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正心先于诚意论

王夫之倡导正心先于诚意,说“学者明明德之功,以正心为主,而诚意为正心加慎之事”,认为心是恒定的,而意乃与外物交感而生,是偶发不定的。因心之恒定,故可以存养以理,立之为志,用来监督意念的发生和方向。因意念之不定,故不可仅诉诸意念以诚意,而要“以志观意”,使意念有所遵循。其所遵循者就是已正之心或素养之志。对《大学》“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王夫之解释说,正心是无事时的存养,而诚意是接物时的省察。虽然无事时心皆合于理,但是接物时意念发动则有可能不合于理。这就需要时刻省察意念之邪正,以防止意念对已正之心的颠覆。这就是“意诚而后心正”。但是,通观王夫之的论述,他始终坚持正心为先,诚意乃正心之巩固。在他看来,没有心中之理则,诚意根本无从谈起。这与他坚持“复礼”先于“克己”一致,因为只有以礼作为标准,克己才能有所遵循。     

刘宗周“慎独”与“诚意”之辨

对于刘宗周的学术宗旨,大致有三种观点,即刘汋的"诚意"说,黄宗羲的"慎独"说,还有今人东方朔等人的"诚意即慎独"说。三者各有所据,都有道理。但是,"慎独"与"诚意"毕竟不能完全等同,因此,为了避免概念混淆,有必要区分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其实,从辩证方面来看,它们分别是性与心,本体与工夫的关系。从统一方面来看,从"慎独"转向"诚意",是下手的工夫;从"诚意"升至"慎独",则是"下学上达"路径。刘宗周同提两个概念,原因有三:对往圣绝学折衷归一;纠正当时学术上的偏颇;理论创新。     

近代儒学的地方性实践及其意义——以刘古愚的儒学改革思想为例

深居西北内陆的刘古愚,在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声名斐然,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他虽未直接接触过西方,却以中国传统的教化哲学和实学为路径,自觉发展出了一套儒学的现代转型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过程中,与特定空间与文化环境互动所形成的地方性实践。刘古愚的思想代表着关学等地方性儒学并非“内卷化”的“地域儒学”,而是因时制宜的儒学地方性形态,这对于理解儒学在近代社会是否能够“内在地”产生转型动力有着标志性的意义。     

论王阳明《大学问》对“万物一体”的诠释

王阳明晚年对“万物一体”多有阐发,且在前人基础上有不少创新之处,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在《大学问》中以《大学》的“三纲领”来系统诠释“万物一体”。阳明认为“明明德”是立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亲民”是达天地万物一体之用,而“止于至善”则是“明德”和“亲民”的终极标准。如此一来,阳明将儒家内圣外王之纲领的《大学》归结为“大人以万物为一体之学”,这不仅赋予了“万物一体”以内圣外王的内涵,也体现了他以《大学》为核心诠释儒家其他经典和思想的倾向。     

王夫之对朱熹“诚意”“正心”思想的修正与发展

朱熹认为,"诚意"就是指所发之"意"表里内外、彻头彻尾、自始至终都是"好善恶恶"之意,反之,只要有一丁点不够如此,便是"自欺"。王夫之认为,"欺"不应该理解为欺骗,而应理解为欺凌、欺压,"自欺"就是"意"欺凌了自己的"心"。朱熹认为,"正心"就是"心如太虚,湛然虚明",空无一物,不先带着情绪去应接即将到来的事物;"正心"的方法就是"致察"和"敬以直内"。王夫之认为,"正心"就是"正其心于仁义","心为道义之心","正心"的方法是"执持其志"。王夫之的"诚意""正心"思想比朱熹更落实,也更符合儒家一贯的思想。     

刘古愚对清末图书事业的贡献

刘古愚对清末图书事业的主要贡献是增加图书文献、刊书售书,特别保存和引进中外自然科技书刊报纸;编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大力提倡科技、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论儒学和基督教人性论与善的教化

儒学的性善论和基督教性恶论在理论理性上相互冲突,但在实践理性上所要达到的至善目的又相互融合。儒学善的教化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基督教善的教化是活出基督的样式,两者都认为善是通往天人合一的桥梁,最终都是止于至善,明明德于天下,达到自然与我为一体,天道人道合一的境界,实现天下犬同、世界和谐的终极理想。     

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孝经本义》的学术特质及其意义

清末是《孝经》研究的又一次高潮,与康有为并称为"南康北刘"的刘古愚在康有为的直接影响下,转向今文经学,作《孝经本义》以显其意,以敷世用,提出诸多创发性观点。刘古愚首先标举《孝经》,指出《孝经》是经,六经为纬,乃六经之先导,蒙养之根本;在《孝经》文本上,刘古愚推崇唐明皇的《孝经注疏》,质疑、反对朱子对《孝经》的删改和编排,提出新的改本模式;在内容上,他反对将"孝"局限于父母一身,而是要扩充其量,创新性地提出"孝必以天下万世为量"。刘古愚的《孝经本义》体现出"拔弃考据训诂、独研微言大义""以四书释《孝经》""理在解语内"的经学特质,在晚清时代激变之际,回向固有传统,提振儒家伦理,以为救世良药,拓展《孝经》的诠释维度,丰富《孝经》的意义世界,开显出学问家而非如康有为政治家的经世方案。     

袁了凡佛学思想析论

明代辅教居士袁了凡,早年被相士算定,坚信进退有命,遂悠悠放任。后受高僧云谷法会示导教化而猛省,依教力行,广积阴德,善日加修,德日加厚,亲证命自我立、福自己求、造物主并不能独擅其权之真理。嗣后,著书立论,现身说法,勉励世人立定志向,奋发向上,修身进德,造福人群,服务社会。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刘庆邦短篇小说论

刘庆邦的短篇小说创作 ,在叙述视角上坚守着平民的人文主义立场和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在叙述内容上则着意开掘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人性的美好和丑恶 ,在叙述话语上则追求纯朴清新的语言、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和生动活泼的细节描写 ,体现了其特有的美学价值     

论柳宗元的佛教信仰

柳宗元的佛教思想受天台宗影响颇深 ,他对禅宗也有一套与当时洪州禅风相背离的独特见解。就个人信仰而言 ,柳宗元以理智信佛 ,不以情感入佛。佛理在某种程度上始终是他审视的对象 ,并没有消解他精神的执着追求。     

刘智的教论

清代著名回回伊斯兰学者刘智的三部主要代表作之一《天方典礼》是一部专门论及伊斯兰教的书。在该书的＂自序＂中,他讲道：＂是书也,始著立教之原,中述为教之事,天道五功,人伦五典,穷理尽性之学,修齐治平之训,以及日用寻常、居处、服食之类,皆略述大概,而以婚姻、丧葬终焉。＂根据伊斯兰教义家们的观点,伊斯兰教是由信仰、义务和善行三...     

论柳宗元的补天理想

柳宗元是一个理想化的补天者。他的补天理想形成,与他个人的经历和所处的时代关系密切。矛盾尖锐、弊端百出的时代,呼唤着补天之才的出现;个人的特殊背景,使他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了补天理想的形成。柳宗元正是顺应这一历史趋势,被推向了政治舞台,担任起补天的使命。柳宗元的补天理想,不仅具有丰富的内涵,也是他整体思想中的亮点;不仅贯穿在所有的思想之中,也贯穿在所有的作品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去追求和实现这个理想,执著坚韧无怨无悔。解读柳宗元的补天理想,有助于我们走近柳宗元,认识柳宗元。     

刘少奇反腐败思想述略

反腐败思想是刘少奇执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较早地注意到革命胜利后产生腐败现象的可能性和党内出现腐败现象的危险性。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其反腐败思想的鲜明特点。     

论柳宗元的政治心态

通过韩愈、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对柳宗元政治态度的评价,观照因参与永贞革新运动而遭受贬谪命运的柳宗元,阐释其较为积极的政治心态与"统合儒释"观的关系,以及这种心态对其贬谪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     

刘向治学特点综论

刘向是西汉成帝以前几乎所有中国典籍的经眼人和整理者,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枢纽,探讨其治学特点,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学术的特质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治学特点有五:宽广开阔的治学领域;服务政治的治学宗旨;尊经崇儒的治学倾向;以史为据的治学方法;以类相从的治学思路。     

论柳如是诗词的美学价值

较之历代女子的诗作,柳如是的诗词显现出与众不同的思想和境界,主要表现在独立自主的人格美、博大的爱国情怀、现代意味的爱情观等方面,这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而明末清初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柳如是特殊的乐妓身份及个人生活环境,是其诗词美学价值的成因。     

论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谋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提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一步跨越,必须经历一个坚实的、培养社会主义成分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和平的“经济竞争”上;经济建设是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就不怕私营经济发展得多;要正确对待资本主义,不能过早地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消灭资本主义。这些观点符合建国前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国情,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来源,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以人道显天道:论《中庸》诚的思想

在《中庸》的思想体系中,诚是"一切道之道"、"一切德之德",是人道与天道得以连接的枢纽。人道显现天道之诚的方式有两种:思诚与诚之。但同时,天道之诚开显在天道万物的各正性命中,因此,人之给出万物的各正性命的行动,才是开显天道的根本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