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起一滩鸥鹭——20世纪初杜威的中国之行

来华讲学：朝向东方的救赎之路1919年初,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应北大校长蔡元培、南京高师教务主任陶行知以及胡适、蒋梦麟等的邀请,携夫人艾丽丝及女儿罗茜于四月底抵达上海,开始为期两年的游历与讲演。两年里,杜威足迹遍及上海、北京、天津、太原、奉天、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湖南等十一个省市,先后发表过数以百计的演说。翻开当时的报刊,随处可以看到杜威的演讲词。胡适曾有过很高的评价,“我们可以说,此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中,杜威之实用…     

章太炎先生晚年苏州讲学与爱国主义精神

“一二八”开始的上海抗战正在进行时候,章太炎先生冒着炮火到北京去游说张学良。至1932年5月下旬离开北京,路过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回到上海已经是农历端午节。从这时候起,太炎先生常常去苏州讲学。《制言发刊宣言》中说:“余自民国二十一年返自旧都,知当世无可为,讲学吴中三年矣。”事实上苏州讲学是开始于1932年秋,阳历9月初,以后     

有梦就有远方

1922年,正在湘西的沈从文,跨出了对他的人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离开家乡,到北京寻找梦想。还没有到北京他带着的27块钱就花光了。在武汉,一位朋友又借给他10块钱,最后到达北京的时候,沈从文身上剩下的钱已不多了。此时他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正在北京,于是沈从文就去找他们,之后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颇有奥义——评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

20 0 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天瑜教授的专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体 86 2年的中国观察》。作者在日本讲学期间 ,查阅丰富的藏书系统 ,研究“近代日本人禹域踏查”这一颇有价值的课题。这本专著是这部丛书的第二本。在国内系统介绍并研究这方面的文献还是第一次。19世纪 6 0年代初期 ,上海已成为英、法、美侵略中国最重要的据点 ,上海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太平军也于这时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 186 2年 4月初 ,李鸿章从安徽到达上海 ,随即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 ,他指挥的湘、淮军也陆续到达。在上海的清军、常胜军以及黄、法陆海…     

李大钊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在中国宣传马列主义,领导和发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其精神是永存的。同时,李大钊又是一位中国现代图书馆建设的奠基人。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经原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推荐,由校长蔡元培聘请,李大钊出任了经济学教授,担任了图书馆主任之职,还被推选为北京图书馆协会中文书记。在图书馆任职的5年时间里,对北大图书     

张资平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

1912年至1922年,张资平留学日本。在日本,张资平虽然修的专业是地质学,但他始终潜心于文学。当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风靡一时,张资平首肯并迎合了这个思潮。他的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形成受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观的影响,他的小说创作技巧的娴熟受益于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他的创作发展的道路也深深地刻下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痕迹。诚然,张资平自然主义文学有别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特质。在艺术的社会意识感和低级趣味的艺术追求似乎矛盾的两个方面,张资平的作品就比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显得突出。究其缘由,是中日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特质。     

世界语者鲁迅——鲁迅在北京(六)

<正>鲁迅、周作人、爱罗先珂等在北京世界语学会的合影,摄于1922年5月23日。前排左起:王玄、吴空超、周作人、张禅林、爱罗先珂、鲁迅、索福克罗夫、李世玮;后排左起:谢凤举、吕傅周、罗东杰、潘明越、胡企明、陈昆三、陈声树、冯省三。中国世界语教育的发展,得力于蔡元培(1868～1940)不少。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世界语的宣传推广,为世界语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为世界语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12年,蔡元培任中     

杜鹏程与鲁迅

杜鹏程与鲁迅,没有任何交往。1924年7月,鲁迅到陕西讲学,他当时3周岁;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他当时也不过15周岁。此时的杜鹏程未曾到过西安,更未曾到过上海、北京,而鲁迅生前也不曾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他这样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他们是两代人,甚或是三代人。但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国新文化的伟大旗手,其思想和著作     

松石胜彦教授来我校讲学

应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政治系、马列主义教研部邀请,日本一桥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日本经济理论学会干事、前秘书长,日本经济理论界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资本论》学者松石胜彦,于1988年11月15—17日来我校讲学。讲学期间,他运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有关原理,精当地分析了战后日本     

蔡元培的两次流泪

蔡元培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有两次流泪，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蔡元培先生不朽的风采和人生境界。1919年5月4日，在五四运动的游行中，军阀政府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的就有20人。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于当晚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商量营救之事。5月7日，     

试论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

邹容(一八八五年——一九○五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又名威丹)。四川巴县人,出身于商人家庭。少年时,他就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言谈议论,指天画地,菲薄尧舜周礼,流露出对封建纲常的叛逆精神。他曾经贸学于日本,是留日爱国学生组织的“拒俄义勇队”的发起人之一。归国后在上海参加了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后来被捕入狱,在狱中由于受反动派的迫害和折磨,献出了自己年青的生命。著作有《革命军》。邹容是二十世纪初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民主     

日本东海大学横田英嗣教授来院讲学并举行中日研究生学术交流会

日本东海大学工学部横田英嗣教授应我院邀请,于1987年11月2日至11月10日来院访问讲学,随行的还有8位研究生。横田英嗣教授是日本著名光学专家,他在讲学中除详细介绍了日本光学技术的发展及日本光学教育的现状外,还侧重讲授了光学薄膜设计和光学透镜自动设计以及光学精密加工技术、非球面加工技术等专题,受到国内二十多个单位听讲者的好评。     

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来我校讲学

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辽宁大学乌丙安教授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在我校讲学。乌教授1985年曾应邀到日本四所大学讲学四个月,并到农村渔村考察民俗。乌教授在我校讲中国民俗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日本的民俗与民俗学研究,深得我校师生的欢迎。     

英国人看日本经济

我熟悉日本已达五十七年之久了。所以,我对日本的现代化事业,也就观察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当然,如果拿我1922年初到日本时和当前的日本经济情况,与英国的经济情况作一番对比,则其间的差别是颇为深刻的。     

社会美育浅论

美育的实践已有极为漫长的历史,而美育一词的提出则是在近代,是德国浪漫主义剧作家和诗人席勒在其主要的美学著作《美育书简》里创造出来的。在此之后,美育在西方引起了社会更加高度的重视。在我国,是王国维、蔡元培最早提出了美育的主张。1922年,蔡元培根据他的新式教育理想,提出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主张。他将美育的范围划为三个方面,即家庭美育、学校美育、社会美育。并且,还亲自规划了实施全民美育的蓝图。     

山根幸夫教授来我校讲学

日本东京女子大学山根幸夫教授从6月1日到6月20日在我校讲学,参加听讲的人员除我校日本史研究生外还有本市及外省兄弟院校和社科系统的部分专家、教师和研究生。山根教授讲学的题目是《近代日中关系史》。他重点介绍了前期昭和史上日本的对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论丁玲在上海时期的思想与创作

上海时期的前后经历,对丁玲的思想发展与创作实践至关重要。向警予、瞿秋白、茅盾、冯雪峰等共产党人,是她先后结识的关键人物,促进了她的思想衍变。丁玲所处的上海时期,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指她于1922年至1924年先后在上海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学习;后期是指她于1928年从北京重返上海从事文学创作并参与左翼文学运动。正是在后期,丁玲参加了“左联”和党组织,发生了思想质变,也在创作上获得丰收。上海时期的几年生活,在丁玲的一生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本间教授来校讲学

应上海大学文学院法律系的邀请,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法学部教授本间辉雄先生于今年10月12日至13日专程到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学。本间辉雄教授是法学博士、曾任法学系主任,目前还在大阪市政府咨询委员任职,他在商法方面已积累了近40年的教学经验,著作甚丰,在日本法学界有较大影响。本间辉雄教授在这次讲学期间作了题为《现行日本商法的结构和今后的课题》,《日本企业的组织结构及其法律问题》等报告,并与法律系的部分教师进行了     

瑞典著名学者赵承福教授应邀到我校讲学

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东洋研究所所长,欧洲日本学协会常务理事,著名语言学家赵承福教授,今年七月中旬,到我校讲学近一个月。赵承福教授是有国际威望的语言学家,他曾应邀到日本、美国、法国、苏联、波兰、朝鲜、德国等许多国家进行讲学。这次应邀到我校进行朝鲜语音韵学和日本语音韵学的讲学,受到了热烈欢迎。     

杜威在山西大学讲学

1919年5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邀请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始人杜威先生来中国讲学。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有余,足迹遍及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福建、广东、辽宁、山西等11个省。他来山西在山西大学讲学的时间是1920年10月10日,演讲的题目是《品格之养成为教育无上之目的》。其中,他着重讲述了有何方法、何余暇讲求品格道德等问题而教授之于学生。他批评当时教员、家长单纯以学生成绩优劣,评价学生好坏的错误倾向,要求“在竞争之外,使学生爱群尽公益有互助精神,并于学校内外洒扫清洁各事,由学生为自发的共同动作”。他提倡通过提高学生的自治能力,即“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