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演讲趣闻

林语堂从小就有登上讲台的愿望. 他是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幽默家等,然而他最为自负,也最令人称道的却是演讲家. 天生好口才的林语堂留下了众多的演讲趣闻.讲台,是他热恋的战场. 在美国成名后,时常有大学请他去演说一番.林语堂基本不拒绝,美国的演讲费高,兴趣和赚钱两不误,何乐而不为呢？ 他写演讲稿是快手,礼拜一晚上的演讲,他总是磨蹭到中午,才慢吞吞地点燃烟斗,仰坐在桌前深思默想,一袋烟吸完,腹稿也打完了.     

林语堂与外国文化（下）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与外国文化有着天然的、经验的和稳定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探讨林语堂与外国文化关系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林语堂对古希腊、印度、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有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既是反观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文化的一个透视点。     

林语堂与外国文化（上）

与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不同,林语堂与外国文化有着天然的、经验的和稳定的联系,这就决定了探讨林语堂与外国文化关系的重大价值和意义。林语堂对古希腊、印度、日本、美国和英国都有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这既是反观林语堂文化思想的前提,也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及其文化的一个透视点。     

林语堂的“综合观”与克罗齐的“表现说”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是一个相当活跃、很有影响的人物,大概没有人比他更西洋化,也没有人比他更东方化。林语堂一贯注意东西方文化异同的比较,并强调东西方的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不管是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还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都力图从东西互补的角度进行文化综合。这种对东西文化作综合观的关键在于老庄思想,是老庄思想使林语堂理解的东西文化交汇融合在一起。     

传播学视角下林语堂跨文化传播策略与途径

林语堂是中国文化传播先驱,他在跨文化传播领域取得的成功,与其正确的传播策略和顺畅的传播渠道密切相关。林语堂在充分考虑西方受众文化需求的基础上,采取贴近受众的选题策略,为作品在美国的畅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赛珍珠夫妇合作建立新型出版模式,解决了海外出版难题。同时,积极利用现代传播媒介进行营销宣传,为打开美国文化市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林语堂跨文化传播的成功案例,对于当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及构建中国软实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林语堂与北京文化

在林语堂的一生中,北京、上海、美国是值得关注的城市与国家.他在北京浮躁凌厉,在上海提倡幽默闲适,在美国"两脚踏中西文化".林语堂钟情于北京及其文化,这与这座老城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息息相关.上海与美国以其发达的工商业文明给林语堂以强烈冲击,但在高度发达的工商业文明背后,林语堂感受到种种令人忧虑的问题,于是他质疑并自觉疏离历史现代性,表现出对审美现代性的趋同,由此使他偏爱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北京文化.他通过中庸理想、闲适格调、原始生命强力崇拜等方面肯定北京文化的优秀部分,赞美并张扬北京文化的生命力,以此表达他对中西方历史现代化进程中弊病的忧虑.     

论林语堂英文小说的乌托邦与异托邦镜像

林语堂海外的英文小说存在自我与"他者"的纠结。林语堂试图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筑起一个乌托邦与异托邦二元世界,而他也正是在这个二元世界里,寻求着他的跨文化认同。文学文本中所建构的异托邦之所以能够形成,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之一:一是本土文化心理;二是异域空间;三是异域和本土文化场域中的文化认同危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与西方(美国)的个性化阐释,使得世界真正地了解了中国和西方。西方世界也正是通过他建构的异托邦世界,还原了"东方主义者"永远也没有表述清楚的中国。     

论林语堂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影响

文化交流对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文学巨匠林语堂不仅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有重要影响,对中西文化交流更是有深远的影响。林语堂自幼受到西方式的教育,成年后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造诣颇深,他也由此获得对两种文化的深刻理解。一方面,林语堂对中国社会与人民的描述、对幽默闲适之风的推崇、对翻译文学理念的革新,极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其作品中的不实描写使得西方人对中国人产生了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     

从翻译文本看林语堂的文化身份与文化选择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多重身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是文学家、编辑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翻译家。林语堂在他的翻译文本中建构着自己作为族裔散居者的跨文化身份。无论是翻译的动机还是翻译的文本抑或翻译的过程,都彰显着林语堂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身份,正是这一跨文化身份的建构,促成林语堂做出了与其他知识分子不同的文化选择。     

林语堂的少年儿童视域及其价值

21世纪前后,林语堂研究全面启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间,各式各样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许多研究颇有启发性。但在今林语堂研究中,少年儿童视角一直未得到重视。其实,林语堂有一个独特的少年儿童世界,这既是他自己的,也包括被他形塑的。林语堂还形成独到的少年儿童思想,这在教育、人生观特别是自由、快乐、游戏、梦想中成长的问题等方面最为突出。林语堂的少年儿童文体也值得研究,诸如童言无忌的放逸言说、要言不烦的追问方式、孩子心性的话语表达等都是如此。少年儿童视角之于林语堂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具有思想性、价值观、人生意义与文体模式的重要存在,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学文化也不无启示作用。     

从《京华烟云》看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传译策略

林语堂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向西方社会传播中国文化,他以著书或译书的形式实现"对外讲中"的目的。本文以林语堂的英文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为例,分析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传播与翻译策略,以期对今天的对外翻译实践有所启示。     

论基督教视域下的林语堂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关系由于特定的时代因素一直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方面的探究。林语堂的宗教信仰历程和基督教对他精神上的影响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但基督文化对他小说的影响学者们涉及得相对较少。当某种宗教情感植根于作家的思想和价值观时,这必然会对他的文本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林语堂的小说中弥漫着浓厚的基督文化气息。林语堂在追求"灵性的纯洁之光"的基础上对基督文化既有吸收也有摒弃,其作品中散发着独特的基督之音。     

同踏东西文化 各著千秋文章——托尔斯泰与林语堂之比较

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中,无论是中国的林语堂还是俄罗斯的托尔斯泰,他们都有过同样的经历:挣扎于东西文化的夹缝之中,徘徊于两种文化的选择之间。对于站在俄罗斯古典文学之巅的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曾这样说道:如果不说明托尔斯泰与东方的关系,那么,他的传记是不完整的;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的林语堂则是不中不西,却又中又西的“一捆矛盾”。     

文化与艺术之间的镜像互证与内在超越——论林语堂的小说创作

林语堂一直自觉地向西方社会推介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正在洪波涌起的新文化,即使当他从事小说创作时,也难以忘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就使他的小说在向艺术高峰攀升的时候,也闪耀着中国文化的光芒,从而使文化推介和艺术创作具有了镜像互证的特征,即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形成的群体性民族精神气质与个体性文化人格,在林语堂小说中得以完美呈现;同时,因为林语堂的小说有着深湛内在的文化支撑,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共时性特质。对文学不朽意义的自觉追求,使林语堂的小说获得了某种永恒的意义,实现了其内在超越。     

作为留学生文学作家的林语堂和他的大学特写

林语堂的文学风格潇洒开放 ,思维境界跨越东西文化 ,有幽默亲和力和知识面的宽厚通达。他用“在丛林中觅果的猴子”来形容自己上大学的感受 ,主张教育观以兴趣为基石 ,落脚点在灵魂的教养陶冶。他推荐牛津大学导师制 ,关心人的选择主动趣味 ,而对美国高校办学的机械化学风有微词。他的散文有一些生态人文的学缘叙事性。作为留学生文学作家的林语堂 ,他的散文至今仍有世界影响力。     

从林语堂的早期生活和创作看其欧化主张的来龙去脉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林语堂的生活经历是很独特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英文写的.小学、中学、大学,林语堂进的都是教会办的学校,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学校当三年英文教师,然后赴美、德留学.1923年回国,自信“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的观察态度(《林语堂自传》)”开始了他借助西方文化反观中国文化的“精神漫游”.1936年赴美写作.海外30年写作生涯,林语堂共完成散文著作36部,其中长篇小说与短篇文学传记十种,散文集9种,学术著作10种,英译中国文学7种.1966年回台湾定居到1976年去世,除完成《当代汉英词典》外,主要作品只有《无所不读文集》.纵观林语堂一生,著作等身.林语堂的《剪拂集》则是他杂文创作的第一个集子,共28篇杂文.多数是政论性的杂文.我们从其若干篇文章中,似乎可以了解到他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以中国文化"走出去"为视角

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彰显文化的独特性又要使其融入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以求同存异,和谐发展。林语堂早在20世纪初亦有如此先明之举,他力排众议地以中译外和异语写作的方式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文章通过分析林语堂文化外宣作品《吾国与吾民》中的创造性翻译案例,发现在对待文化传播和中译外问题上,林语堂以其独特的文化态度,从一个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对中国文化信息进行创造性翻译,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也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娴熟的双语能力和灵活的创造性翻译手法。      

林语堂和梭罗——以《生活的艺术》为中心的个案考察

林语堂用英文撰写的《生活的艺术》是他最为畅销的作品,创作该书时他有着强烈的个人动因和民族动因。在书中讨论人性和人生哲学时,林语堂不止一次地提到了美国作家梭罗,由此可见林语堂对梭罗怀有不同一般的感情。在林语堂眼中,梭罗并非完美无缺,但他对梭罗基本上持一种褒扬的态度。林语堂创作《生活的艺术》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从西方读者的需求出发,用英文展示中国人艺术生活的魅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是最终目的,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是在跨文化语境的创作中采用的传播手段和叙事策略而已。出于在异质文化语境下跨文化传通的考虑,林语堂选择了与中国人的人生理念极其接近的梭罗作为一个有力的佐证。梭罗成了林语堂在向西方输出中国的生活艺术时,下的一颗棋子,铺的一座桥梁。     

叛离与建构——林语堂的身份之旅

林语堂对自身的文化“身份”始终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之中,这源自于一个中国基督徒的宗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矛盾。他曾自称“异教徒”,力图通过回归传统文化来寻觅归属感,但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传统文化都无力单独为林语堂构筑起一个精神家园。他只能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称自己是“半东半西”、“亦耶亦孔”,对于“身份”的寻觅最终使他承担起沟通两个世界的使命。      

在中西文化锋面上——试论林语堂散文创作

林语堂一生著作甚丰,思想内容极其复杂,他自谓“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本文主要关注林语堂的散文创作。林语堂的思想有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的《剪指集》激昂慷慨,有较强的现实性与战斗性。《大荒集》以后提倡幽默,抒写性灵,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被认为躲进了象牙之塔,逆历史潮流,对历史进步之敌对力量起帮闲作用。本文即对林语堂创作的整体复杂性与具体表现的阶段性进行分析。从他的家庭环境、自然环境、所受教育以及所处时代等方面究其原因,认为林语堂此人其文是中国传统精神与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晶。对林语堂的评价,我们无法超越他那特定的时代,但最终的评价应交给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