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传统

针对抗战时期人们对抗战诗歌和五四新诗传统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以及抗战诗歌呈现出来的与五四新诗之间的差异,很多学者认为抗战诗歌是对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的背离。其实,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并非背离的关系,在形式、内容和品格等方面,抗战诗歌与五四新诗之间都具有明显的承续性。     

百年新诗的民间话语研究视角

回顾百年新诗,必须回到五四"反传统"起点,来做重新的思考和审视。"民间"话语作为一个有效的研究视角,十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五四以来,新诗正是借助源于"传统"的民间话语,很好地弥合了与古典诗歌传统的裂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现代性品格,实现了中国诗歌从传统到现代的百年跨越。但同时,民间话语又给新诗带来了一些缺憾和问题,需要我们客观地对其有效性与复杂性予以正视和辨析。     

《新青年》译诗与新诗语言的探索

在外国诗歌翻译的影响下,《新青年》诗歌语言呈现出通俗化、句法功能的显性化、语言表意的复杂化的特征。学习西方民间诗歌语言,采纳对话的语言组织形式,大量语气词入诗带来的直白的情感表达方式,使《新青年》诗歌语言整体上呈现出鲜明的通俗化的特征,体现了五四思想启蒙与文学革命时代的话语特点。向译诗借鉴,新诗讲究语法组织,句法诗性功能得以显现化;现代人称代词的诗性引领功能、修饰成分的诗意扩充,使新诗呈现出与传统诗歌不同的现代表达方式。语义结构的整体关联与欧化的文法带来语言表意的复杂化,增加了诗歌的凝练度和内在诗意。译诗的语言借鉴影响了中国新诗语言观念的现代变革,提升了中国新诗语言的表现力,拓展了新诗语言表达方式,丰富了新诗语言表意功能,为滥觞期中国新诗形式建构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抗战文化生态视域下的晋察冀诗歌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促动下,由五四白话新诗延伸而来的中国现代诗歌又一次发生转型,诗人们从艺术的象牙塔走向民族解放战争的文化广场,把五四以来的现代新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晋察冀诗歌是民族解放战争语境下的一道特殊的文艺风景,从诗歌审美形态的独特性、诗歌样式的灵活性,以及诗学理论的自觉,都能见出抗战时期独特的文化生态和文学追求。     

缱绻与决绝:五四新文学家的"新诗"与"旧诗"

五四时期的"新诗"与"旧诗"不是一个纯文学的分界,而是一个道德性的判别.在"文/白"、"死/活"、"善/恶"的五四式的论辩框架中,新诗与旧诗发生了功能性分离:新诗被抬进了面向公众启蒙的文化广场,旧诗则退隐为表达私人情趣的精神自留地,现代知识者自觉的启蒙责任感与传统的文人情趣构成了一种对峙的和谐.而正是在五四新文学家对于新诗与旧诗分流又越界、缱绻与决绝的暧昧态度中,演绎着"新与旧"、"常与变"的复杂精神样态.     

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中的雅俗之辩

雅与俗这一对美学范畴是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新旧诗人围绕诗歌的风格取向、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读者的接受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抗辩。当新诗人群体以平民代言人的姿态,高举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体代替格律体的大旗,对中国诗歌的崇雅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时,旧诗人群体则以抗辩的立场不断对其进行反拨和纠偏。与此同时,新诗人群体内部也在不断调适和修正自身的新诗立场与写作姿态。五四时期新旧诗人围绕中国诗歌的雅俗问题进行的论争,不仅成为中国新诗品格建构与重构的动力之源,同时也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在新旧雅俗之间寻求艺术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盗火的“恶魔”——论“五四”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传入

“五四”前后 ,有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的译介在西方文学的输入和译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西方现代主义所蕴含的文化精神、现代意识与五四时代精神发生共鸣的结果。然而 ,创作实际情况却跟不上新文学对现代主义的极大热情和期待视野。就诗歌而言 ,对象征主义诗歌的译介在现代主义的译介中占有重要地位 ,并且唯独是它在创作上结出果实。本文认为 ,法国象征主义诗在译介中占主导地位 ,并最后在中国的新诗创作中结出果实 ,是因为它满足或遇合了当时“五四”新诗发展的某些内在文化需求和诗美期待视野 ,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因为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感性特征与民族审美传统的某种内在“契合”。     

“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朱湘诗歌论

1 有人说新诗是“泊来品”,这话并不确切。固然,产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诗人们从西方借鉴,不但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生活感受、意境、情绪等,也引起过“五四”以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共鸣,触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甚至被明显地“引进”到中国诗歌作品中来。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外来因素,中国诗歌随着时代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内     

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

文章探讨了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的嬗变特征。前期意象艺术重在对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化用,并以诗歌意象的繁复性与视觉性建构,表现出对“五四”后新诗潮的反思;后期意象倾向主要体现了对传统审美观念、传统文化的隐喻性检讨与重新审视,明显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潮的影响。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起点的摆荡:胡适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

古典诗歌意象的高度纯熟化从文化上钳制与扼杀了思想的自由发展,从诗歌艺术层面也使注重意象营造的古典诗歌基本丧失了诗歌应有的审美感受性,并危及到诗歌本身的存在。“五四”文学革命在创作实践上是以新诗为突破口,而早期白话诗以胡适的《尝试集》为代表,胡适通过在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对古典诗歌意象的继承与创造,凸现了其在诗歌由旧到新发展史上的意义。     

中国近代诗歌变革与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响

晚清“诗界革命”以来的近代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处于变革时期的产物,它不仅留下了一大批带有变革倾向的作品,而且开了后来“五四”现代新诗的先河。而西方浪漫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诗坛,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变革则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中国现代诗歌的兴起发展和外国诗歌刺激与影响之关系(下)

<正> 三 外国文学和诗歌对“五四”以来的诗歌的主要影响,集中地体现在求新,创新的“新”字上。各种诗歌流派的输入,这是现代诗歌史上的新事物之一。“五四”新诗在后来的发展中,人们以为其成就和其它文学样式相比较,显得颇有逊色,但就文学的流派来说,却没有象诗歌那样明显的了,几乎外国曾有的流派,我们也都有过,或者有过相似的流     

泰戈尔散文诗对“五四”新诗体式的影响

"五四"时期对泰戈尔散文诗的译介,有助于新诗打破旧体诗词音律束缚,实现诗体的解放和确立现代诗歌观念,但也扰乱了对新诗"散文化"创作弊病的整肃,影响了20世纪新诗体的适度规范。     

"众大"与"大众",勃兴与规范——网络时代诗歌发展的出路

以"第四媒体"网络为依托的诗歌,从备受关注到趋于平淡,它的存在已经不置可否.它与以纸质为媒介的新诗相比,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的数量都有很大的差异,但这并不代表以网络为依托的新诗就是一种诗歌的新的突破.尽管多数学者乐观地认为这是一次诗歌空前狂欢的盛宴,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网络时代的诗歌并没有在这种盛景下再度掀起大众对诗歌的狂热追逐--纸质传媒时代曾经有过的辉煌.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市场经济对人本位的冲击外,恐怕最深层的还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病态--借助政治的力量和"大众"联盟,换来的却是一种被利用的"活跃"与和平的"消沉",因此笔者大胆认为网络时代诗歌真正的勃兴还远没有到来,寻找出路才是当下的题中之意.     

诗歌与读者距离多远

中国新诗从20世纪初发韧,到20世纪末,进入了旨在推陈出新的"百花齐放"的繁荣期.与诗歌盛世()牾的是,新诗如此繁荣,何以诗歌的专业期刊,却遭遇不尽人意的冷落?这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诗与读者之间的冷墙而进行理性的思考.     

自由与格律：五四时期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

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的新旧冲突异常激烈。其中,中国诗歌的新旧冲突,尤其是中国诗体的新旧冲突更是文学论争中的焦点之所在。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句式、用韵和节奏三个要素上。在句式上,倡导自由体的新诗群体主张打破旧诗五七言为主的句法限制,代之以灵活多变的自由句式,而旧诗群体则以五七言为诗歌最佳体裁,并对新诗的无定体进行批判;在用韵上,新旧诗人群体围绕诗歌是否应该用韵以及新韵与旧韵问题展开争论;而上述这两个要素最终指向诗歌的节奏问题,新诗人追求不同于旧体诗词格律的自然节奏,力图实现诗歌形式的绝对自由,而旧诗人则坚守格律体的规范之节奏,并以规范为自然节奏之标准。当旧诗群体不断以反抗性立场对新诗的自由体进行质疑和纠偏时,新诗阵营内部也在进行自查自纠和自我调适。新旧诗人围绕诗体问题展开的论争,实则体现了现代中国诗歌标准的分歧。而如何在自由与格律的冲突中不断寻找调适与和解的可能性,则是这场百年前的新旧诗体之争给当下中国诗歌的发展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留下的宝贵经验。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