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保障

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即关系到国家生育价值的实现,也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从风险成因上看,少子老龄化,人才流动和城市迁居趋势及家庭结构核心化等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扩大的重要原因。从风险形式上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和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严重的经济保障风险和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及精神慰藉等非经济养老风险,而经济保障风险尤为突出。本文立足风险视角,分析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成因,指出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式,并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提出了化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的建议。     

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支持--从人口学视角的分析

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数量逐年递增,其家庭养老问题倍受关注.本文对独生子女家庭的代际年龄、人口和支持关系进行深入分析,认为以往的许多相关研究过分地夸大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供养的严重性,在大多数情况下独生子女是可以胜任老年人照顾的;独生子女家庭是被简化到极至的高风险家庭结构,要对"空巢"家庭给予特别关注;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赡养应该是家庭和社会共同的责任.     

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演变与养老方案选择研究①——以安徽省为例

独生子女家庭关系简单、脆弱,具有很强的风险性,为此引起学界和政府高度关注。文章利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利用生命表方法构建独生子女家庭生命表．并推算丧子家庭、丧偶家庭、单人家庭等各类家庭结构演变趋势。得出：独生子女家庭中,丧子家庭在子女60岁时达到高峰,比例达到3．1％,其中丧子的父母单人家庭比例达到高峰值2．6％,丧子的父母空巢家庭在独生子女50岁达到高峰1．1％：独生子女单亲家庭（丧父或丧母）在独生子女55岁时达到峰值50％。不同的独生子女家庭,有着不同的养老需求,政府应该根据不同的家庭属性设置多样化的养老支持方案。     

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特征对完善计生工作的启示——以苏州市吴中区为例

利用苏州市吴中区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的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资料，在分析不幸死亡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特征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这些家庭对优先优惠计生政策的需求，建议加强独生子女意外死亡事故防范意识，建立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特别扶助金的长效保值机制，在依托并充分利用普惠型福祉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对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的关爱，建立计生工作人员与独生子女不幸死亡家庭之间的关爱结对。加强对他们的精神慰藉。     

独生子女问题30年回顾

独生子女是当代中国的一个普遍而特殊的群体。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统计,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累计出生的独生子女已经有9000万人左右。独生子女数量的多少、整体素质的高低都直接关系到家庭的     

独生子女家庭空巢风险分析

在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于独生子女的大量增加,已经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空巢现象,即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家庭提前进入空巢期,并使空巢期延长,增加了独生子女父母养老和心理健康风险。本文对独生子女空巢家庭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特征及其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提出了化解独生子女家庭空巢风险及其危害的对策。     

独生子女伤残状况及对计生扶助政策的需求分析

利用苏州市吴中区独生子女伤残家庭的问卷调查和小组访谈资料,对独生子女伤残状况及这些家庭对计生扶助政策的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近七成独生子女伤残时的年龄在15岁以下,其中先天残疾占51．3％;重度残疾比例超过五分之二;智力残疾和精神残疾独生子女合计占比近六成;残疾后生活难以自理者比重接近三成。进一步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最需得到的帮扶依次为：为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提供生活补助、为伤残独生子女父母提供养老保险补贴、提高独生子女家庭的医疗救助水平。基于以上结论．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独生子女与父母供求关系的经济学考察

子女与父母间的需求和供给具有经济属性。在独生子女家庭,由于一对夫妻养育一个子女形成数量上的不对等,往往出现父母在养育子女期间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供给,而造成独生子女的人格缺陷。在父母年老时独生子女对父母的供养则出现供不应求,而形成特定的家庭问题。本文提出了父母应将壮年时对子女相对过剩的供给能力转变为积蓄以保证养老需要等方面的对策。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分布及其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结果表明,青年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论文探讨了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以及家庭观念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论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

家庭是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单位,人力资本理论存在性别盲点,忽略了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性别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行为,分析了影响独生子女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性别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家庭中女孩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积极的改善,但社会性别仍然影响着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偏好,独生子女家庭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表现社会性别”。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分析

受独生子女及其家庭本身特征和农村社会经济现实状况的深刻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客观上已经形成在养老上的固有风险。子女的唯一性弱化了养老风险的分散功能,子女的流动、生命存活风险以及因人格缺陷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都会直接导致赡养风险的发生,老年父母自我养老能力的不足将使其晚年生活更加艰难。为规避和化解其养老风险,应该以政府责任体现为主,独生子女家庭提升自身养老能力为辅。     

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省鄂州、黄石、仙桃市的调查

文章基于2 421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对18～45岁育龄妇女的二孩生育意愿进行了分析。结论表明,生活压力大及抚养成本高是制约育龄妇女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采用logit模型对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影响因素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个人、家庭、观念和政策是影响独生子女家庭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问题研究

我国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产生了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人口,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父母将渐次跨入老龄行列,现实的养老困境和养老风险正在迫近第一代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和家庭,中国即将迎来独子养老时代。其中,独生子女空巢家庭可能会面临更多、更大的养老问题,尤其是那些独生子女残缺家庭。文章基于现有研究所集中论述的问题做出评述,并就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养老方式的选择与支持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而言,城市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首选养老方式仍是居家养老,然而独生子女对家庭养老的支持力度却在降低,特别是在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如何解决好独生子女父母的养老问题,本文就建立和完善社区服务,政府建立辅助制度以及加强独生子女父母自身养老意识等方面给出了建议。     

关于现行生育政策微调的思考——兼论“单独家庭二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行城乡二元生育政策对社会与家庭全面发展存在严重不利影响 ,政策约束下的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对父母养老和新生代健康成长存在不利效应 ,其家庭发展的脆弱性已不容忽视。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十分必要。今后 1 5年采取“父母中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可生育 2个孩子”的微调方案 ,既可减少非意愿性独生子女家庭大量出现 ,又能缓解城乡与东西部人口发展不平衡 ;既符合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又符合公共政策“公平合理”原则 ;既满足今后一个时期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求 ,又易于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接受 ;既有利于生育政策平稳过渡 ,又在操作上简便易行。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特征与养老风险 家庭结构与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其家庭结构。而“4—2—1”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未来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郭志刚等利用90年普查数据,对独生子女之间婚配概率的推算结果显示,     

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

近几十年来 ,中国的“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户”成为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的一代特殊人口与一类特别家庭。对二者界定的不同标准造成了对其规模估计的分歧和深入研究的困难。根据 2 0 0 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估算出我国现有独生子女数量约为 90 0 0万 ,其中城市独生子女的数量远远高于农村。独生子女之间彼此婚配 ,有可能会形成广受关注的“四二一”家庭。研究显示 ,大城市中独生子女间的婚配概率似乎更高一些 ,但对于全国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由于严格意义的“四二一”家庭的出现取决于多种因素 ,其大规模出现的可能性并不大。对“独生子女”以及“独生子女户”的关注 ,主要来源于对“独生子女”养老能力的质疑和对“独生子女户”养老需求获取满足的前景的担忧。国家目前正在通过“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等措施帮助“独生子女户”逐步消除后顾之忧     

福建石狮市出台利导新政惠泽计生户

为深人贯彻落实中央《决定》,加大对农村计生家庭的奖励扶助力度,福建省石狮市出台了《关于提高部分计生优惠政策奖励标准和调整奖励扶助对象年龄的通知》,主要内容;独生子女家庭的一次性法定奖励由500元提高到i000元;农村“二女”绝育家庭的一次性法定奖励由800元提高到1500元;符合再生育条件自愿不生育并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家庭的二次性法定奖励由1000元提高N1soo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