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嵇康思想及人格之比较

<正> 阮籍和嵇康同为竹林七贤中的精神领袖人物,他们信奉老庄,崇尚自然而贬斥名教,思想倾向极为接近,其人格结构都有分裂、双重的特质。我们所要着重指出的是,嵇、阮的思想与人格,在同中有异,他们从不同的侧面共同体现着玄学自然论的特质、时代的精神风貌以及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合理性。一、理论形态及趋向之异同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嵇、阮二人在理论形态上的差异。前者是说嵇康善于独立思考,不依傍世俗之见,能依据于自己的理性立言著论。从现有的思想资料看,他确是思想深刻,新见迭出,且说理透彻,逻辑绵密,擅长文论;后者表明阮籍感情纵放,思维敏捷,善于把握时代的脉搏,把自己对于现实的感受诉诸笔端,其诗自然成凝情之作。阮籍浓重的诗人气质自然影响到他的思     

陶渊明与嵇康、阮籍文学创作关系伸说

陶渊明在诗文创作中受到了阮籍、嵇康思想和创作意象乃至词语的影响,显示出陶诗和嵇诗、阮诗从形式到内容存在有直接联系。除圣哲之外,相比之下,只有嵇、阮的思想感情与作品对陶渊明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     

鲁迅论阮籍、嵇康、陶潜

鲁迅对于魏晋时代作家阮籍、嵇康、陶潜的思想言行,曾作过深入的研究、剖析,发表过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这些重要评论,对于我们提高当前文艺批评的质量,做好文学评论与文学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其可贵的学习范例。     

嵇康、阮籍的社会关怀

嵇康、阮籍一直给人们留下批判者和隐逸者的形象 ,联系其理论背景和玄学领袖等因素进一步考察 ,可发现他们社会关怀的内涵深沉而博大、复杂而矛盾 ,呈现出多种多样的表达方式 :一曰坚持理想 ,在玄学受压的局势下 ,态度鲜明地正面表达“无为而治”的主张 ;二曰非议名教 ,不涉及当时当世 ,纯粹在理论层面上批判名教 ,进而将经典、圣人一同清算 ;三曰腾精蔑世 ,面对现实政治和统治当局的所作所为 ,用“放达”的姿态表示不合作和鄙视。     

阮籍、嵇康玄学思想的演变

玄学思想的发展是在既同世界对立又同世界统一的矛盾中进行的。就本质而言,玄学是一种阐发内圣外王之道的政治哲学,它力求与世界协调一致,为当时不合理的政治局面找到一种合理的调整方案。基于此,阮籍、嵇康前期的思想倾向于自然与名教的结合。魏晋禅代之际,险恶的政治环境使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调整的可能性完全丧失。玄学就从世界分离出来退回到自身,用应该实现的理想来对抗现有的存在。玄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给自己涂上了一层脱离现实的玄远色彩。阮籍、嵇康把外在世界的分裂还原为内心的分裂,极力探索一种安身立命之道恢复内心的宁静,使世界重新获得合理的性质,在更高的层次上适合人们的精神需要。他们的玄学思想逻辑地演变为自然与名教的对立。     

杜甫与儒、道、释

出自“奉儒守官”之家的杜甫，读书、为官、治国、平天下，是其一生的襟怀和追求；访道求仙，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企图为自己寻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出入佛门，一为口腹之需，二为抑郁情结的驱遣。与释、道二门的交往，不仅与其儒学追求不相抵触，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印证了杜甫儒学追求和邦国之思的执着。     

从嵇康、阮籍的创作看玄学大潮中的文学自觉

魏晋文学自觉的前提是“人的觉醒”。士人在将玄学理论化为人生实战的过程中,在文学观念、主题取向、创作思维等方面接受了它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文学活动更趋于自觉。体现于嵇康、阮籍,就是以主体自由的创作原则取代了儒家的伦理规范;以个体的心灵吟咏取代了社会现实反映;以意象思维取代了事象思维。     

论司马迁与儒、道、法之关系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赶上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余波,对他的影响很大。因此,要研究司马迁的思想,必须首先研究先秦诸子对司马迁思想的影响,以及司马迁对诸子的认识。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神话与原始宗教关系之演变

神话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是在本世纪初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传入的。其中,人类学派对我国神话研究曾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学派偏重于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神话是其研究远古社会的重要资料,对神创造人的理论进行了批判和冲击,是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泛传播之前一个很有影响的进步学派,不管在资料的积累上或研究的方法上,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借鉴。这一学派也有它的历史局限。在研究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时,只承认神话存在由单个到体系,宗教由多神到一神的量变过程,而忽视了两者关系及它们自身的质的变化,形而上学地     

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

儒、道、释思想与唐代山水田园诗高人雄儒、道思想源于中国本土。佛家思想源于印度，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后，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发展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文人学士，文化艺术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唐代山水田园诗自然也不例外。以往人...     

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及宗教神话之关系

最初的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交官从巫祝分离是在春秋战国开始到汉代完成，史官文化延生于王官文化的母体之中。史官文化表现出与巫祝文化不同的追求，由于时代的限制，交官文化追求的是对人事的重视，当然它屯不能摆脱对神的尊敬态度。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直接参预史官文化的序列，从而开创了史学文化的新局面，史学从史官的手中解放出未，直接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各，以史为鉴，把历史的研究置于统一的文化氛围之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新史官文化是在全面检讨先秦旧史官文化，对巫祝文化的扬弃基础上实现的。     

嵇康、陶渊明创作及人生审美情趣之比较

<正> 对嵇康、陶渊明这两个魏晋诗人的创作与人生,鲁迅先生和王瑶先生分别作过这样的比较: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并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正始玄学与女性形象的转变--以阮籍与嵇康为例

玄学思想是正始时期思想和哲学领域出现的新现象 ,代表了正始时期新生的思想力量。正如刘勰所说 :“魏之初霸 ,术兼名法。傅嘏、王粲 ,校练名理。讫至正始 ,务欲守文。何晏之徒 ,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 ,与尼父争途矣。”① 在此 ,正始士人如阮籍、嵇康倾向于以庄老与玄学的眼光来观察与抒写女性形象 ,也是时代使然。正始时期有关有无、言意之辩贯穿士人的日常生活 ,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发生影响。其中 ,与女性关系最密切、对士人心态影响较大的观点是重情色而无累于情色。这一观点直接来源于王弼“应物而无累于物”的…     

唐甄评儒、道、释三教

唐甄(1635-1704)以其对专制君主的猛烈抨击和关于“富民”的一系列主张,成为明清之际颇有影响的进步思想家.对于儒、道、释三教,唐甄也有所论,其基本观点是“老养生,释明死,儒治世.三者各异,不可相通”.(《潜书·性功》,下引本书,只注篇名)本文试图就唐甄对三教的评论作一简略分析.     

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与道释思想的关系

山水画在中国历史上自成体系,并有它独特的艺术形式。本文论述到的作品,指的多是文人画系统的山水画。古代文人,即所谓士大夫,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却又融合着道、释家的思想。历史上的山水画家尤其是这样。古今中外,不论任何一个画家,都有他的阶级与时代的属性。古代士大夫标榜自己清高,想尽一切办法超脱世界,都是一种空想。但是这种空想,没有不含有一定的宗教因素。当然在这些空想中,也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向往与爱好。马克思说:“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所以历史上的山水画家,尽管他们的脑子里具有道释的思想,但是当他们进行绘画创作时,他们的着眼点不可能不在客观存在的真山真水上。为了阐明历史上山水画家与道家释家及其思想的关系,兹分五节讨论之。     

竹林玄学的“生命实践诠释学”——以阮籍、嵇康为例

嵇康、阮籍以自身的生命实践诠释了庄学精神,他们的哲学可称为生命实践诠释学。嵇康、阮籍通过对庄学自然论、养生论、礼法批判、处世方式等内容的生命实践诠释,使庄学从纯粹的理论展现为具体的行为,是庄学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现实呈现。因此,对经典的诠释方式,不仅可以是文本的,也可以是实践的。同时因为阮籍、嵇康自身的性格、对庄学的理解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他们对庄学的实践诠释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王阳明心意关系与儒释之辨

儒释之辨是宋明理学讨论的基本问题之一。王阳明通过揭示心之内涵及心意关系对儒释之辨做了深刻说明。基于良知应感起意而又不执著于意的特征,王阳明认为儒释两家在形上本体方面没有不同,都是虚灵的心之本体,儒释的差别在于佛教一念执著障碍了心之本体的感应之功,从而堕入虚寂,不能如儒家一样肯定世间价值。王阳明的儒释之辨,在理论上最终完成了唐宋以来儒家学者站在儒家立场上融释佛老、恢复儒家正统地位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