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传霖保川图藏举措考析

清末,由于西藏商上政权在川西瞻对地区管理不善,导致川康中部地区发生民变,影响了清王朝在川藏地区的有效统治.四川总督鹿传霖于1895年上任后,以武力平息藏瞻之争,同时实施了一系列“保川图藏”的措施.据档案史料分析,其措施主要有收瞻对为川属、在瞻对地方设置屯官进行管理、将“三瞻”更名“定瞻”并设直隶厅取代原建昌道以完善川边防戍体系、架设通藏电线以畅通讯、请调藏族爱国活佛入藏通达番情、保障川藏与中原地区的通商等.这些举措符合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地区管理与社会控制要求,具有固疆定边的政治前瞻性,对今天的川藏地区开发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

明代是汉、藏交通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明中后期，朝廷在内地与西藏的交通问题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政策转向，改变了朝廷使臣和藏族朝贡者以往主要由甘青故道进出青藏高原的传统，开始以途经康区的川藏道作为正驿。明中后期的川藏官道，大致路线应为：出碉门，过打箭炉，然后往北行经今天的道孚、炉霍、甘孜、德格，至昌都，最后抵达拉萨。明代汉藏交通重心南移，是明王朝根据当时政治、经济、民族关系等各方面形势的变化而作出的选择。相较西北甘青地区的动乱以及所面临的蒙古部族的威胁，川藏道途经茶叶产地，方便食茶的赏给，同时也有利于保护朝廷在西北的茶马贸易。十五世纪中叶以来，明王朝在汉藏交通问题上的政策转向，不仅改变了内地与西藏之间交通的格局，导致了汉、藏交通重心的南移，而且对青藏高原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后世治藏政策的演变都有着深远的意义。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诺那活佛在内地的活动及对康藏关系的影响

本文在简述了康区近代史上重要人物诺那活佛(1864-1936)的生平后,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诺那在内地的活动,尤其是调解大白事件、"诺那事变"与狙击红军等,认为诺那早年曾协助中央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后来逃亡内地从事宣传康区及西藏、呼吁抗日、呼吁解决西藏问题的活动,在传播藏传佛教上取得实效.这些活动虽含有诺那的私人企图,但对于化解川藏纠纷、促进祖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促进康藏民族关系、促进藏汉文化交流等方面,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在当时多种多样矛盾的冲击下,诺那最终成为了中央与地方交错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促进西藏繁荣发展的两条公路

去年十二月,著名的川藏、青藏公路通車已經十年了。两条公路通車的十年,也是西藏高原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两条公路的建設和通車,对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結、加强我国国防、密切內地和边疆地区的联系、促进西藏和川、青地区各族人民的进步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过去几千年間,在青、川、藏之間,在西藏和祖国內地之間,由于有着重重的高山,滔滔的激流,阻挡着各地人民和西藏与祖国內地人民的密切往来。虽然,多少年来人們都向     

清代川、滇、藏行政分界的档案文献及史料价值

清中央政府决定川、滇、藏行政分界并有计划地全面实施,是稳藏治藏,确保川藏大道畅通及地区稳定的重大战略措施,既是康熙、雍正时期西藏、相邻地区及全国形势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其影响极其深远。雍正二年年羹尧在“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前所上奏折、雍正三年雍正皇帝所颁藏文谕旨与雍正三年十二月云南提督郝玉麟会勘奏折及雍正皇帝朱批等档案文献,《清实录》《清史稿》及雍正《四川通志?西域》《西域全书》等清代早期西藏方志中均未载。在康熙末年至雍正三年川、滇、藏行政分界的进展研究、行政分界中对格鲁派集团采取的措施与注意听取云南方面意见的相关研究及年羹尧在川、滇、藏行政分界中的历史作用研究中,这些档案文献都具有值得重视的史料价值。     

清朝对西藏与四川、青海、云南行政分界的勘定

确定地方行政区划界限,分设官职,驻防军队,是历代封建王朝实施的行政措施。清代地方的行政区划,一般地区分为省、府、州、县四级。对于边疆民族地区,则以从宜从俗因地制宜的原则,兼顾历史传统、民族关系、地理环境等特点,划分为新疆、内外蒙古、西藏等特别行政区。清朝划分西藏与川、青、滇、巴塘地区行政划界,将蒙古所管辖的地区划归内地,并收抚蒙古所役使的藏族,划界设官分治,从而稳定西藏地区,这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政治措施之一。明末,蒙古势力扩展到甘肃、凉州、庄浪、西宁、河州以及四川松藩、打箭炉、理塘、巴塘与云南中甸等广大地…     

第一个做边销茶的藏族人

"喝了一辈子藏茶,我要到雅安看看藏茶是怎么出来的!"2000年底,退休在家的次仁顿典在儿子加央罗点的陪伴下,从拉萨出发,沿着万里川藏茶马古道沿途考察来到蒙顶山下,他要看看喝了一辈子的藏茶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随后,他在川藏茶马古道源头、世界茶文化圣山——四川雅安的蒙顶山下安营扎寨,投资800万元建起了四川名山西藏朗赛茶厂,成为生产边销茶的第一人,从而也结束了藏族同胞只喝茶不做茶的千年历史。     

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贸易公司

抗日战争时期由康藏知名人士组织成立的康藏贸易公司,积极从事西藏与祖国内地间的经贸往来,提出有关推动康藏贸易的建议,并与中央有关部门合作开采抗战大后方急需的硼砂等矿产资源,组建专事自印度经西藏运往内地物资的驮运公司,代办西藏汇兑,为促进西藏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贸易往来,进而加深藏汉民族感情,支援祖国抗战大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拉达克穆斯林朝贡团从列城赴拉萨考(1684—1944)

本文据中外史料,讨论了在西藏与拉达克的一场战争后于1684年在丁莫岗签订的一份合约,该合约规定拉达克穆斯林每三年一次的从列城至拉萨间的朝贡贸易使团,经历的时限为1680年代至1940年代。这是一条西藏的麝香和茶叶之路。1891—1892年冬季英国驻印度上尉包尔从阿里地区沿藏北东行,发现昌都地区游牧民向他们兜售的麝香已经有明显的掺假痕迹。当时进入西藏的茶叶主要来自四川一线,内地具体产地不一,均为砖茶。文中指出,由于对数百驮货物来回免税和沿途提供免费乌拉差及在拉萨的约半年时间提供免费食品,该朝贡贸易使团颇有盈利空间。文中讨论了路经的漫漫官道长路的具体路线,还讨论了拉达克和内地穆斯林在西藏的活动,包括足球队等文化活动。     

清代藏汉边茶贸易新探

清代康熙中,陕甘官营茶马市受到四川商茶体制冲击,藏汉贸易中心南移,形成打箭炉与松潘两大贸易中心,将藏汉边茶贸易推向了历史高峰。边茶贸易是清政府推行民族羁縻政策的重要政治经济手段。通过发展边茶贸易,清政府有效地加强了对康藏边疆地区各土司的抚治,密切了西藏与祖国内地的联系,从而巩固了西南边防。边茶贸易以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权干预,加深了民族经济的依附性;加以乾嘉以后封建茶政腐败,边茶流通体制僵化,经营方式保守落后等原因,导致以边茶为主体的藏汉贸易一度中衰,进而为印茶涌入藏区倾销提供了可乘之机。总结这一段历史经验,对处理汉藏民族关系以及发展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将不无镜考的意义。     

清朝经营川、藏与达赖出逃

一英国侵略西藏 ,其最终目的正如荣赫鹏于 1 90 3年给英政府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言 :除占领西藏以北阻挡沙俄南侵 ,以免危及印度外 ,还可以策应英国在四川的经营 ,使英国势力从东到西联成一片。① 可见英国侵略西藏是以此地作为阶梯进窥我国四川等地 ,妄图霸占我国西南地区。鉴此 ,清朝为巩固西藏边防 ,防止英国侵略势力的扩张 ,命张荫棠赴藏整顿藏务 ,同时令其务须经营川边 (西康未建省前 ,名曰川边 )和四川各土司之地。川边地区清朝先未派官员经营 ,而由该地之土司、呼图克图及由西藏所派遣之官员分别管理。巴塘为土司所辖 ,如驻藏大臣有泰于…     

西藏山南吉如拉康写经愿文中记载的“东京之墨”：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遗珍

西藏山南市乃东区结巴乡温村的吉如拉康(■)藏有3份11—12世纪的藏文写经愿文,多次对北宋“东京之墨”进行了记载和赞誉,其中有3个涉及北宋西藏与内地交流的重要音译词。文章结合藏汉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对愿文的内容以及3个音译词的语境、含义及其历史背景和意义进行了分析。初步研究认为,这3个音译词应是北宋首都东京的音译。吉如拉康写经愿文对“东京之墨”的记载和赞誉表明,该寺在写经中使用过来自内地的墨,该墨极有可能是通过宋代的青藏道传入,疑与内地前往印度求法和西藏前往西夏、河西走廊、内地传法的僧人或贸易有关。鉴于宋代西藏与内地交往、交流的确切文献记载和文物遗存较为罕见,吉如拉康赞誉“东京之墨”的写经愿文无疑十分珍贵,对于进一步挖掘和研究宋代西藏与内地的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代移民与川西藏区开发

清代四川属于典型的移民社会，移民遍布巴蜀各地。四川西部有相当部分为藏族聚居地，据乾隆《西藏志·疆圉》载，雍正三年勘定川藏疆址，“始定于南墩宁静山岭上为界，并建分界牌：岭东之巴塘、里塘属四川，岭西属西藏。其中叫察卡、中甸属云南，三处疆界始分。”本文所论川西藏区，主要指川西的松潘、懋功、杂谷、雅州、宁远等地，这些地区在清代有众多的汉民移入聚居，对汉藏民族间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一、　移民与农业拓垦汉族何时进入川西藏区，已无从考证。但川藏间的民族往来，自古以来就没中断过。唐朝时吐蕃不断向东…     

试论川藏、青藏公路修筑的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

1950年至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在世界屋脊上修筑并通车，具有重要历史作用和伟大意义。川藏、青藏公路的修成，极大改变了西藏交通的原始落后状态。川藏、青藏公路修筑成功与否，密切关系到当时西藏的政治局势，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军能否在西藏扎稳脚跟，关系到西南边疆的巩固和祖国大陆的统一。在西藏及相关毗邻地区的当代历史进程中，川藏、青藏公路发挥着重要作用。川藏、青藏公路的修成，离不开11万中国各族人民的艰辛努力和3000志士的英勇捐躯，正是这些建设者创造了伟大的“两路”精神。     

论清代西藏与南亚贸易的主导权及其影响

清代西藏先后与南亚的巴勒布、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发生阶段性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所形成的贸易格局,及其之后的贸易变化,呈现出清政府所辖西南边疆的地域人群与南亚地区长期交往的历史图景。把中央王朝政府与边地的关系置于这种贸易格局变化的脉络里考察,可以清晰地观察到西藏与南亚贸易的主导权如何深刻地影响着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实际效果。     

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内容特色及历史地位

嘉庆《四川通志》是清代第三部四川省志,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刊行,其卷百九十一至百九十六为《西域志》。此“西域”以先分地再分目的通志体,对西藏历史、地理、社会、宗教、文化诸多方面情况全面记载。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实为一部名实相符、体例较为完备、内容宏富、资料丰富的官修西藏地方志,是清代西藏地方志持续发展第一个高潮中集大成者。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独设汉藏人物传记,摘引了反映清王朝治藏战略的重要官书,收录了四川本地特有文献和大量咏藏诗词,多角度记述了清代川藏行政划界,推动了清代四川省修纂西藏方志体系的最终形成。该志的成书标志着清代西藏地方志两种体系合一后的再次整合,也推动了之后西藏地方志发展的新趋势,对民国时期康藏史地研究亦有一定影响。     

清末川边兴学概述

二十世纪初,即在清朝统治的最后几年,清政府对川边藏族地区进行改土归流的同时,在川边地区广泛兴办学堂。这在客观上加强了汉藏交往,促进了这一落后地区的开化,也为以后西康省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研究这一课题,不仅对研究清末川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所帮助,同时也是研究近代川藏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川边,即指原西康省辖区,主要为藏族居住地。川边界于川藏之间,南接云南,     

关于西藏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思考

抓住时机，深化改革，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既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扩大的必然要求，也是西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经阶段。推进市场经济发展，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科技进步，合理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和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理顺产权关系，推进配套改革，调动和激发企业的主体性、积极性与内在活力；有利于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扩大区际经济交往，实现西藏与内地互补互促、合作开发和共同发展；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沿边开发步人，促进西藏与国外经济、技术、贸易的交流与合作。总之，发展市场经济必将促进生产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