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初散文大家侯方域

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为代表的清初散文家以规模宏大、出入唐宋的散文扫清了明末文坛的纤佻。“以小说为古文辞”是侯方域散文的价值所在 ;他的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之作为其散文精华 ;他主张“讲唐宋以来之矩” ,是唐顺之、归有光唐宋派散文的有力继承者 ,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以方苞、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 ,为清代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侯方域文学思想试论

在明末清初的文坛上,侯方域(朝宗)也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邵长蘅说:“明代文学,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弊,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但严格来说,侯方域在创作上的成就并不很大,他真正对文坛发生影响的,还是他所谓的“运骨于气”、“才与法合”的文论主张。他以这一思想为中心,较全面地分析了“舒气”、“竖质”、“轨法”、“重才”四者之间的关系,为廓清明代文坛的门户之见,恢复诗文的优秀传统作出了贡献。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年)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侯方域和他的《李姬传》

侯方域是河南商丘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他与清初的散文家魏禧、汪琬齐名,号称“国初三家”。在这三家中,侯方域的成就更为突出。 明末清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异常复杂、尖锐。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跟侯方域的思想、经历和创作关系更为密切。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授御史,天启初年擢太常卿。魏忠贤窃政,有人指执蒲为东林倔强老者,致仕归。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万历进士,曾任御史、兵部侍郎。温体仁当政,图谋起用魏忠贤旧党,侯恂受到温体仁的排斥,下狱论死。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围攻开封时,明朝政府因他对大将左良玉有恩,用为督师。不久,朝议中变,又下狱。李自成破京     

侯方域与李香君情事之历史真相考论

由于孔尚任的《桃花扇》太过于脍炙人口,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亦因此剧而成为传诵千古的爱情佳话,对于侯、李一见钟情之后便坚贞不移、矢志不渝,已成为读者的共识。然而事实上,侯方域在诗文中关于与李香君情事的记述很少,也并不悱恻动人。《桃花扇》戏剧角色的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对于侯方域、李香君情事的正确认知,人们往往将戏剧人物与历史人物混为一体,并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评判侯方域的道德品质,造成对其本人的先入为主的曲解。而侯、李情事的真相如何,后续又有怎样发展,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结识究竟是惺惺相惜的性情相投,还是因年少风流,在金陵的一段秦淮故梦罢了,这是辨析历史真实和戏剧情节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论交游活动对侯方域文学创作的影响

侯方域为明清之际文坛上的风云人物,一生交游广阔。综观其生平,其交游历程即其文学创作不断发展的历程。在当时的中州文人群体中,侯方域堪称典型。梳理他的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对呈现清初中州文坛的构成与风貌有重要意义。     

观念化的结局——《桃花扇》的“大收煞”刍议

清代著名戏剧作家孔尚任名剧《桃花扇》传奇，“入道”出让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入道“大收煞”，打破了中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的俗套。虽然有些剧作家对这种处理作过修改（比如顾彩的《南桃花扇》将结尾改为“生旦当场团圆”，侯李一同北归，白头偕老；欧阳予倩...     

题未晚楼图记

侯方域与魏禧汪琬以古文著称明清间。其人豪迈为可羁絏。哀感身世。狂怪跞弛。纵情声伎之中。顾其为文。神清韻高。才复恣肆。蓋既斐然而有成者。而其堂乃自颜曰壮悔。则岂不以学之程境无穷。欿然知不足于中。而惩夫前之所为。将以益赴之与。岳阳李君洞庭。今之侯生。所为文已尝尽读之。皆质古有真气。其尤胜者。且出入诸子。洞庭生长南屏之乡。南屏能为古文。或桐城南屏。南屏不服。振辞争辩。洞庭亦     

试论云间派的词论及其在词论史上的地位

云间词派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属江苏松江府。明末，云间的文人较为活跃，作诗填词，结社唱和，对当时的文坛颇有影响。侯方域《大寂于诗序》云：“彭孝廉与夏考功彝仲，陈黄门子龙、周太学立勋、徐孝廉孚远、李舍人雯互相唱和，声施满天下，当时谓之云间六子。”陈于龙、李斐和宋征舆又称“云间三子”。他们的诗风和论诗主张较为接近，因而被称为“云间诗派”，“云间词派”之名也缘此而生。云间词派的成员，除“三子”外还有宋征壁、更完淳、钱芳标、宋存标、蒋平阶等人。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     

论《毛诗》的经本及其学派归属

《毛诗》在西汉初兴之际 ,其经本只不过是与《鲁诗》、《齐诗》、《韩诗》、“阜诗”等相似的一种文本 ,其“古文”的简本已不见于西汉有关的文献记载 ,但《毛诗》却历来被列在古文经派。本文拟就《毛诗》“古文”经本何以不可考见及《毛诗》何以归于古文经派这两个问题 ,作一简单说明。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浅析

通过分析《毛诗·魏风》《唐风》诸篇的诗旨和安大简自身的特点,认为安大简《侯》《魏》两部分内并无“误置”现象。又从战国初期的历史背景出发,并结合诗旨、春秋战国时期的“用诗”特点,赞成安大简《魏》之所以抄写《毛诗·唐风》中的诗篇,当与战国时期魏国国力强盛、占有晋国故地相关。由于抄写《唐风》诗篇的部分被称为“魏”,因此,抄写《魏风》的部分就不能再称为“魏”,必须改题。从《毛诗》诸国风的命名逻辑看,“侯”极可能是地名。不过,若考虑到安大简的特点,“侯”为爵位也未尝不可。从安大简《侯》《魏》的特殊安排看,它无疑是一个改编本,其底本与《毛诗》应该非常接近。     

忧郁:侯方域和哈姆雷特二者形象之比较

《桃花扇》和《哈姆雷特》两部剧中的主人公侯方域和哈姆雷特都具有忧郁的性格特征。二者的忧郁既具有不屈的斗争色彩,又具有软弱、动摇的人性弱点。他们斗争意志强烈,内心却又十分脆弱,在突然的变乱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动摇妥协。二者忧郁的差异首先是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侯方域是入道,而哈姆雷特则是装疯;其次是精神本质的不同,侯方域的忧郁充满历史的破败感和民族的兴亡感,而哈姆雷特的忧郁则是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与探索。     

侯方域的艺术形象和《桃花扇》的结尾

如何评价孔著《桃花扇》的艺术形象和它的结尾,这是正确评价《桃花扇》的两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一部作品的评价,而且涉及文学评论、特别是古典文学批评的若干问题。十几年前,学术界曾为此有过一场争论。现在继续进行探讨,也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任何作家所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服从作者统一的艺术构思,服从作者所要抒发的那种思想感情。孔尚任正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在《桃花扇》中成功地塑造了侯方域这一艺术形象。然而有人在评价侯方域这一艺术形象的塑造时,却撇开人物形象本身的思想意义,去探究孔尚任的所谓“难言之隐”。认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论杜濬其人其诗

杜（1611年—1687年）原名沼先，字于皇，号莱村，湖北黄冈人。明亡，效陶渊明而改名为，晚年号水东。于皇当时诗名很高，清初有“诗古文推于皇第一”①的盛誉。吴梅村云其诗“一气元音接混茫，想落千峰入飞鸟”②，并说自己的五言诗学了于皇才得以提高。王士祯更是把于皇引为知音：“诗成吟望无人会，写寄黄冈杜水东。”③于皇诗论和诗都有较高的成就，是“明遗民诗人之矫矫者”④。本文拟对于皇其人其诗进行初步探讨，以表达今人对这位湖北乡贤的尊崇。于皇七岁入塾读书，常与师友“酌论文，徘徊于忠臣墓之卜”，以求“异时通显建树”⑤。…     

兮

《汉书·高帝纪》:“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酒酣,上击筑自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按,《史记·乐书》:“高祖过沛,诗三侯之章。”司马贞索隐:“侯,语辞也,兮亦语辞,沛诗有三兮,故云三侯,即大风歌。”索隐说甚是。古时,“兮”“侯”当音同。《说文》:“兮,语所稽也,从丂、八象气越亏也。”段注:“胡鸡切,十六部。”十六部即“支”部。“支”“侯”两部乃旁对转关系。“兮”“侯”同属     

谈《桃花扇》的侯李爱情结局

孔尚任的《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双双入道作为结局,这是此剧引起争议的问题之一。有的说,这个结局掩盖了侯方域入清后应河南乡试而有亏气节的事实,有的认为是真实反映了明末清初许多人避世隐居的历史现象,有的说这是宣扬四大皆空,看破红尘的消极思想,有的则认为是倡导人们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的态度。人们较多的从作品对历史事实的直接映照或者从单纯的思想倾向去进行或褒或贬的评价,他们的观点都自有其道理在,不能简单论断其正谬。这里只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理解。     

《桃花扇》悲剧精神探源

孔尚任出生在明末清初这种"血与火"的时代。《桃花扇》的悲剧精神不仅与作家生活的时代有关,还与作家的坎坷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孔尚任在淮扬治河期间曾对明朝遗老进行了广泛走访,并实地考察了明朝的遗迹,这加深了他对南明覆亡的悲剧性认识。孔尚任在创作《桃花扇》的过程中参阅了侯方域的《壮悔堂集》,可以说侯方域的悲剧人生也是《桃花扇》悲剧精神的重要源泉。     

读元结文札记

元结(719——772),字次山,唐代文学家。他诗,文兼擅,尤其是在创造新型的散体“古文”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他在“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早已有人论述过。韩愈把他与陈子昂、苏源明、李白、杜甫并列,称之为唐代的“以其所能鸣”(《送孟东野序》,《韩昌黎全集》卷十九)者。欧阳修说:“次山当开元、天宝时,独作古文,其笔力雄健,意气超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