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学叙论

晚清之新学实有两个脉系一是由传统今文学转化而来的趋于政治化的新学,以康有为为代表;一是以直接译介、输入西方学术思想为职事的启蒙派新学,以严复为第一号翘楚.前者把目光放在朝廷上,热衷于现实政治秩序的变革,学术思想不过是达致政治目的之手段;后者着眼于知识阶层,希望通过传播新的学术思想来推动民众的精神觉醒.     

论晚清新政治机构的创设

鸦片战争后到甲午战前,清政府新政治机构的设置,标志着清朝封建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已被打破：戊戌变法时期增设的新政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及法规,对封建传统势力起了一定的冲击作用;清末官制改革中设置的新机构,使清王朝的国体与政体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可以看作中国国家体制近代化的开端。     

论晚清浙东史学

晚清浙东史学的特点在于经史并治的方法、经世致用与民族精神、注重学术史和乡邦文献的研究整理。在中国学术新旧思想交替之时,浙东史学对新史学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解读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发展的几种可能线索

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发展研究是运用现代政治发展理论来探讨中国晚清时期的政治变迁,其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探索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借鉴。通过对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回顾可以发现,民族危机的冲击与回应、民族独立与民主政治的双重追求、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多重发展目标的择定,以及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错位与冲突,构成了解读中国晚清时期政治发展的几种可能线索。     

晚清商人政治参与对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培养的启示

晚清商人在由旧趋新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社会地位上升,主体意识得以强化,逐步实现了对传统"在商言商"的突破,在拒俄和抵制美货等运动中萌发了爱国民族主义思想,并兴起地方自治和参与拟订商法等活动正式参与社会政治。晚清商人这一政治意识及参与社会生活实践的发展历程对当代中国公民意识的培养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论晚清民族手工业的变动因子——以湖南为例

晚清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是中国近代工业和民族手工业等诸多方面的起点.作为晚清工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手工业有着诸多的变动因子,但最为主要的当属商品化的发展、商路的变动、商人的助推和政府的倡导,以及特殊的军事需求等.这些变动因子相互作用,既阻碍了彼此的变动,但同时又促进了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民族手工业及其经济的发展.     

湖广民变与晚明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

明神宗万历二十七至二十九年,湖广的武昌、汉阳、荆州、襄阳、黄州、承天等中心城市及一些市镇,连续发生以生员、商人、市民为主体的城市民变,并且得到当地官员的同情和支持。同一时期类似的民变也发生在山东临清、南直苏州,及江西、广东、浙江的多处城市。究其起因,在社会财富日渐积累、城市经济日益繁荣、大量白银通过走私贸易进入国内市场的形势下,以万历皇帝为中心的皇室、以御马监为代表的宦官和中下级赋闲军官和地方闲杂人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群体,结成了松散但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城市“乡官士民”进行的一次剥夺。其后果,既唤醒了“人性”中不劳而获的劣根性和一夜暴富的财富欲,也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道德约束和良知底线,以及“乡官士民”对明朝廷的“恒心”。     

张之洞与晚清“新学”

在晚清新旧学更替的历史进程中 ,张之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张的立场是“先新后旧” ,但深入剖析张氏由旧趋新的学术思想历程和他学术思想的内在联系 ,则不难发现他于“新学”的一贯原则始终未变 ,尽管由于时势的变化其侧重点有所不同。他在新学制的创设和推行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晚清政治改革中的经济制约

晚清史上政治改革的呐喊不断激起千层浪 ,改革运行中的经济因素却在顽强地制约着改革的烈演 ;并不彻底的经济改革则又导致了政治统治秩序和政治格局的变动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需要财政经济的支援 ,更取决于清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中国近代化研究中的模式化倾向不足以涵盖晚清改革的整体性特征     

当代民营资本政治诉求与中国政治发展

从政治发展理论角度,认识改革开放30年以来当代中国民营资本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的影响。通过分析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的概念、内容等层面作为理论基础,进一步揭示资本政治诉求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结论中国民营资本及其政治诉求是推动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西学与清初史学

在中西文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中,清初史学亦成为二者会通与融合的媒介,并产生了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初步成果。本文拟从西学观念、官私史著对西学及西人的记述以及中西方的史学论战等方面探讨西学对清初史学的影响。     

资政院与清末的制宪活动

清末设立的资政院是清政府在仿行宪政过程中设立的一个重要的立法机关。虽然资政院院章 规定该院没有制宪权,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资政院在实际运转过程中,由于清廷不断发布上谕而逐渐 获得了制宪权,参与了清末三部宪法文件的制订,从而成为清末最重要的制宪机关。     

迟到的清末立宪——清末立宪的回眸与反思

“万事开头难”,清末立宪开创了我国百年立宪的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无论从人类宪法史还是中国近代史、中国宪法史来看,清末立宪都严重“迟到”。“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严重迟到的清末立宪在遭受难产之痛后很快就走上了“早退”的不归路,且清末立宪的“迟到”是其“早退”或者说“短命”的重要原因。当代中国社会有强大的宪法需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状态,努力实现从世纪宪法到宪法世纪的飞跃,是对清末立宪开创的百年立宪之旅的最好纪念。     

粤汉铁路与晚清湖南政治变迁

晚清时期,粤汉铁路作为近代湖南最大的实业,在其建设过程中,湖南省内各种政治势力如以湖南巡抚为代表的官方势力以及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等都曾深度介入其中,试图使粤汉铁路湖南段的建设能够沿着各自政治力量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湖南新政是湘省铁路事业的最初原动力,陈宝箴主持的湖南新政,打破了近代湖南的保守风气,铁路等实业受到了湖南绅商的重视并借粤汉铁路筹建之机,积极延路入湘,为湖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长远的基础。粤汉铁路定线湖南后,围绕着粤汉铁路的建设,湘省官、绅、商等各方势力均积极介入,他们既斗争又合作,由此对粤汉铁路的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乡村新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以清末民初的山西乡村社会为范围

旧式教育向新学教育的转变是以教会教育为契机的.山西乡村新学教育在清末产生,到民国时得以发展,成为全国普及义务教育最好的省份之一,这主要得力于本地士绅等有识之士及政府的支持,但由于受诸多条件的制约,乡村新学教育发展的进程缓慢.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以沿江沿海督抚为中心的考察

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 ,晚清沿江沿海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呈现出了一个层次分明、逐步深化的过程。综观晚清 70年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可知 :其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是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第一动力 ,督抚西学观念演进的过程亦是其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过程 ,其爱国之意是明显的。其二 ,晚清督抚西学观念的演进 ,在客观上推进了近代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其三 ,督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与其对西学的认知程度成正比 ,督抚固有的文化观念 ,既提供了其接纳西学的思想基础 ,又规定了其吸收西学的限度。其四 ,晚清督抚的文化观 ,在某种意义上 ,又构成了清政府进行各项改革的思想指导。     

清末报刊立宪动员与政治变迁

清末报刊立宪动员对政治与社会的冲击,其力量来源于立宪民主理论与报刊媒介本身.立宪思想通过报刊宣传改变了传统的话语体系,从理论层面瓦解了专制制度赖以依存的伦理基础;报刊传媒以立宪理论为武器,从实践层面发起了社会动员,培植了挑战现政权的社会力量,有效地推动了清末政治变革.不过,由于立宪宣传和动员阶层的局限,清末政治变革并未完全达到报刊立宪动员的政治目标.     

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