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

清政府将台湾收归版图后 ,推行海禁政策。因闽粤人多地少 ,闽粤居民多偷渡台湾。在开发台湾的过程中 ,为获取生存空间 ,闽粤移民与原住民族发生冲突。闽粤移民逐渐占居主导地位的过程中 ,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之间因经济利益、文化信仰等问题产生矛盾与冲突 ,引发大规模的分类械斗。游民充斥 ,是台湾的变乱之源。清朝台湾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冲突 ,与移垦社会的结构密切相关     

明代文人群体戏曲接受流变探微

明代文人群体的戏曲接受随明代前期和中后期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势:明前期在官方禁戏政策的约束以及儒家道统、文统观念影响下,戏曲受到文人排斥,形成了文人与戏曲相疏离的态势;明代中后期戏曲活动日益繁盛,禁戏政策趋于废弛,社会文化环境较前期相对宽松,文人群体通过以"古乐"为戏曲音律源头、以<诗经>为戏曲文学源头的理论建构,使戏曲以儒家诗文传统之支脉的形式进入"正统"文学的范畴,从而完成了对戏曲的接纳.     

论16～18世纪南澳岛的王朝经略与行政建置演变

自明代万历三年设副总兵,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由此开启了闽粤两省共管的历史。从文献记载来看,水师官弁长期把持海岛事务为南澳岛带来了惠民之政,也带来了兵丁结党欺民之弊。在王朝逐步将清初东南海域的地方豪势清理之后,文官借由粮饷贪墨案介入南澳岛权力系统。雍正十年,清廷设立了粤闽海防军民同知,海隅孤岛由此成为具备成熟建置的独立行政区域。     

节日内涵流变与地方文化创造——都柳江下游富禄花炮节探析

清朝雍乾时期都柳江河道的疏浚与治理,吸引了来自闽粤的客家移民来到广西富禄定居经商.富禄“三月三”花炮节原本是闽粤籍客家人所带来的与天后信仰相契合的节日,却因为不同时期移民境遇及人群关系的嬗变,逐渐衍生为三个不同时间和空间依次进行的花炮节,并在长期的文化互动过程中最终成为侗族与汉人共同参与的地方盛典.     

存在一种审美的生活吗——趣味、审美判断和公共生活

无论从道德的观察看多么不可思议,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就大城市、传媒、消费、大众文化景观而言,美学的核心词汇与价值似乎正在重新建构一种社会表象,构成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文化逻辑.体验、感受和一切围绕着"身体"建构起来的感性经验,日益成为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目标,伴随着充满魅惑的身体表象通过文化传播向一切社会层面扩展,似乎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都被魔法般地感性化了,使自我和社会都沐浴在纯粹感性的光辉中.而美学本就意味着"感性"或"感性学".     

论社会凝聚与文化逻辑

在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话语中,在诸多专家学者的著述中,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四分已然定格,而这一“四分说”却存在概念混淆和言语逻辑误区.社会只能与国家、市场并列而分立,属实体名词,政治、经济、文化则属功能性的附属名词.而社会,包含着亲友社群和公民社会的双层结构,其凝聚的根本力量是文化逻辑.概念混淆与言语逻辑误区,对社会成为时代关键词的意义发生了严重遮蔽.事实上,当下中国改革的瓶颈正是文化逻辑混乱.因此,本文提出:社会成为时代关键词的本质意蕴是再启蒙,继30余年来先行的经济改革和市场发育之后的应当是文化建构和社会培育,尤其是公民社会的培育,以使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真正步入理性推进的轨道.     

政策问题建构：从追求共识到尊重差异

民主从属于对共识的追求,谋求共识而又依赖共识。政策问题建构其实就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即形成关于社会问题的一致意见,从而确认需要通过政策手段来加以解决的问题。直到19世纪后期,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活动,一直是在民主的途径中去达成共识的。进入20世纪后,随着政治与行政的分化,由行政部门做出的政策问题建构基本上是在科学的路径中进行的。科学本身就意味着共识,而且是具有霸权属性的共识。随着社会发展走进了高度差异化的阶段,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在政策问题建构中所制造出来的“共识”都出现了经常性地导致政策问题误植的问题,从而说明以共识追求为宗旨的政策问题建构本身已经成为一个问题。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把政策问题建构的关注点转移到参与者的行动上来,在承认与尊重参与者之间差异的基础上通过合作行动来完成政策问题建构。     

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

对夜晚时间的管理,也是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古代民众"日入而患"的时间安排既是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也是古代官方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产物.官方和士绅通过传统的礼法,包括各种律令制度,以及地方官员的惩戒和劝谕,形成民众对这种夜晚时间安排的认同.而元夜不宵禁,正是对这种刻板生活的一种补充,通过表面上的"脱序"与"越轨",来释放平常积郁于底层的民间活力.     

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从“嵌入”走向“嵌合”:社会组织党建模式创新探析

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嵌入式"党建模式实现了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有形覆盖,但存在社会组织党组织政治定位不明,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尚未实现有效融合,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互分离以及"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发生摩擦与碰撞等问题。"嵌合式"党建模式与"嵌入式"党建模式在聚焦阶段、主要目的、理念原则、路径指向、蕴含思想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嵌合式"党建模式有利于完成"质量建党"新任务,符合地方社会组织党建创新的新需求,也与我国培育社会组织的新策略相匹配。通过制度建构、策略转向、结构嵌合、业务嵌合和文化嵌合,实现"嵌入式"党建模式向"嵌合式"党建模式转变。     

论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语境中的"体制"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体制是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积淀下来的社会习俗、意识模式和行为方式等,其生命力远远强于文字的规定。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自律的领域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积淀,文学在其自身内部也有了一种已经规范化了的体制;而伴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过程,文学变为由社会多种力量参与建构的产物,文学体制作为维持文学生产的秩序性力量,它在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权利、想象与规则等因素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作为一个生产性的机构和中介,体制通过系统化的习俗惯例和传统来建立和传播知识和信仰;作为维持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规定性力量和系统,体制已经深入到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社会的运行、意识形态的建构、文化现象的形成等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向与路径:一个宏观社会网络的解释框架

本论文分析了传统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向与路径上的缺陷,指出了行政管理体制、地理区位和地域文化是构建宏观社会网络的三重动力,并建构了一个纵向的行政层级制、横向的地理水平临近和跨空间的移植性文化组成的三维宏观社会网络理论框架.通过此理论框架解释了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流向与路径这一学术界长期忽视的问题.     

浅析媒介文化在当今社会传播中的重要性——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

<正>媒介文化是社会价值规范与建构社会价值体系的亚综合体,媒介文化正在从边缘文化逐步进入当代社会的官方文化体系,媒介文化发展的趋势研究将成为今后的重要领域。[英]尼克·史蒂文森的《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出版)一书对媒介、文化和传播的研究议题扩大到涉外文化、政治、大众媒介和传播历史及理论,阐述了媒介文化在不同社会时期     

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

本文旨在阐述布尔迪厄有关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的社会学理论,考察了他所运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惯习、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场域、区隔等.布尔迪厄试图建构一种由社会空间构成的差异化模型:社会空间是一个差异体系,即根据不同阶级而差异分布的,每一空间在结构上具有整体性特征,也可以说,社会阶级是通过划分社会空间的各个区域而区分出来的.     

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政策流变及成因探析

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的政策具有阶段性.从封禁政策到移民实边,再到归化入籍,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政策的变化,与朝贡体系的瓦解和崩溃有着密切的关联.中朝两国关系由传统东亚地区朝贡体系内的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转变为现代平等国家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两国逐步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逐步明晰,这是清政府对越垦朝鲜人政策逐步产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附魅、祛魅和返魅:昙阳子传记形象的历史演变——从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说去

昙阳子形象建构是一场文化权利的争夺.王世贞、王锡爵以昙阳子种种灵异事件为契机,意图通过昙阳子信仰体系的建构以维系他们日益下降的世俗地位,为此展开了对昙阳子的一系列“附魅”活动.二王氏的政敌张居正、徐学谟等力图破坏他们对这一新信仰体系的建构,以消除二王氏的社会影响,为此对昙阳子进行了一系列“祛魅”举措.在昙阳子两种形象的建构过程中,激烈的文化权利之争随着世俗权利的强行介入而暂时消歇,然而附着在昙阳子形象上的文化意义却在历史空间中不断流动,“附魅”与“祛魅”彼此纠缠在一起,同时因权利场域之外的第三者或属于另外场域的民间出于探求本相之目的而赋予昙阳子“返魅”意义,从而使昙阳子形象的建构愈显复杂.     

在差异与普遍性的矛盾中看权利

权利概念的提出是与工业化进程中的差异觉醒联系在一起的,市民社会的成长促使个体的人的生成,通过自我意识而实现了差异的觉醒.工业社会治理方式的建立无非是在差异之中发现普遍性和提供普遍性.所以,有了权利的观念,并在权利的基础上建构起了完整的社会治理体系.权利作为一种理论设定,应当具有满足差异与普遍性之共同需求的功能,在权利的基石上建构起来的社会治理体系应当承担起承认差异和供给普遍性的双重职责.然而,从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来看,权利在形式上满足了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要求,而在实质上却造成了对差异与普遍性的双重损害.20世纪后期以来,"承认差异"的要求再度出现,特别是新市民社会的出现,指示了一条超越权利的路径.     

论编辑文化建构的选择与制约

编辑文化是编辑经过长期的实践和积累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社会文化在编辑活动中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对编辑文化建构的自然选择和功能选择进行阐述,针对编辑文化建构的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找出编辑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政策议程设置中的社会建构逻辑——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分析

政策议程设置研究旨在揭示某些社会问题进入政策议程背后的动力机制.传统研究秉持客观主义取向,忽视了社会问题与政策议题自身所具有的社会建构属性.通过社会建构论视角的引入,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将涉及“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政策议题”三个阶段,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主观诠释与意义赋予的互动过程,意义竞争的获胜者能够最终进入政策议程.以话语为媒介,从行动者、情境和策略三个维度来考察我国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议题的社会建构逻辑,体现出结构与能动要素、宏观与微观视角的结合,能够更为深入地理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得以颁布的因果机制.     

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立法研究

老年人长期照护问题是在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社会的变迁与转型以及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而被动面临的战略性时代课题.以美国、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已经相继建立起一套相对比较成熟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保险法律制度体系,在有效缓解老龄化人口浪潮压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社会的福利制度水准.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而言,“适应性学习”外围国家或地区“政策转移效应”下的有益知识,从法律制度系统建构层面有效破解老龄化时代下的老年人照护难题,不仅是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时代挑战,更是完善和丰富我国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积极提升社会整体福祉水准的重大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