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太学浅说

汉代是中国古代官学制度的奠基和迅速发展时期.太学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具有了比较完备形态的大学.通过对太学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太学的兴衰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统治者始终把通经入仕与太学的发展紧密结合,实行"劝以官禄"的政策.太学对汉代的政治统治和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管窥

汉代太学作为官办的最高教育机构,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为了促进儒学的传播,以及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而创建的。为了确保太学能够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两汉国家不仅确立管理机构进行管理,更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对其加以规制。汉代太学管理体制的确立,不仅使太学直接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同时也促进了太学自身的发展与完善。     

汉代太学与古代高等教育

论文首先对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进行了简单描述,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大学模式-汉代太学。最后对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进行了分析。     

北宋“太学体”新论

“太学体”,是宋仁宗庆历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文体。它是石介在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同时,把文风引向另一极端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怪僻。“太学体”在太学建立之后的形成、影响,以及欧阳修嘉二年（１０５７）知贡举与它所进行的斗争,是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重要课题...     

汉代的勤工俭学

汉代学校教育体系的日渐完善和招生的大众化使平民子弟学习的途径更加广泛。他们中许多人家境贫寒,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以解决学习和生活的资用问题。其勤工俭学的方式主要有佣工、佣书、都养、经商等。读书入仕,是众多学子艰苦求学的主要动力。     

论两汉太学的历史作用

汉代太学正式成立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其发展速度和规模,是世界教育史上仅见的。它的历史作用为:一、使儒学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二、为地主阶级培养了大批官吏及其接班人;三、使统治阶级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利其统治世代延续。汉代建立太学是中国地主阶级利用教育阵地来巩固本阶级统治的一项成功的政策。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林石,北宋熙宁、元丰时以明经笃行著称,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元丰时与赵抃游,名动京师。又尝与管师常、龚原论学,为学不辞新旧,经术事功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得益于他的培养。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肇基《春秋》学,详考其政治思想和仕绩,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至于温州太学九先生一致倾向于程氏学,这主要是在为己之学这一点上,温州的乡先生们、太学九先生们和程氏完全一致。     

乾隆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的文本差异及其成因

乾隆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碑文》对大、小金川土司的地面与人口,有地不逾千余里,人不满三万户与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两种叙述传统,但二者与实际情况都不相符。前者可能是故意夸大,尤其是对两金川土司的人口夸张过甚,后者相对较为接近清朝官方对两金川土司的认识。     

再论嘉祐"太学体"与"古文"的关系

欧阳修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的对象究竟是指古文,还是骈俪的时文,需要从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时不顾科场旧制,执意以论"大纰缪"黜落刘几,同时又以苏轼论之特出破例擢拔等事件中来分析.欧阳修排抑"太学体"的目的在于提升论、策即古文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并通过对刘几的打压与对苏轼的扶植两种不同的方式显示其对古文写作之"非"与"是"的认定.对皇祐五年进士群体中"求奇"趋向及郑獬曲折中举事件的分析,则进一步显示嘉祐"太学体"之"怪谲"已发源于皇祐年间的进士程文当中,而非刘几个人骤然为之.     

论京师同文馆的高等教育性质

京师同文馆设立于19世纪60年代,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其等级性质对于我国教育近代化研究以及教育比较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学界至今对此却无定论.大量史料和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实际状况表明,京师同文馆比天津中西学堂早30年成为高等学校,而且是中国独立按照欧美大学模式建立的近代高校.从设学目的与培养目标看,同文馆主要培养能与外国人交涉国家事务的高级文官;从学校管理与组织建设的角度看,同文馆是一所总理衙门的直属高等学校,具备了当时最大规模的机构和设施;从课程设置和考试内容看,同文馆的教学内容与19世纪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是一致的;从教师学养和学生素质上看,同文馆师生的素养较高,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     

浅议两汉皇室婚姻的变迁

汉代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奠基时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汉皇室婚姻。其形致多姿、特点迥异,具体表现为西汉时期皇室婚姻不论贵贱、不重贞操、不拘辈分,而东汉时期皇室婚姻则变得审慎、制度化。这一变化的产生是由两汉社会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背景的变迁造成的,即社会经济基础由西汉时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东汉时期的大地主庄园经济;思想文化背景由西汉初期对儒家传统道德的轻视和社会风俗的放纵不羁发展到东汉时期的儒术独尊和知礼守节。     

论宋代国子监教育传播的新特征和传播职能的转变

中国传播科技雕版印刷术在宋代与出版传媒业、教育传播业相互融合,促使印本书在文教领域广泛普及,促使教育传播的媒介结构关系全面革新,引发了教育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国子监则是引发这次变革的纽带和中枢.宋代国子监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具有独立形态而具动态性调整功能的机制创新特征.它是最高学府,又是中央教育管理机构;既负责教材的编定,也对书籍的出版传播进行管理.宋代所建构的以国子监为中心和诸路提举学事司创制相结合的教育传播行政管理新格局,是我国古代教育管理体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和创新示范,奠定了我国近现代教育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框架和雏形.     

辽代科举体制下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及解决策略——兼议对解决当今少数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的启示

北方古老少数民族一契丹所建立的辽,由于初期国力较弱、体制不完善等产生了一系列的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统治者意识到要想缩小契丹族与汉族的教育文化水平差距,促进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就必须实施科举考试、采取崇儒兴学等策略和方式：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他们对实现政治统治,促进民族教育公平所具有的思路及采取的做法,对今天民族教育公平问题的解决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促使今天的中国应对辽代很多有实际价值的做法加以吸收和借鉴,从而促进多民族教育的公平发展。     

从贞元省试诗看中唐科举录取的公正性

唐省试诗中,德宗贞元年间留下的最多,有77首.这些诗,大都境界浑融,情感表达真实自然,从中可见贞元科举录取是知贡举者综合考察诗人的创作技巧、政治素质、人品性情等后的审慎决定.唐人“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的抱怨,唐笔记中所说的科举录取荒诞、偶然等与事实真相之间差距较大.至少在中唐,科举录取是“多公而审”的     

东汉洛阳的“上林”

东汉洛阳附近有相当密集的苑囿;以上林苑的规模和作用最为显著。以上林苑为代表的东汉洛阳 皇家范囿成为东方都市洛阳最重要的风景之一。上林苑等苑囿的形成,可以体现当时人的自然观和生态 观。我们讨论东汉洛阳地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历史时,不应当忽略与此有关的生态环境的背景。     

《宋代登科总录》与宋代科举政策变化研究

受宋代宗室政策影响,首批大规模登第宗子出现在南宋高宗朝绍兴年间,主要集中于太祖、太宗的第六、七代孙. 宗子登第的人数、甲第、举数逐渐上升,至南宋时形成专门从事举业的宗子族群,并出现三代连续登第的宗室科举家族. 由于应试人群的特殊性与科目开设的临时性,童子科登科者的资料并不集中,较为零散.《宋代登科总录》所收丰富全面的登科人传记资料与数据,使宋代童子科的开停频率、各朝人数变化、地域分布、登科者待遇、入仕情况变化等得以清晰呈现. 日本、美国及中国的宋代科举研究大致有四种取向:科举制度相关内容的研究,宋代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科举相关史料的研究,科举人物传记史料的研究.     

论汉皇室楚歌

浓烈的悲情色彩和歌舞乐三位一体的混融状态,是汉皇室楚歌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与现实政治带来的巨大痛苦、汉代“以悲为美”的审美风尚、楚文化本身固有的悲情因素及楚辞歌乐舞的混融状态、汉代倡乐之风的盛行、充分抒情的需要密切相关。对母体文化的怀恋、残酷的政治现实、汉帝王后妃本身较高的文学素养使他们倾情于楚声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