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保护的契合

文化属性和经济属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属性。文化属性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的公共文化资源,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其决定了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公法）保护的必不可少。而经济属性的实现带来的是经济利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行为人会产生激励作用,这种激励对于以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政府来说,不发生作用或者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对于靠市场吃饭的具有“经济理性”的私主体则发挥着巨大的驱动作用。经济属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人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使私权的赋予具有了必要性,进而决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经济属性的开发有利于提升文化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法与私法的保护方式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契合实现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模式研究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法保护模式,但其私法保护模式还是一片空白。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价值、私法的基本理论和制度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可以寻求私法手段进行保护。而我国目前的私法保护模式只是利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来进行,其作用微乎其微。因而,我们应寻求更好的私法模式进行保护。在已有的行政规范中渗透私法性质的规范、利用司法解释整合现有的私法制度、制定专门的私法法律制度,都是我国将来可供借鉴的私法保护模式选择。     

民间立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殊的文化遗产,怎样切实有效地加以保护,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民间立场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于民间基层社区保护、民间文化空间保护、民间社会保护三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模式研究——以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民族的精神命脉和生存根基.由于构成样态的多样性,没有一个单一的可行的办法能够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所有问题.本文以拥有丰富资源的重庆市为例,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适宜采取知识产权保护为主、辅之以反不正当竞争保护的综合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参照国内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状况,认真分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制定出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对策。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探析

在当今如何保护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不被损坏和消亡,是一项紧迫而又重大的任务。该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机制方面探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保护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尚缺乏体系化的立法和精细的制度设计,2011年出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仅侧重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公法保护;现代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主体、内容和保护期的要求以及来自“公共领域”理论的限制,压缩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知识产权进行立法的空间;超越传统的知识产权法理论和权利框架,创新性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进行知识产权立法,将加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进程。     

生态文明视域下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法律保护探析

鉴于贵州省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为重要。法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手段,当前我省在此方面取得长足进步,但情势仍不容乐观。建议运用公法与私法双重保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与之配套的相关管理机制、传承链制度、评估制度等,以保护丰富多彩、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近些年的热点问题,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入手,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特点,以及介绍了云南、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保护的经验,着重论述了科尔沁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面临的机遇以及挑战。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的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依靠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其中传承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如何调动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就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规定较为简单,只是从义务的角度规定了传承人的传承义务,导致传承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当加强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权利性认识,在立法中明确规定传承人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通过程序性规定和法律救济措施的制定进一步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权利主体对传承活动所享有的传承权。     

非遗视野下太康道情戏的传承与保护

太康道情戏是流布河南太康及周边地区的稀有剧种,2006年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市场逐渐萎缩,太康道情戏也面临发展与传承的困境,新的时代如何传承和保护我们古老的艺术遗产值得深思。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刑法为中心的考察

知识产权法和行政法规或措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措施,但刑法的保护作用不应被忽视。刑法通过知识产权罪刑规范和附属刑法规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保护。该文认为应完善我国刑法中侵犯知识产权罪的罪刑规范和非刑事法律中的附属刑法规范,以更好地发挥刑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论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可能贡献

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民间法因其地域性、民族心理性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密切关系,使其在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具有发挥主导作用、形成主动全面保护、"三同时"保护和等边保护机制的可能性.但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量能工巧匠的减少及民间法自身的缺陷,极大地削弱了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应摒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顾代价的消耗,充分发挥民间法的优先适用效益,切实保护好传承人并建立有效的传承模式,依托民间法建立有效的外附激励机制和公平激励机制,设立专门基金会等,以发挥民间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     

韩国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关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但韩国的一些做法却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出色,他们在认定、立项、保护、教育、传承等各个环节上都有不少亮点值得其它国家学习与借鉴。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行使保护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极大地推进了保护工作的发展。但该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指向错误、统筹性不足、法自主性缺乏、元理论缺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日韩等国外的经验。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立法应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理顺私益主体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用商谈理论重构保护主体构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其他法律及制度的有效衔接等。     

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研究

以贵州省丹寨县石桥村苗族古法造纸为例,在对资源存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从遗产保护和文化产业发展的角度,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的路径。     

重写经典：从民间传说的当代演绎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四大传说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重要“上榜者”,在当下各种媒介叙事中仍然非常活跃,但尚未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者的正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的、过去的、即将消逝的文化,而今天很快也会成为过去,今天正构筑着未来的过去,多媒介叙事对四大传说的不断重写,实际上也参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是与信息化时代的步伐最易于配合并发生影响的传承与传播,我们有必要及时清醒地关注这种文化存在的状态及其反映的种种文化现实,从而及时地保留相关资料,也通过学者的及时研究与参与,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健康地走在民俗之路而非庸俗之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