现代主义视域下的创伤小说

现代小说产生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表现日常的、普通存在的创伤,现代主义小说中的写作手法不仅具有单纯的美学性,同时也被理解为现代时期的创伤后遗症。通过追溯创伤的理论渊源、早期创伤小说的发展和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创伤的概念在现代时期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同时,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际关系的变化使得创伤与现代性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创伤作为对现代性回应的基本要素,在现代主义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夫、詹姆斯·乔伊斯和D·H·劳伦斯的作品中,以不同方式得到了展演,使现代主义创伤小说成为见证痛苦、审视暴力、反思伦理的有效途径;而超越现代主义创伤小说的写作范式,则成为当代创伤小说的挑战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