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二律背反之化解

入罪慎行是刑法的基本要求,严密法网是刑事法治的基本趋势。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存在价值立场的二律背反。我国刑法体系的不完善、刑事司法权的过度扩张及刑事政策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滥用是导致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价值立场二律背反的原因。刑事法律的制度体系之完善应当侧重于刑事立法的轻刑化、精细化;提倡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正确理解、适用基本刑事政策,加强其对刑事立法的轻刑化及刑事司法、执法的谦抑性之指导是缓和、化解入罪慎行与严密法网之间价值二律背反的路径选择。     

论党的刑事政策与我国刑法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对刑事法制的领导是中国刑事法制的一大特色。这种领导主要是通过刑事政策来实施的。在《刑法》颁布实施以前 ,党的刑事政策曾经起过《刑法》的作用 ;在《刑法》颁布实施后 ,党的刑事政策仍然起着指导、审视、修改、完善《刑法》的作用 ,无论对刑事立法还是对刑事司法 ,都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坚持党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领导 ,这是我国刑事法制的一条政治原则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论

所谓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态势,是指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当今及今后一定时期内刑事法适用过程中的倾向及其对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的影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及严打的刑事政策基础上一种理性的选择,它以刑事法谦抑理念为基础,不仅引领着刑事法改革的方向,而且是贯穿刑事法全过程的全局性、根本性的主线,它既是刑事立法政策,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执法政策。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层态势表现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趋重性、刑事和解机制适用的扩大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层态势表现为呼唤犯罪分层的立法明确性、呼唤刑罚体系的多元化及引导刑法解释的走向。     

宽严相济：中国耕地资源保护的刑事政策选择

当今中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耕地问题是当前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长期治理犯罪的经验总结,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选择。虽然,我国执行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体现在涉地犯罪的刑事立法上,但是刑法对保护耕地的实践效果并不理想。反思刑事立法存在的缺陷和刑事司法的错位之后,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立场,刑法在耕地资源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应当是：保护耕地的刑事政策以严为主,区别对待,对涉耕地职务犯罪应＂从严惩治＂,严厉打击违法批地、用地等渎职行为,对涉耕地非职务犯罪则＂从宽对待＂,注重化解社会冲突,恢复耕地原状。     

论我国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法的冲突及其解决

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刑法与习惯法之间不是单方面的排斥与压制关系,而是竞争与博弈的互动关系。民族习惯法在司法实践中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刑事立法、司法和民族刑事政策的制定,迫使基层司法人员凭借政策与经验小心翼翼地游走在两种规则的边缘。由民族自治地方对刑法进行变通立法,是解决习惯法与刑法冲突的唯一法律途径。同时,应设立宪法委员会和法律监督委员会作为平衡二者冲突的主体。     

关于刑法谦抑性原则司法适用的省思

刑法谦抑性原则是指导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准则。目前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混淆刑法谦抑性原则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不当引用刑法谦抑性原则作为定罪量刑依据，以及盲目以行政处罚替代刑事处罚等误区。为纠正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司法适用误区，需要准确厘清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内涵，且应谨慎运用刑法谦抑性原则进行释法说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刑法谦抑性原则时，须秉持以实定法为中心、穷尽规则方可适用的基本立场，遵循层级性思考和具体化判断的基本逻辑，从而解决原则性规定介入法条解释时解释结论不确定的问题，避免因对个案正义的追寻而导致法体系丧失一贯性，从而维护法的权威性与安定性。     

论被害人责任的刑法意义

我国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和学理界定,体现的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责任归咎的基本立场,反映出我国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不足及该领域研究成果与刑法的脱节,对司法实践的直接影响是办案人员对被害人责任的漠视或重视不足。因此,有必要反思现存刑事责任归咎模式,赋予刑事被害人责任刑法地位以影响对犯罪人的刑罚,当然,对被害人责任的程度应有所要求。     

论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正> 在我国,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后的若干年里,刑事政策都曾经代替刑法,起过刑法的作用。就是在刑法及其有关的刑事法律创制过程中和颁布实施后,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以及刑法的修改与完善方面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讲究并弄清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不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两种刑事政策的关系 许多伺志认为,所谓刑事政策就是党的刑事政策,甚至一些论著和教科书也这样认为,     

刑法解释的价值基准及其形成路径分析——基于公众参与理念下公众认同的思考

近年,司法机关与社会公众不断在热点刑事个案的认识和定性上出现偏差,其原因在于社会公众对案件的期待与司法机关对刑法的适用解释并非完全一致。在刑法理论上,有关刑法解释立场与刑法解释规则的学说聚讼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各界在刑法解释价值基准选择上的迷茫,另一方面也是对现在理论与司法实践中非此即彼的价值基准予以协调的一种尝试。欲消解价值冲突,突破司法困境,就必须明确刑法解释的价值基准是公众对基本情理的认同。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我国应当在确立公众参与基本理念的前提下,主要构建、改革和完善恢复性司法模式、人民陪审制、"马锡五审判方式"和判决说理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弱势群体刑法保护

弱势群体刑法保护可分为正向保护和反向保护,需要通过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加以实现,应当将其纳入到当前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加以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的“该严则严”是弱势群体刑法正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正义需要、秩序要求、报应观念和预防理念,刑事立法上应通过定罪规范的“犯罪化”和刑罚规范的“严厉化”加以实现,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严.“当宽则宽”是弱势群体刑法反向保护的需要,体现了人本主义、公平理念、刑法谦抑和刑法人道,刑事立法上的实现途径是定罪规范上的“非犯罪化”和刑罚规范上的“轻缓化”,刑事司法上则要求量刑应依法从宽.     

轻罪刑事政策的理论溯源

轻罪刑事政策以较和缓的手段处置轻罪犯罪人,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轻罪刑事政策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刑法谦抑思想、刑法经济思想、刑法人道思想和刑法教育思想.轻罪刑事政策在我国的法律实现体现在立法、司法和执行等环节,表现为多种法律制度,坚实的理论根基为轻罪刑事政策的贯彻奠定了前提.     

刑事政策在刑事裁判中的法源性探析

刑事政策的法源范围广阔,整体可以分为制定法源和非制定法源,刑事政策则是非制定法源中的重要一部分.基于将刑事政策作为刑法裁判规范之非制定法源这一研究视角的需要,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作为公共政策范畴的"刑事政策"、作为特定领域政策的"刑事政策"和作为刑事法律规范的"刑事政策".在法治社会中,刑事政策通过其刑法化对刑事案件的裁决过程产生影响.其路径只有两条:转化为法律或者在法律内运作.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可以通过主动地刑法创制的立法过程完成;刑事政策在法律内运作只能通过被动"刑法化"的司法过程实现.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主旨检讨

刑事立法过度回应刑事政策的倾向渐露端倪,"以策入法"是传统刑法思维惯性的延续,这与理论中对于刑法与刑事政策关系问题研究的裹足不前也有很大关系。理论不仅没有为实践提供武器,反而在为实践合理性作注脚。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区别是明显的。刑法与刑事政策不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应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国污染环境罪刑法适用实证研究

我国现行刑事立法与司法解释为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运作提供了参考依据,随着环境刑事政策逐渐走向严格,环境污染刑事司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但2014年度刑事一审判决显示,我国污染环境罪之刑法适用依然面临重重困境,污染环境罪犯罪构成之基本理论问题模糊不清,刑事司法裁判之间存有较大差距。污染环境罪刑法适用应恪守刑法谦抑性,维护环境刑法之独立,突出保护环境法益,准确界定抽象危险犯之边界,采取双重罪过形态,严格限定共犯处罚范围,充分发挥单位犯罪之效能。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指导,刑法理论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刑事政策观的确立。本文以刑事法治为视角,对我国的刑事政策进行检讨,并进而探讨刑事政策的基本问题,认为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均衡原则与刑罚谦抑原则的限制。     

网络时代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

如何因应网络时代的犯罪态势与典型特征对我国宽严相济等刑事政策进行更新和调整,建构与之动态适应的协同化刑事政策,是当下我国刑事治理领域面临的难题。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升级以技术驱动为推进力量,技术及其风险贯穿社会治理全过程,协同化刑事政策应遵循相对主义犯罪观,重点关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引入社科法学思维、控制技术创新行为出入罪等议题。刑事政策的协同化不是平行多轨的同步化,而是在消极预防性刑法理念基础上的网络时代的社会治理与刑事政策、适应时代性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融通。网络时代的刑事政策是一种以宽严相济为基础的“社会治理迭代升级与犯罪控制协同化”的刑事政策,其动态调整过程是“社会治理的演进”与“刑事政策的演进”的双向互动过程,也是刑法体系与刑事政策协同演进的过程,协同化方案体现为对刑法理念、立法和司法的全方位调适。     

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探讨

军职罪在立法和司法上有许多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军职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军事刑事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备之处，实践当中也出现了许多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相冲突的情况，使军职罪主体的理论体系遇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论塑造罪刑法定的刑事司法品格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考验与争论后,在中国立法史上取得的阶段性胜利。然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真正最终实现却依赖其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的适用。目前,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适用中还存在着种种缺憾,为了克服罪刑法定司法化的障碍,其理想设计即是规则与解释和裁量的平衡适用。塑造其坚持在罪刑法定原则实际代价中的人权保障与罪刑法定原则框架下的社会保护相统一的刑事司法品格,从而树立起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法治领域内的权威,使其名符其实地成为刑事法律中的帝王规则。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