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诗之法门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的所作《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遗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与"诗"性

王安石议政诗的政见多以议论出之,"以议论为诗"是王安石诗歌艺术的重要特征之一。但他的议政诗是作"诗",而不是写政论,没有因政见的阐发而改变诗"带情韵以行"的审美特质。他在议政诗的创作中经常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强化"议"的情感力度,使其许多作品成为独具艺术风貌,诗歌艺术价值颇高的优秀诗篇。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诗何以“观”而不“听”——孔子“诗可以观”补释

对于孔子“诗可以观”,以往的解释主要在“观”的价值和意义上,集中探讨诗与政治、意识形态方面之关系,而比较忽视从诗歌自身入手研究。孔子何以不曰“诗可以‘听”’？究其原因,还有两点值得补充。那就是,在春秋时期礼乐文化制度下,一是诗乐的表现形式无论是日常的弦歌吟诵、外交的赋诗言志,还是集体的乐悬演奏,都主要是表演性、观赏性的,而不是聆听性的。二是诗乐本身具有绘画性的特征。     

诗俏禅门原微

在文学家族的所有成员中,唯诗歌与佛禅结缘深长。诗俏禅门原因有三：一是禅家“不立文字”和“不离文字”的深刻悖论,使其终于找到了“不确语”亦“不诳语”的诗歌,诗歌那种似无指证的含混性,正是禅家旨意得以传达又免除了尴尬的那种“文字”;第二,两者在思维的直觉方式上合乎逻辑地走到了一起,诗家称“费尽心机做不成”,禅家认为“理奥绝思量”,他们都借重于直觉把握世界,诉诸“妙悟”而“不涉理路,不落言銮”;生命传达的诱惑以及为这种诱惑所驱使的生命之实行精神,构成了相辅相成的浑整的第三教外原因。     

先秦时期三大《诗》学系统的再现与分析

通过《左传》“赋诗”、“引诗”及诸子著作“引诗”和《竹书·诗论》,再现先秦时期的三大《诗》学系统——“赋诗”系统、“引诗”系统、“评诗”系统。并详细分析这三大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丰富先秦时期的《诗》学风貌。     

论"诗教"的美学渗透途径及其功能

孔子是我国“诗教”的开创者。他十分重视诗歌在人的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以及“兴观群怨”等各种社会作用,但他却忽略了“诗教”中的极其重要的美学作用。受孔子的影响,后人对诗歌的美学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诗歌之所以千百年来流传不衰,主要是诗歌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美”是诗歌中一个极其活跃的因素,诗歌中的美学渗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     

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

学人发生的两个条件即“一种纯粹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生活方式”。学人之诗的第一重内涵可称之为“诗之新声”。学人之诗的远源在于宋代的“才学诗”或“议论诗” ,其近源则在于晚清民初的“不专宗盛唐”而以“宗宋”为主旨的同光体。同光体诗“喜用冷僻故实”和“寄托遥深”这两个特点 ,恰好分别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为学人之诗奠立了基本范式。学人之诗的第二重内涵可称之为“学之别体” ,即学人之诗是作为其学术之一有机整体而存在的。其表层结构即“诗中有学” ,其深层结构则为“诗中有人” ,由此出发可建构出一种以“学人之诗”为研究对象的微型中国现代思想史。学人之诗不仅从一个深层心理层面再现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过程 ,同时也以一种十分曲折的方式构成了现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现代学人之诗的两种范式

借助西方哲学美学观念清除了传统诗学中过于浓郁的伦理政治气息,王国维不仅使近代学者诗人那种强烈的现实冲动在哲学分析中平静下来,同时他还在审美独立的基本原则之上为现代学人创造了一种新的情感表现方式。根据王氏旧体诗、词的二分现象,可将学人之诗细分出两种类型,其一即作者以学者身份书写的“学人之诗”,它的主要特点即建立在中国现代学术基础上的“学之别体”;其二即学者以诗人身份而写作的“诗人之诗”,其根本特征则是建立在现代美学基础上的“诗之新声”。这是王国维先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对学人之诗的最大之现代性贡献。     

《周礼》“六诗”述略

"六诗"最早出现于《周礼·春官》,历史上对于六诗研究有很多争议,大体分为"六诗皆体说","三体三用说","六诗皆用说","六诗皆体皆用说",本文结合上古人类学"诗"字语义及发展来考察六诗整体艺术形态,六诗是具有历史流动性的综合礼俗仪式乐歌,在不同历史阶段,其形态及功能有所变化:在巫术仪式文化中六诗的内容主要是占卜祝辞;在祭祀仪式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祭祖颂歌,而在礼乐文化中,其内容主要是不同典礼场合演奏的礼乐歌辞。《周礼》中"六诗"的概念是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逐步生成、丰富和完善的。     

诗可以群：略谈元桔体诗歌的交际性

唱酬诗是儒家礼仪文化和人伦精神在诗歌领域的特殊表现形式,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交往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交际性是元祜年间苏轼文人集团唱酬诗中的突出特征。“以交际为诗”的元祜体在文学史上向来名声不佳,但平心而论,元祜体不仅未脱离孔子倡导的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而且把“诗可以群”的功能推向极致,扩大了诗歌在社会生活中应起的积极作用。其在文学史上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将日常生活诗意化,即以艺术的竞技和应答来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     

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以《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为例

明代诗歌选学十分繁荣,《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先后在诗坛占居主流地位。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上述三部诗歌选本是他关注的重点,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茄诸每、理想,王夫之均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追求“盛唐气象”,不意趋于“傭贱”;《古今诗删》追求“汉魏风骨”,难免走向“粗豪”;《诗归》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之精神,最终却沦入“猥亵暧昧”。     

王船山“诗”“乐”关系论

王船山“诗”、“乐”关系的主要观点是：“诗”、“乐”密不可分,“诗”须协和于“乐”,“诗”、“乐”合一,因“诗”起“乐”,于“乐”用“诗”。他揭示了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和文体特征,体现了其对诗歌艺术审美理想的独特追求。     

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戈尔既遵从印度哲学传统 ,信奉“梵我一如”(Brahm仭ｔｍａｉｋｙａｍ) ,又相信现代科学。所以 ,他的自然观不但大大超乎前人 ,而且在同侪中也高人一筹。他摒弃了传统的“摩耶”论 (M仭ｙ仭) ,认为世界是真实的 ,大自然充满生机 ,充满神灵、爱意和人性。泰戈尔的自然诗 ,是其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 ,数量宏丰且多姿多采 ,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哲学家和诗人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一样 ,在他的自然诗中 ,诗歌和哲学也结合得水乳交融。泰戈尔自然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 ,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 ,而是用“真即喜”抵御摩耶论 ,启发民众 ,鼓舞斗志 ,为民族获取“真实中的自由”而歌唱     

群山中的一座高峰——论殷夫的诗

殷夫早期的诗歌记录了诗人的矛盾、痛苦、幻灭与兴奋,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歌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斗争成为其诗歌主旋律。这时期他的诗歌情感激越刚劲,节奏明快有力,语言铿锵富有鼓动性,被称为“红色鼓动诗”。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红色鼓动诗,发掘其诗在形式、格律以及语言方面与同时代的革命诗人的独特之处。     

20世纪“诗缘情”阐释之述评

“诗缘情”是中国传统诗论中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的理论范畴。它最早见于西晋陆机《文赋》之中 ,后来它超越了文体论范畴 ,成为继“诗言志”之后又一重要诗学范畴。近百年来学术界对其阐释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诗缘情”与“诗言志”的比较、“诗缘情”的美学意义、“诗缘情”的诗学意义。对这一古老诗学命题 ,今后应从新的视角去分析它的内涵 ,挖掘其新的理论意义     

从种植诗看柳宗元的贬谪心态——兼与白居易的种植诗相比较

种植诗创自杜甫,是传统的咏物诗与诗歌题材日常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柳宗元的种植诗中,反映了他被贬之后的复杂心态,即忧生与救治,自负与自怜,绝望与理想。而白居易的种植诗主要反映了他的闲适心态。     

论张九龄感遇诗中的比兴手法

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际,继陈子昂之后又一个大力创作感遇诗的诗人,他的感遇诗主要包括《杂诗》五首和《感遇诗》十二首。这些感遇诗成功地运用了屈原以来的比兴手法——香草美人的传统,在初盛唐之际的诗坛上独具特色,体现了他对传统诗歌艺术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