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渐与“东化”

最近．我的学生蔡德贵告诉我，青岛大学学报《东方论坛》准备开设一个新的栏目“东学西渐”，并转达该学报杂志社社长冯国荣教授的意见．请我写一篇文章，我很高兴。我觉得这个栏目开得好．开得适逢其时。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耶鲁馆藏容闳档案简介

容闳作为近代中国早期出国留学者和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他为西学东渐所做的大量工作,已为人们所熟知。而由于史料的缺佚,他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另一方面即东学西渐所做的贡献,却湮埋不彰,几不为世人知晓。章开沉先生文中所介绍的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获睹的容阔的私人文献,则充分展示了容闳为东学西渐所做的努力。这些首次发布的弥足珍贵的文献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关于容闳的生平、思想和历史功绩的全貌。     

“东学西渐”视角下的超个人心理学人性论探析

在西方传统心理学中,人性问题被仅仅看作是哲学问题而基本上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行为主义以动物性否定人性的存在;精神分析以生物(本能)取代人性的存在。然而,吸收中国道学乃至东方思想体系并倡导向母体——哲学——复归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却改变了传统心理学的这一偏见,而将人的价值、意义等问题纳入心理学研究范畴,并以"人的内在本质"肯定人性的存在;而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超个人心理学进一步深入融合东方哲学思想体系并重新攀登了人性能达的境地,不仅充分肯定人性的存在,并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认为人性的核心是"自我超越",同时以"精神性"重新定义人性,提出"超理性的本质",这既是对人性非理性层面地位的提升,又是对人性丰富内涵的深层揭示。可以说,无论是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还是超个人心理学,其人性思想的提出和建构都离不开中国道家哲学以及包括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体系对其的贡献。以马斯洛为代表的一大批西方心理学家吸收东方智慧,不仅引发了心理学领域的革新,同时也是由西方人吹响向东方学习的号角。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特点论略

16-18世纪是中国和西欧进行全面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真正意义上的东西方文化双向交流特征凸显出来.近代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第一次传到中国,开阔了中国人的视野;中国的儒家文化也传到西欧,中西方文化传统发生了剧烈的交融与冲突.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即"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文化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     

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兼论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作为中西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传播的使者,他们播西方文明而来,传中国文化而去,从而把中西文化交流推向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新阶段。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总是双向与相互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有"拿来"——"西学东渐",也有"送去"——"东学西渐"。以文化交流的视角来解读"东学西渐"及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对于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陈季同的文化、文学传播意识与晚清“东学西渐”

陈季同可谓是现代东学西渐第一人,由其世界的文学认知而来的世界视野与双向翻译,是陈季同文化、文学传播意识的重要构成,并内蕴翻译—重塑—宣传的海外传播逻辑与思路。这应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较早的自觉表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陈季同的传播意识及其身体力行,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自古以来在东学西渐中,中国人的对外文化传播意识始终是匮乏的,但对此的自觉省察与反思,并不是始于新近,而是晚清。这个时间点的历史位移意味着,当破门而入的西学东渐如火如荼的时候,以陈季同为代表的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的中国人,正在用所在国的语言努力地向世人讲好中国故事,身体力行地让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身体的隐喻: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

16—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知识来源主要集中于伊比利亚旅行者、耶稣会定居者和新教国家入华使节三个方面。16—18世纪上半叶,在伊比利亚旅行者与入华耶稣会士笔下,中国人被当作是欧洲之外所有新发现人种中的佼佼者,甚至一度还高踞过欧洲通过海外探索而构建的世界人种金字塔的顶端。然而,进入18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通过殖民扩张而迅速增强自身的力量后,欧洲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认知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欧洲在人种分类上已开始将中国人排挤出文明民族的序列。这一时期欧洲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的演变,与其时欧洲关于欧洲之外人民的态度转变是同步的,并且与欧洲人类学的发展密切联系。从16至18世纪欧洲社会关于中国人的种族话语变迁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航海时期的欧洲殖民探索与人类学知识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16—18世纪英国婚姻法的变革与趋势

16—18世纪是英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但世俗化、自由平等和公平正义观念并没有在婚姻法领域得以贯彻,中世纪确立的父权至上、宗教婚姻和永不离异仍然是婚姻法领域的主要法律原则。不过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婚姻法并非静止不变,婚姻法领域的国家法与习惯法相互博弈,不断地迎合着社会的变化,孕育了世俗化、自由化和平等化的趋势。     

12—15 世纪英国交换经济发展原因探

英国中世纪曾长期被认为是以庄园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 随着对庄园账簿资料的挖掘和对庄园管理的深入探讨, 自给自足只是中世纪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 12—15世纪, 领主和农民普遍卷入了广泛的市场交易, 交换经济取得迅速发展. 究其原因, 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分工获得了较快发展, 非农产业从农业中分离, 为交换经济发展提供了前提; 二是形成了完整的货币体系, 为交换提供了便利的中介工具; 三是市场和集市的广泛建立, 马代替牛成为了主要运输工具, 减少了交易的距离和时间, 降低了交易成本, 是交换经济发展的助推剂; 四是政治经济发展的需求是交换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脆弱的疆界:1500年前后欧洲边界变动的主体与动因

疆界的脆弱性或易变性,是人类集体生存的基本状况。在近代早期,欧洲有三种疆界,即文明疆界、基督教内部信仰疆界,以及形成中的主权国家疆界。这三种疆界都处于变易之中。帝国、君主国、贵族领地与自治市所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是领土变动的行动者。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主导的基督教欧洲间的战争,欧洲各个领土国家之间的战争、联姻与继承,是导致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疆域变化的主要因素。     

从“社教”到“四清:”国家—农民的互动建构

"社会主义教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运动,"四清"是从群众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经济清查而发展形成的从经济为主的"小四清"到政治思想为主的"大四清"的运动。从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政治话语,经过把农民政治话语"四清"纳入国家政治话语"社教",最后逐渐发展为"四清运动"国家政治话语,这一发展历程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话语的互动建构模式。本文以此为基础,分析从"社教"到"四清"的国家建构农民、农民建构国家的互动建构过程。     

试论“渐修顿悟”与“格物贯通”的异同

程颐和朱熹都曾论及“格物贯通”的问题.他们的这一观点常被用来作为理学吸收佛教尤其是南宗禅理论的证据.通过分析“格物贯通”和“渐修顿悟”的异同,可以发现,尽管二者的思维模式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在讨论的重点、渐顿的关系、是否包含理性认识等方面却有着明显的区别.程颐主要是在西晋杜预的“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的启发下才提出了“贯通”理论.因此“格物贯通”与“渐修顿悟”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理论继承关系.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论16～18世纪南澳岛的王朝经略与行政建置演变

自明代万历三年设副总兵,南澳岛成为东南沿海的军事重镇,由此开启了闽粤两省共管的历史。从文献记载来看,水师官弁长期把持海岛事务为南澳岛带来了惠民之政,也带来了兵丁结党欺民之弊。在王朝逐步将清初东南海域的地方豪势清理之后,文官借由粮饷贪墨案介入南澳岛权力系统。雍正十年,清廷设立了粤闽海防军民同知,海隅孤岛由此成为具备成熟建置的独立行政区域。     

在朱子与程明道之间：论王阳明对“先天渐教”的选择

不仅朱子学,而且程明道、陆象山、湛甘泉等人的学说,都是王阳明思想形成过程中一度受他追捧而又最终被他扬弃的对象。王阳明主张工夫直接凭借展现于现实世界中的本体亦即本心展开,而既不必像朱子主张的那样首先诉诸漫长而艰苦的格物致知工夫,也不必像明道、象山、甘泉等主张的那样首先通过顿悟之类方式以充分把握本心。由此,王阳明创立了一套既不同于朱子,也不同于明道、象山、甘泉的心性学说和工夫主张。在他这里,后天工夫因本心作用的引入而简易,先天工夫因后天因素的引入而严密,由此形成的主张可以说是“先天渐教”。必须注意的是,尽管王阳明综合了双方的主张,不过,他工夫中的先天因素并非是借由顿悟才得以发挥作用,后天因素也非朱子式的不凭借本心的居敬穷理。     

后藤新平殖民扩张思想与台湾“鸦片渐禁政策”考察

日据初期,时任日本内务省卫生局局长的后藤新平提出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随后强力推行,使鸦片专卖合法化,台湾殖民财政扭亏为盈,迅速独立,也为日本本土输送了大量的资金。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历史的考察,探究后藤新平实行此政策的真正目的和对台湾社会的影响。     

“大师”的衰落:今日渐行渐远的中国“传说”——寻找穿透“屏蔽社会”的“思想望远镜”

伴随“中国模式”在世界舞台中的崛起,“双面中国”的形象也愈发在国人心中震荡:一方面,三十年改革开放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令国人走出百年匮乏,作为人权内在前设结构的生存权与发展权得以切实保障,国家形象建构与民族软势力输出成为几代国人复兴之路的时代强音;另一方面,自1840年以来饱受百年欺凌的古老中国,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以自强,历经中西体用之争而后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进而彻底引进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标志的西方学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事实上从未逃离西方以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文化合理化为特征的现代性轨道,由西方现代性梦想所形塑的青春中国,客观上注定今日中国学术亦步亦趋于西方主流而难有真正的思想原创,由此,遭受百年欺凌从而被迫打开国门进而全面学习异邦的历史事实会碎片状地浸染到今日国人深埋的民族自卑情感中,在学术精神图式中不免陷入深层矛盾,既呼唤今日中国出现自己独立的思想大师,进而以平等身资对话于把持世界话语与学术规范的西方,同时又不免无意识的以西方标准的中国化为依据而独断.今日中国大师之追问,事实上早已超越了其本身的问题所指而衍变为一种隐蔽的新中西之争,当然这个新争论内在地包纳了中国社会三十年中客观生长的诸多深层危机与弊病.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

20世纪30年代,国有铁路运价政策开始调整,原先的"营利主义"政策逐渐被摒弃,"民生主义"政策得以施行。国民政府、社会民众和铁路当局三者共同构成"民生主义"运价政策施行的动因。其中,国民政府基于振兴经济和稳固政权的需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关键动因;社会民众对原先运价政策的批判、对"民生主义"运价政策的主张及呼吁成为该政策施行的重要动因;铁路当局在此过程中也扮演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是该政策施行的内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