罔敢不持其律：《史通》对清修《明史》的重要理论指导

清修《明史》过程中,不但纂修官对如何编修问题的理论探讨往往“读《史通》而兴起”,而且其实际施为亦常常“罔敢不持其律”,无论在史料的广搜博采、慎于择取,还是要求确定统一的修史体例,讲求体例的因时制宜原则,以及对《明史》纪传表志各部分内容的具体探讨,如各部分之间要互相协调,纪传应该记载哪些人物和事件,如何收录诏诰文章和辞赋作品,合传类传人物的分合原则与选录标准,是否保留明代士大夫以别号行世的称谓习俗,篇末史论应该如何设置,其内容的写作原则及其与正文的关系,要求摒弃前人在史论之后另设韵文式赞语的做法等,都明显受到了《史通》的思想引领和理论指导。《史通》对《明史》纂修的影响绝不止于多所借鉴,而是扮演了重要的理论指导角色,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试析清初《明史·理学传》的论争

王阳明心学在清初遭到程朱学者的猛烈批评,从而影响到官修《明史》对明代学术的定位。康熙早期史馆总裁徐元文兄弟提出设立《理(道)学传》的倡议,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意见主要可归纳为道学当去、总归儒林,道学乃道家之学,《道学传》惟《宋史》宜有之等。《明史》最终未立《理学传》,作为争论核心的王阳明被列入大传,传稿历经数次改易,最终以其本人及王学被否定而结束。     

《明史·西域传》黑娄考

本文对《明史·西域传》中的黑娄传的史料来源以及"黑娄"译法的产生、修改、沿袭作了细致的分析,认为《明史·黑娄传》主要来源于郑晓《皇明四夷考》中的黑娄传和《明实录》中有关黑娄(楼)的记载;黑娄即哈烈,黑娄和哈烈的译法可能分别来自于高昌馆和回回馆中的通事;由于黑娄贡使入明必经土鲁番之地,并与该地使团一道进贡,这是产生黑娄"地近土鲁番"的误解的原因.     

杨椿与《明史》、《明纪纲目》的纂修

杨椿作为《明史》和《明纪纲目》纂修官，在二书纂修过程中，提出了鲜明的史学考椐主张，当时却未被清廷和史馆总裁所采纳。然而，在《明史》刊刻成书40年之后，清廷对《明史》和《明纪纲目》先后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订改修，其内容却是与杨椿当年提出的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杨椿具有独到的学术眼光和史识。杨椿在清朝官方明史学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史学思想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e-考据与历史陈说——《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新考

《大明一统志》是现存最早且完整的一统志,其对于明史、史学史、历史地理等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学界一直流传着"《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一统志馆"的说法,亦即"明一统志馆"说。借诸"e-考据"的研究方法,却无法找到这一历史陈说的史料论据;易言之,"明一统志馆"说缺乏史料支撑。继之,考证出《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为翰林院下属的史馆。对《大明一统志》撰修机构的重新厘定,是"e-考据"的又一次运用,它不仅再次揭橥了e-考据在弥补传统考据方法不足、提高考据效率等方面的作用,而且也体现出大数据对于历史研究的特别意义。     

试论《史通》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刘知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其史学理论名著<史通>影响深远,就明代史学而言,这种影响表现在史家修养、史书繁简、史书体裁、史馆修史、史书评论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发展了刘知几的"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说,提出了诸如"史才五长"等理论;对于史书体裁、史馆修史等方面,明代史学家基本上赞同刘知几的史学观点.     

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文本体例

从文本体例的视角,审视《列女传》,则其特征主要有三:撰写准则的一统与多元,主题先行的材料组织形式,和谐统一的语言文字措辞。由此也更加确立了刘向为《列女传》编撰者的身份。《列女传》主要的价值与贡献,表现在史学方面,使传体史学获得了独立发展;体现在文学领域,则是促进了小说的发展,在表现手法等方面颇具艺术成就的同时,予后世文学以影响。另外,《列女传》的文本体例还开创了我国古代女训类著述的先河。     

史志目录编纂的回顾与前瞻——编纂《清人著述总目》的启示

"艺文志"是正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用书目的形式反映一代文化事业之盛,是考察中国学术史的重要依据。正史中的艺文志包括《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及《清史稿·艺文志》,其中前五种著录一代藏书,后二种则改为著录一代著述,这是适应学术的发展而作出的合理调整。历代艺文志的纂修,都是根据旧有的书目加以改编,总的趋势是越往后书目来源越多,著作数量越大,难度也就越大。目前国家新修清史工作正在加紧进行,艺文志从2004年开始编纂,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其方法仍然沿用历代艺文志的成法,命名为《清人著述总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著者及其籍贯、主要版本、馆藏、资料来源等,著者字号及科第等则在首次出现时附注之。由于篇幅较大,约千万字,因此,独立于各传、志之外,单独成书,与新《清史》相辅而行。这在历代正史"艺文志"纂修史上是一种革新。这种新体例及其存在方式可能成为今后史志目录的新模式。分析和阐述《清人著述总目》的体例与编纂方法,回顾和总结历代正史"艺文志"的纂修方法,展望、探讨今后史志目录编纂的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论《穆天子传》的史料价值

因为对《穆天子传》成书年代及真伪的不同看法 ,该书的史料价值从明清以来便颇有争议。近代学者中 ,顾实以历法立论 ,认为《穆天子传》用周正 ,自当为周书 ;顾颉刚以战国形势和中西交通立论 ,认为该书成于战国。以北方气候的实际情况而言 ,顾实持论极为坚实。顾颉刚对战国中西交通的推论则与事实不符。借助传统文献与金文研究成果 ,可知战国说者对《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的几处主要质疑均不能成立。历法之外 ,《穆天子传》中“毛班”见于铭文 ;“穆满”为美称亦有金文可确证 ;《穆天子传》中称穆王为“天子”,更与《诗经》《逸周书》及众多彝器铭文相合。因此 ,《穆天子传》为西周文献 ,具有极高史料价值 ,是无可怀疑的。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周易》“时”观与苏轼的处困态度

《周易》＂时＂观认为：人生处世只有与时偕行才能前途光明,若失时而动就会招致凶险。当不遇时应潜隐退避、养精蓄锐、静以待时,同时要善于利用困厄时期成就盛德大业;对于大才德之人来说,越是艰险之时,越是成就非常大功之时。这些观念对自小就开始研读《周易》的苏轼的处困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他始终保持乐观旷达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郑笺》对《毛诗传笺通释》的影响

《郑笺》成绩斐然,代表了汉代《诗经》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注释之作起到了典范的作用,垂范百代。《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其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毛诗传笺通释》都产生了影响,《郑笺》与《毛诗传笺通释》在传统训诂、文学、义理上均有相通之处。《毛诗传笺通释》对《郑笺》全面地继承发展。从汉至清,诗经的注释之学紧密传承,可见中国学术之源远流长。     

论苏轼的艺术辩证法

在对文艺基本问题进行判断和解析的过程中 ,苏轼常常以哲理思辨代替直觉感悟 ,以开掘物理代替经验描述。因此 ,尽管他不可能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揭示文艺的一般规律 ,但仍能以朴素的辩证思维来分析和总结自身的创作感受。他充分注重了“形”与“神”之间的层次性及其不即不离的相互依存关系 ,以一种辩证的艺术认知范式阐释了“形神皆备”的创作原则 ;他深刻揭示了“道”与“技”的相关特质 ,并艺术地发现和把握了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进而提出了“道技两进”、“心手相应”的观点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外枯而中膏 ,似淡而实美”、“精能之至 ,反造疏淡”等一系列见解 ,充分注重了对平淡与绚烂审美范畴各个因子之间逻辑联系的细微把握 ,从而揭示出了其内在结构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苏轼还坚持“尽其自然之理 ,而断之于中”的为学之道 ,在尊重和重视前人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 ,力主求新达变、革故鼎新 ,并将之贯通和转化为艺术创造中的自觉精神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胡适与北洋军阀

胡适,作为一名忧心国家命运的爱国学,他不满北洋军阀政府的黑暗统治,主张建立“好人政府”,实行“联省自治”,以维系国家的统一,消除军闯的混战,促进国内的和平;作为一个改良主义,他所主张的“好人政府”成为服务于北洋军阀的工具,他所鼓吹的“联省自治”也成为军阀割据的借口。他只求改善,不求推翻,最终决定了他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抑闯不成反拥阀。     

石介的伦理思想初探

石介是“宋初三先生”之一，其伦理思想主要包括儒家道统论、神秘主义气运说、反对佛道以及“公于天下”的道德评价论等四个方面。石介的伦理思想启迪了程朱的伦理思想，对后世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胡适与文学革命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初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主要归根于以胡适为首的文学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集中体现了胡适的文学改良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决定着今天中国文学发展状况。百年后的今天,重新思考中国文学发展历程,再次思考胡适当年的文学改良思想,无疑对文学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考——兼与何海燕博士商榷

由于传记系统的简略,传世文集的缺乏,当下对《毛诗传笺通释》成书过程及马瑞辰生年的认识都存在误区。在考察马瑞辰生平经历基础上,文章勘正了马瑞辰在《自序》中交待过的成书过程。根据姚莹和马其昶记载推求出的马瑞辰生年,纠正了《清史稿》以来以讹传讹的舛误,为马瑞辰莫衷一是的生年说画上了定谳性的句号。     

施耐庵之谜别解

施耐庵是谁 ?迄今仍是《水浒》研究中一个未解之谜。已有四说 :托名、施惠、郭勋或郭之门人、《靖康稗史》编者 ,俱非定论。试把“托名说”与“《靖康稗史》编者说”结合起来 ,立见谜底 :施耐庵是元末书商在编好《宋江》之后追求名人效应的产物 ,借用了《靖康稗史》编者的托名“耐庵”。以施为姓 ,暗示其以耐庵名号为旗帜 ,施编纂者名义予耐庵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