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的东夷都护府

东夷都护府及其前身东夷校尉府主要负责管辖内附的奚和契丹的事务,它们在唐朝前期东北边疆的稳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来由于唐廷国力和民族政策的原因,武则天时期被迫放弃了这个都护府。唐玄宗开元年间,在营州一带恢复了一定影响,但这时使职已很发达,故未再设立东夷都护府,而是以押两蕃使代之。东夷校尉设于贞观初年,它改称东夷都护则在贞观二十二年。东夷校尉府和东夷都护府与安东都护府毫无关系,那种认为东夷校尉是安东都护府前身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唐代安东都护府研究

唐高宗总章元年灭亡高句丽政权以后,于其地设置安东都护府,至唐肃宗时期废止。高句丽政权灭亡之前,其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已经较为接近,这决定了安东都护府是封建制类型的羁縻府州。唐朝对安东都护府统辖下的各羁縻府州县,实行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安东都护府设置之初,具有较强的军事统治色彩,并有唐朝的常驻军。武则天时期,安东都护府曾一度改制为安东都督府。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唐朝不断地调整对安东都护府的统辖方式,玄宗时期逐渐由羁縻府州制度转向一般州县制度。     

唐初北陲都护府几则问题辨析

唐代前期,安北、单于都护府有效地管理着铁勒、突厥内附部落,故单于台取名于北方游牧民族牙帐所在,所以迁徙不定。由于铁勒、突厥的杂居、联姻,北陲渐出现了民族融合的趋势,因而,燕然、单于、瀚海都护府的并置就改为由瀚海、云中二都护府分治大漠南北了。北魏以来,人们已混淆了云中、盛乐的名称,到了唐代,这一混淆更甚,于是误将单于大都护府治所比附于云中故城了。     

西域都护府乌垒城遗址考

西汉于神爵二年(前60)首设西域都护府,府治乌垒城。乌垒城的准确定位,对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和深入研究环塔里木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两汉时期西域形势不稳、府治地点多变,加之此后自然与人为的破坏,造成无论是传世文献的记载,抑或是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对乌垒城的具体位置都难以形成共识。然而,如果根据当时西汉初设西域都护府的目的、西域当时的具体形势、文献相关记载、目前的考古发现等综合因素,可推断出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大致位置。     

《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出版

由石墨林编著、陈国灿校订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疆通史》研究丛书之一,2012年3月已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唐安西都护府于贞观十四年(640年)设立于交河,在之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它成为唐朝统治西域重要的军政机构。《唐安西都护府史事编年》将已经出版的汉文正史、     

试论契丹迅速灭亡渤海国的原因

九世纪末 ,渤海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总危机爆发 ,国势急转直下 ,明显衰落。失去了唐王朝的保护后 ,在强大的契丹攻击下 ,渤海国承受不住外力的打击迅速灭亡     

唐代“丝绸之路”北航线考——以韩朝彩出使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路程为中心

唐代“丝绸之路”空前繁荣,出现了陆上、草原、海上等路线,其中海上“丝绸之路”亦可分为南、北两条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北航线经渤海、新罗通往日本,但是由于渤海、新罗长期对立,将其二者整合描绘“丝绸之路”北航线的研究很少.结合文献和考古遗迹,可以考证出唐朝762年～ 764年出使渤海、新罗勅使韩朝彩的行驶路程.通过唐韩朝彩的出使路程的考证可以了解渤海国交通和新罗“五通”的形成过程,而且对了解9世纪以后出现的“丝绸之路”北航线以及出现在东亚世界的繁荣贸易圈也很有帮助.     

有关儒学在古代东北传播的几个问题

汉初 ,大批汉族官员进入东北 ,儒学也随之传入。到魏晋之后 ,儒学得到东北各民族上层人物的认可并积极学习 ,为鲜卑、契丹、靺鞨、女真等族的封建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到元、明、清时期 ,东北儒学达到其全盛时期。     

试论唐代的押新罗渤海两蕃使

押新罗、渤海两蕃使是唐朝中期新设立的使职。该使职的设置主要由两方面原因促成:一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安史之乱的平定接近尾声,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需要恢复;二是平卢、淄青特殊的地理位置———临近东亚、东北亚地区,是该地区与唐朝交往的门户。押新罗、渤海两蕃使之职设立之后,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该使职的设立、人选、运作以及受重视程度等方面的考述,可以看出其与唐和新罗、渤海兴衰的对应关系。     

唐代营州都督府侨治问题研究

万岁通天年间(696)至开元年间(741),营州都督府二度侨治。《旧唐书》、《新唐书》对此均有记载,但不尽相同。从史籍中的不同记述考证,武则天时期契丹的叛乱,直接影响了营州都督府的管理,导致了营州都督府的第一次侨治,其完成侨治时间最迟在神龙元年。开元五年营州都督府由渔阳迁回柳城。营州都督府的复治一方面是唐玄宗励精图治努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缓解幽州的压力。仅仅三年之后,营州都督府又迁到渔阳,再次侨治。     

契丹捺钵文化探论

契丹捺钵文化的产生 ,与其长期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形成的尚武精神密不可分。有辽一代 2 0 0余年 ,契丹皇帝施政中心不全在皇都 ,而常在“四时捺钵”驻跸地 ,这便形成了“捺钵”与皇都并存的两元政体制度 ;它对巩固契丹王朝的统治和发展社会经济与文化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一制度也影响了后世的金、元、清三朝     

从“慕道”到“归化”:唐正州内迁归化部众居住区的“村”制度——以粟特人“村”和新罗人“村”为中心

唐朝前期,由于国势强盛,很多周边部族整体或慕道来归或从化内附,而散居的小规模蕃夷更是遍布贞观十道各地。对于大规模的内附部众,唐朝以羁縻制度统之。沙州依城而设的粟特人村、登州一带遍布山区的新罗人村则表明,唐王朝将散居的附贯蕃人的治理纳入县—乡—村(里)系列的行政体系之下。从唐初新推行的村制度的实施情况看,唐朝对正州地区归化部众的管理有章可循,归化部众没有治外法权性质的特权,所谓侨民村的自治情形在唐朝制度上则是不存在的。这些事实说明:对内地正州地区已经附贯的蕃人,在制度管理上已与土著百姓没有什么不同,附贯蕃人在居住身份上已完全成为唐人。     

辽代燕云地区绘画与舞蹈艺术特色探论

辽代燕云地区的绘画与舞蹈艺术有三大特色。其一 ,在辽朝政府为从艺者创造的宽松的文化环境下 ,在民族融合的氛围里 ,绘画与舞蹈艺术活动呈现出大众化的特色 ;其二 ,在辽代南北与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 ,绘画与舞蹈艺术技巧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其三 ,受辽代多元文化同存、多种经济共荣的影响 ,燕云地区绘画与舞蹈艺术题材呈现出丰富化的特色。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

《虞初周说》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但只见于著录,未流传下来。称《周说》者,除《尚书》之《周书》和《逸周书》外,尚有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所谓《周书》,而其内容或多解释性和知识性;或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皆符合汉人对《虞初周说》的注释和方士小说的特点,故这些引文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     

跨越"鸿沟":西汉官员迁转途径探论

官员迁转是战国以后职官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时期,为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统治者以对官员升降迁调为手段,实现对官员的赏功励能和奖优罚劣.根据对传世文献以及部分出土汉简材料的分析,西汉官员的迁转途径,除传统的察举、考核之途外,官员的自荐、他荐乃至检举告发他人之奸匿行为亦是西汉时期官员迁转的重要途径.受制于君主权威的西汉官员迁转管理,虽然在提高行政效率、巩固君主专制制度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自身的消极影响.     

"嘉祐之治"问题探论

"嘉祐之治"之提法是在北宋后期废新法复旧政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及以后朝代士大夫对"嘉祐之治"亦屡作称颂。笔者认为后人对"嘉祐之治"之称述并非毫无根据。仁宗嘉祐时期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相对而言,却在短时期内表现为社会安定、人才之盛、政治清明诸景象,是两宋政治的最好时期。此问题向不为宋史研究者所注意,缘于研究者对变法问题之态度。学者们多以为王安石变法前,北宋社会存在诸多问题,而忽视或不愿承认在短期内出现过良好政治局面之事实。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