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经验与超验:康德道德哲学的三重维度

康德道德哲学关注的是实践理性发挥作用的领域,表现为三个维度.最高道德法则之普遍性的形式化阐明体现了先验维度;道德哲学之终板诉求的至善及康德对道德情感的眷顾体现了经验维度;作为道德哲学拱顶石的自由理念可思而不可知及对上帝的信仰体现了超验维度.我们既不能夸大其中的形式化因素,又要认识到经验与超验维度的重要意义.三者相互联结、相互蕴含,共同构成了康德道德哲学的整幅图景.     

生活:经验与超验

从人的求知途径上看,生活有两种来源:经验和超验.经验的类型有个体理性经验、个体感性经验与社会道德经验;超验的类型有哲学本体论上的超验与宗教上的超验.基于这些经验与超验的不同类型,生活方式大致有四种:直觉与体悟;感觉与知觉;思辨与逻辑;社会与道德.它们共同构筑了一个彼此交融的、相互穿越的生活世界.     

哲学对话:问题与思考

[提要]本对话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第一是超越与超验。李泽厚认为:超越与超验相比,含义更广,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也更多。作为一个哲学术语,超越到底指什么,是不清楚的。他所讲的超验是超越经验,并认为这比较符合transcendent的原意。他强调,超验作为理性思辨的对象,是与经验无关的。杨国荣认为:人自身之“在”以及与之相关的经验对人而言具有本源的意义;“超验”无论是理性的设定或情感的对象,其意义本来只有对人才呈现。如果将“超验”与人自身之“在”截然隔绝,则常常会陷于思辨的幻觉。事实上,我们无法完全避免“以人观之”,在超验的领域(包括宗教领域)也是如此。第二是道德问题。李泽厚认为:道德的实质在于情为理所支配,道德实践是包含有痛苦的。对自觉自愿需要界定,需要作各种区分。从行为来看,首先是个人的选择;从心理上说,即由意志决定。意志不是本能,它恰恰是人类理性的东西,动物就没有这种理性决定。在他看来,道德成为自然体现了审美的价值,他认为美是更高的价值。杨国荣则从道德实践的角度谈自觉、自愿与自然的统一,认为自觉、自愿,亚里士多德与冯契等都已讲过,他在此之上进而提出自然。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道德行为应该表现为这三者的统一;唯有在这种形态之下,道德行为才是完满或完善的。尽管在现实中,未必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达到这一境界,但它至少可以成为道德涵养、道德实践的范导性目标。     

从道德视角领会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区别不在于前者是纯粹经验的而后者是纯粹超验的,而在于前者能够恰当地处理超验与经验的关系使两者同时得以保全,后者造成超验与经验的分离最终只保留超验。马克思哲学的超验性在于实践能够超越经验的实然之域的超越本身。这种超验性只有在道德中才能得到客观化和现实化。超验与经验相结合成就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彻底性。道德的实践分为个人践行和类践行,两种践行的统一就是“改变世界”与“自然史的过程”的统一。     

康德论道德法则的演绎

康德对道德法则（moralisches Gesetz）的演绎和证明无疑在其道德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道德法则以及相关的自由概念若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则道德将会成为一种＂虚构的观念＂和＂头脑的产物＂。然而不幸的是,在其代表作《道德形而上学原理》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甚至是巨大的颠倒。在前书中试图从自由来确立和演绎出道德法则,后者则是明确反对有任何关于道德法则的演绎,并同时从道德法则演绎出自由。在此背景下,文章首先分析和评价这两种不同的演绎,然后通过比较来解释这种转变的原因以及意义。     

谁是道德的“敌人”——伦理由超验向经验转变中的文明作用

道德史上的精神断裂可以表述为:从"超验伦理的世界构造"到"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尼采的谱系学审查揭示了这一断裂。超验伦理用神的世界压制并反对人的世界,立足于宗教形而上学对世俗道德的敌视。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在生活史层面,通过异乡人的生存悖论和身体转向的伦理经验,表现为以欲望的伦理、个体化的道德、物化的文明为基本标识的形态架构。在伦理从超验构造到经验谋划的形态转变过程中,无根基的异乡人如何面对四面受敌的道德?一种道德辩证法基础上的"伦理的和解",是伦理经验的现代性谋划的可能出路。     

从常识道德到道德常识：道德中的常识探究

“常识”概念在道德探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常识概念具有多重内涵,通过对古今中外相关文献的考察,可以发现“常识”概念涉及的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群。与道德探究相关的两个重要概念“常识道德”和“道德常识”分别指向“基于人类某种感觉或能力的道德”和“人所共知的关于道德的简单而基本的知识”。由于道德常识具有长期的不可错性和广泛接受性,只要能证明常识道德和道德常识之间可以转化,便可证明常识道德作为一种道德方法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反思平衡法和社会认识论的相关理论,分别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上为这种转化提供了依据。     

从理想性到现实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之路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兴起,始于世纪之交。其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从主要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主要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实性政治哲学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从三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关于政治哲学一般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和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兴起原因的阐释;第二个层面是关于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之发展趋向的研究,如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层面则是基于中国经验对于政治哲学中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关于政治哲学中理想性维度与现实性维度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虽然有待深化,但已展现出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景来。     

康德论意志的动机

康德讨论了三个概念,即道德法则、意志和行为,并指出只有使道德法则决定意志,意志又决定行为,我们的行为才会有道德性。义务也是行为,它是出自道德法则的行为。康德分别在实践理性批判和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两次定义了义务的概念。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新理学的人生境界与本体境界如何贯通——从冯友兰新理学遭遇的批评说起

在新理学关于天道的形上学中,本体存在的情感经验和价值内涵被剥离了,由此引起了学界的诸多批评。但新理学在转入关于人道的境界学说中,本体原先被剥离的东西却从经验维度被重新植入了进去。因而在新理学,道德境界不能离开对经验世界尤其是社会规律的理性认知以及相应的社会行为;天地境界融合道德境界并且超越了道德境界。     

应该怎样理解审美的“无利害性”

“审美”(鉴赏判断)这个概念按照康德的本意,是通过无利害的自由愉快来使人超越利害关系的束缚,沟通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把人引向“最高的善”。这是直接针对自启蒙运动以来科技理性肆虐、人文理性沦落而发的。但由于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思想以及在方法上所采取的“纯粹理性的建筑术”的局限,最终导致他不可能完全解决两个世界的对立。我们应该在肯定康德美学思想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回避它的思想局限,从他律性与自律性的关系着眼,正确理解审美在扬弃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无限与有限、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以及审美在使人进入和谐统一境界、实现精神上的自由解放的重要意义。     

内向性主体的三个矛盾维度

随着纯粹主体与经济主体的区分,以及主体概念从自性、内向的“反思”模式转向实践过程之结果的“生产”模式,由此形成的包含着纯粹、超验、普遍维度和经验、个体维度的实践主体,其中在个体性与普遍性维度上蕴含着的矛盾冲突仍然存在,甚至更加严重。这个维度上的矛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超验性与自身保存的内在紧张,表现为经济主体对由纯粹主体所限定的政治主体的蚕食和取代;二是纯粹主体的“自我决定”原则跟经验主体极力谋求的“自我实现”的分离;三是在从纯粹主体到经验主体所必然衍生出的多个主体层次类别中所呈现出的高层次对低层次的压迫。要保持马克思主义主体理论的批判性品格及其活力,就必须立足于这些矛盾进行某种重构。     

苏格拉底：灵魂与身体

苏格拉底以单一性、独立性、不变性和不可见性来界说灵魂，把这个绝对的精神实体视为真正永恒的实在。他对身体的贬抑及关于灵魂不朽的论证，虽然体现了一种宗教性的激情，但也彰显了超越宗教性的高远的伦理意图和哲学目的，这就是确证人性的本质和尊严，强调人的存在的超越性、道德性和反思性。     

“科学理性”的内涵与外延

科学理性是科学与理性的天然契合.科学与理性的结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强强联合,是在共融互通的层面上进行内涵的扩大.科学理性衍生的基本点在于求真务实,在于怀疑、假设后由归纳演绎出的求证结果.科学理性继承了科学求真尚实性、客观实在性、逻辑抽象性的特点,也继承了理性作为“技术”、“技能”的特点,作为“道德自律”的工具,作为逻辑思考能力的特点和始终游走在文化层面的方法论意义.在科学与理性概念的融合和特点的对接中,科学的理性,或者叫做理性的科学就产生了     

马克思哲学的超验性维度之我见

同一切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一样 ,马克思哲学也内在地具有超验性的维度。重新发现并正视马克思哲学所固有的超验性规定 ,乃是有效地矫正过去对马克思的误读 ,从而“回到马克思”的需要。马克思虽然未曾直接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超验”或“超验性”这个词 ,但他的著作却无疑包含着对超验或超验性规定的肯定。在马克思的中学作文、博士论文、《1 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 ,都表达了超验规定和超验维度。在马克思哲学系统中 ,“有”→“无”→“有”与“无”的扬弃 ,成为超验性的完整的表征结构。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大特点 ,同时也是其真正的优点。     

罗尔斯“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论析——兼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康德实践哲学的关系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论及的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理性的和合理的,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理性的和合理的两个概念来自于康德的实践哲学,通过对罗尔斯关于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的论析,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呈现。     

新教伦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支撑——解读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新教伦理发挥着道德规范的职能,即为资本的生产经营者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道德程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支撑和依托.韦伯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认为抛弃超验性假设,将生产同宗教价值相剥离,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分离过程中却产生了科学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拒绝,从而使资本主义活动丧失了文化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和市场理性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构制充满人文道德关怀的综合理性社会.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中重新认识道德与理性

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需要再度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动"这两个具有根本性的问题,然而,这两个问题的破题则指向了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工业社会所实现的是理性的片面发展,因为科学理性、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发展而把实践理性排斥到了边缘,以至于出现了道德在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建构中缺失的问题。我们经常提到的工业社会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社会中几乎处处都存在着反伦理的问题,不仅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反伦理的行为,而且在学术研究中,甚至发明了诸如"社会资本"这样的反伦理概念。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作用潜滋暗长的状况,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哲学家对道德需求、道德功能及其实际表现状况等进行了系统的思考。我们认为,关于道德与理性的关系需要在历史过程中去认识。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将不再仅仅把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规范,而是会自觉地建构道德生活形态。因而,理性与道德融合的境界也就到来的,以往关于理性与道德关系的所有讨论也都将失去意义。     

现代性的含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理解与构建

理解现代性需要从语义和语用两个层面着手,从语义看,现代性是关于现代之性质的思考;而从语用看,现代性则是一种不断生成的“时代意识”。它既包含着对历史事实的陈述,体现为经验的概括;又具有价值诉求,表现为规范性评价。现代性的基本内容包括社会秩序的现代性质和心性秩序的现代性质两个方面,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内容及其构建因为有其特殊的境遇,因而需要从两个维度进行构建,即市民社会的诉求整合与动力原则重构这一维度,以及市民意识的培育这一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