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一词早期使用情况辨考

《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诗补编》等所收唐人作品中,只有10种用过"状元"一词,共18次."状元"在唐代还只是个民间用语,著名文人都没用过.政府从来不用,也不重视具体名次.谈科第只用"甲科""上第""高第"等较笼统的词.《辞源》《辞海》对"状元"一词的界定,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李清照《词论》首句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辨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李清照《词论》一再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围绕词别是一家,对北宋词人的评论,以及《词论》写作时间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但迄今为止,仍是各执一词,言人人殊。笔者以为,《词论》之作,实沾溉于苏门评词风气,故不特其观点多吸纳苏门,且写作时间亦当在清照婚前。《词论》首句所说"乐府"乃"歌"之代称,语本《文心雕龙·乐府》,"声诗"则分指曲调与歌词。"别是一家"说即由词源自歌导出,其内涵当不止于协律,知词与否也并非仅由此裁定。《词论》或因晁无咎评词而作,其事其文极有可能载于晁著《骫骳说》,是书后以抄本形式流布,其中"晁无咎评本朝乐章"及李清照《词论》为吴曾收入《能改斋漫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因之,流传至今。     

林大椿校勘明代吴讷《百家词》得失平议

林大椿《百家词》校勘本为当今吴讷《百家词》之通行排印本。林氏对《百家词》的主要贡献是他在历史上第一次对《百家词》的编者、编辑及抄录时代、体例等方面作了较为全面的考述,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其校勘本身也使错漏百出的原抄本变成一个可以"披卷诵读"的版本。其缺失在于林本并未遵偱传统的词籍校勘法附列校记,在《百家词》校勘中,面对不同版本的异文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改定,并且存在大量的随意变改完全没有其他版本依据的文字,这既违背林氏自己初定的《校勘标准七例》,更大大失却吴讷《百家词》原貌,如用之校勘他本词集,则"殊不足据"。     

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

屈大均以光大三闾之业为己任,其《骚屑词》多"香草美人",表明其对屈骚精神的仰慕及追随。在词风上,《骚屑词》既有"要眇宜修"的婉约词作,也有不少"豪气轶生马"的词作,还有倾向于南宋骚雅一派的骚雅词风。屈大均词的屈骚之风即其词之最主要品质。     

张炎《词源》辛弃疾评语疏证——兼论张炎“尚雅”的词学审美理想

张炎《词源》评价辛弃疾《祝英台近》词"景中带情,而有骚雅"与"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余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体现了"尚雅"的词学审美理想。张炎的评价虽然与辛弃疾在词学史上的实际地位有所偏差,但从"骚雅"的角度予以了肯定。张炎对辛词"骚雅"的肯定,不仅是具有艺术性与审美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     

关于《马氏文通》“加词”的两个问题

加词"是《马氏文通》（下简称《文通》）中一个重要术语,弄清加词的概念对把握《文通》语法体系关系重大。本文拟讨论两个问题：一、《文通》中的"加词"、"加辞"、"加语"、"加读"称名的异同问题;二、"加词"这一术语的内涵与外延问题。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整体地看,马氏在"词"、"辞"、"语"这些用语的使用上,似乎并没有作出十分严格的区分,例如"断词"他也称"断辞",起、语两词他也称"两语"。但多数情况下,马氏在"词"、"辞"、"语"的使用上还是有某些区别的。这表现在：第一、在称述起、语、止、司、转等词时基本上用"词"不用"辞"、"语"。…     

《柳梢青》还是《贺圣朝》——一首“鬼仙词”引发的疑问

杨慎《词品》录有"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一词,未具调名,《古今词话》、《古今词统》诸书录此词多题作《柳梢青》;但《全唐诗》、《历代诗余》录此词题作《贺圣朝》,且前两句倒置作"白露点、晓星明灭";《鸣鹤余音》、《花草稡编》录此词作《柳梢青》,起句多"依稀"二字。在全面比较了此词的异文和体格后指出此词是《柳梢青》而非《贺圣朝》,《全唐诗》调名题《贺圣朝》为误抄所致,《历代诗余》据此孤例定出《贺圣朝》之"又一体"不足为训。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试论“粦”声词族系统

音义关系是训释词义不可忽视的切入点。声符不仅标记声音,也是探求词源的重要依据。文章以《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辞书为主要依据,对"粦"声字进行考释,从而构建该组字的词族系统。通过分析所有从"粦"得声的字,得出"粦"词族主要沿"光闪"义和"紧密"义两个词源延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规律性和层级性明显的词族系统。这一词族系统的建立也是"音义关系类聚性"的证明。     

“黎明”“黎”辨义

"黎明"一词,因取用古代旧注误训,至今辞书释义甚乱。该词当指将明未明时。《汉书》颜注所见"邌明"异本不足据,《史记索隐》"黎犹比也,谓比至天明也"是误训。但《索隐》"黎,黑也,天将明而犹黑也"是为确诂。"黎明"之"黎(或作犂)",当为黑义,因黑义是其常用义,且"黎明"类复词的反义语素并列结构决定了前词必须为与后词相反的黑义。     

论日本田能村竹田的《填词图谱》及其词作

日本江户时代的词学家田能村竹田著有《填词图谱》和三部词集,在日本填词史上被尊称为"词学大宗师"。依据《田能村竹田全集》评述其词学成就,可以窥日本词学之一斑。通过考察《填词图谱》的编纂缘起、材料来源,分析竹田词作并对其词学批评进行再检讨,由此揭示中日词学的相互影响,展示《填词图谱》在东亚词学史上的重要学术地位。     

《钗头凤》英译中“隐”、“秀”美学风格的传译

刘勰《文心雕龙》中"隐秀"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对中国古典诗词创作和鉴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古诗翻译的审美分析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钗头凤》一词的审美特征,对原词中"秀"词"隐"意在译文中的实现效果进行探讨,认为在翻译的过程中需"隐秀"相宜、虚实结合方能再现原词的风格之美。     

《语言学名词》解释“联绵词”问题

《语言学名词》遵循现代联绵字理论解释"联绵词",却举不出当其说的例词,说明广泛流行的现代联绵字理论脱离汉语实际。并且,该书解释"联绵词"前后分歧过多,也表明现代联绵字理论没有可靠的语言基础。《语言学名词》解释"联绵词"和所有信守现代联绵字理论的著作一样,以其彻底失败证明长期盛行的现代联绵字理论其实是汉语研究者的陷阱。     

龙榆生《东坡乐府笺》与傅干《注坡词》

傅干《注坡词》是苏轼词最早的笺注本,龙榆生的《东坡乐府笺》除对其大量采录外,还作了必要的增补和订正,但也有漏收及沿袭讹误之处。它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作者不易,笺释家尤难"之说,也警示我们在古籍整理中必须确保严谨、审慎的态度。     

朱彝尊《词综》与康乾时期官方词籍整理

朱彝尊所编纂的《词综》在康、乾词坛产生了很大影响,官方组织编纂的《历代诗余》和《四库全书总目》词籍部分,也对《词综》有所参考和评价。这进一步提高了《词综》的地位,壮大了浙西词派的声势,也影响了词籍整理的模式和选本传播的格局。     

“我皇上”可用于称谓前朝皇帝是客观事实——兼复张志先生质疑

自1954年《春柳堂诗稿》发现以来,关于《春柳堂诗稿》究竟是不是乾隆时期作品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而主张《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时期作品的王牌证据,就是把诗稿自序中出现的"我皇上"一词是解释为专指当朝皇帝。笔者2015年刊文《"我皇上"一词用于称谓前朝皇帝事例举隅》,列举8个使用事例,证明"我皇上"一词也可以用于指称前朝皇帝和历代皇帝。之后,张志先生撰文《"我皇上"称谓前朝皇帝八个例证的考证讹误》,对拙文提出全面质疑。针对张志先生所提出的质疑,笔者逐一进行了具体说明和进一步补证。事实证明:"我皇上"除指当朝皇帝外,确实可以用来称谓前朝皇帝和历朝皇帝。仅靠"我皇上"一词来证明《春柳堂诗稿》是乾隆朝作品是不成立的。     

清代词原论与词体推尊

清人对往代文学诸体都欲振兴,期以超轶往代,故于此前文学派别,重现争论,如诗论性灵、格调、肌理之说,都是承续往代。词学亦然,但以宋人视同诗家余事,元、明曲盛而词衰,故以尊体为要,推原词体于《诗》《骚》、乐府与唐诗,反映振兴一代词学的强烈意识。其推本于《诗》,要求"风雅之正",有悖词体本色;推于屈《骚》楚辞,则于"美人香草"的比兴之旨有所契合;推于乐府尤其是南朝乐府,在音乐源流、词体意韵方面略有相通;推于唐诗,则以"诗余"解读攀词于诗,论七绝对词体产生的直接影响,较为接近事实,而否定词为"诗余",也是词体自尊的表现。     

饶宗颐的清代词选本及词话的研究

面对清代词坛各派林立、词选本词论集精彩纷呈的局面,饶宗颐独具慧眼,将常州词派张氏兄弟的《词选》定为清词学论著的开篇首选,饶先生并从《词选》词史地位、论词观点及方法、编撰时地、继承者与反对者、所出现的错误等方面对张惠言的《词选》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评述。在词话方面,饶宗颐则选择了清末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从境界出处、尼采"血书"、"隔"与"不隔"、"写境"与"造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方面对王国维的"境界"说进行评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境"一说。饶宗颐选择的这两个评议对象看似没有必然关联,实则代表着中国传统诗学观和西方近代美学观这两种不同的论词维度,这对把握饶氏的治词方法与词论主张意义非凡。     

论明清之际女词人王端淑的词学观

明代词学批评之风特盛,王端淑便是受这种影响而在女性词学批评史上成就斐然的一朵奇葩。她辑《名媛诗纬初编》,其中对"诗余集"所选词作之评点透露出她严谨的词体创作理论和高明的词学批评观:首次将"尊体说"推向了新的高度,比清代男性学者早了几十年;首次提出"诗老词秀"说,成为后世刘熙载等人"词秀说"的先驱;主张"以情铸词"的创作核心观;推崇"清新"与"朴切"的词学风格;又杂以"韵庄"入情"、"灵慧"可思"的创作技巧观,"兼容并蓄"的词家论,和重寄托、倡"黍离"的词作题材论,构成了她的总体词学观。她的词学观可视为李清照《词论》的嗣响,也开了明清女性词坛文学批评之先河,对明清两代词学理论的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意义。     

《文学书官话》对大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

大槻文彦是日本著名的国语学家,被称为日本传统国语标准语法学派的主导性人物,在日本汉语语法研究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以往研究大多认为他的"折衷文法"主要受到西洋文典的影响.我们认为,其"折衷文法"意识起步于1877年出版的《支那文典》,这本书是1869年在山东刊行的《文学书官话》的日文译本.也就是说,大槻文彦的"折衷文法"应是起步于《文学书官话》,而后确立于1893年出版的《语法指南》,成熟于1897年出版的《广日本文典》.这对大槻之后的汉语品词理论体系和日语品词理论体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文学书官话》对大槻文彦品词理论体系形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