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

隋末唐初儒学之士的历史选择杨荫楼我国封建时代的儒学之士大多有着渊博的学识和深邃的洞察力，他们对社会的变革最为敏感。每当社会发生大的变动时，这部分人便风云际会，一展雄才。隋唐之际的儒学之士，即以极大政治热情和睿智，投身社会，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历史选择。...     

梁漱溟新儒学政治观探析

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现代史上诸多政治思潮中独树一帜。它以现代新儒学思想作为理论前导 ,以中国社会特殊论为国情认识基础 ,以乡村建设为具体实现途径。梁漱溟的新儒学政治观在理论上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中国特殊论的单一化思维 ,在实践中也因没有抓住实质问题而难以成功。但其爱国主义精神和儒家实践精神令世人赞赏。     

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思想特质

儒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 ,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 ,它在内容上不断地充实 ,在形式上也不断地完善。一般地说 ,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先秦儒学、汉代儒学、宋明儒学、现代新儒学阶段。一、先秦儒学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里 ,最高的道德标准是“仁”。“仁”是一个两重性的概念 :一方面它被用来表达孔子对现实政治问题的见解———“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将“克己复礼为仁”作为外在伦理规范 ,表现出政治上保守的倾向 ;另一方面 ,它又是孔子关于伦理道德、人的品格修养、人的真理追求的广泛论述的理论结晶…     

儒学与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基于政治文化的视角

儒学作为以伦理道德为内核的一种文化模式,具有强烈的“德政’’和“礼治”的政治色彩。或者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的儒学,深深影响着东亚民众的政治价值观以及政治行为模式。东亚社会的现代发展使传统儒学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东亚价值观”和“东亚意识”便是基于现代化语境下,对儒学价值重新思考和发掘的产物。从政治文化视角探讨儒学的现代发展。可以为东亚多元文明的和谐相处与社会稳定发展提供对话基础与合作平台。     

论汉代儒学的官学地位

汉代官学是儒学同政治结合的产物。一方面,官方完全把持了儒学,皇帝成了经学的最高权威;另一方面,儒学则垄断了政治,它构成了国家政治活动的根本原则和具体法规。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政治的结合没有哪个时期能够象汉代那样紧密和直接,甚至于无法分辨哪些是学术问题,哪些是政治问题。为此,儒学不得不牺牲了某些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以迎合现实政治,现实政治也在儒学的改造和规范下形成了新的格局和气象。这种结合对此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思想学术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论儒学与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当前关于"国学"的争论中,关于儒学与封建专制关系的话题,又被重新提起.本文就这个话题谈一点肤浅看法;儒学与封建专制没有必然的联系.具体地说.本文之论述将涉及以下内容;(1)儒学是前封建社会的产物,它之创立,本意不是为当时社会设立一种专制统治的政治方略,而是为当时失范的社会设立伦理规范(五常)以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2)孔子儒家所设立的伦理规范是以双向约束为准则的平等性的伦理规范.它本来不具有拥护专制的意向,而儒学后来成为封建官方哲学.是由于汉儒将孔子儒学私自加入了"三纲"说内容;(3)"三纲"说之入儒学,改变了孔子儒学的价值取向(以"人之平等"为价值),使儒学变得易于服务封建专制,从而为封建帝王所利用;(4)儒学成为封建官方哲学后仍对帝王专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     

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

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过程陷入空前的危机: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逐步失去了垄断地位,儒学政治社会化主要实施机制逐步被取代,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动力机制最终被废除,儒学政治社会化的强抑制机制渐趋失效。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苟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儒家伦理精神与小康社会建构

要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动性、创造性和实效性,就要努力弘扬儒家伦理精神,因为,儒学系统中所蕴含的各种伦理精神如忠恕、节俭、仁爱、重义、诚信、孝悌、克己等,不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表征和重要源泉,也是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儒家伦理精神的张扬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价值目标,也是推进小康社会建构的强大精神力量,它能够为“小康”的实现提供社会规范、精神动力和文化环境。     

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化作为中国的传统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包括管理领域,在其管理思想中。儒家以“治人”为自己的管理对象,以“为政以德、礼为用”作为管理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纵观儒家管理思想,其中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代价值。     

原始儒家伦理政治的理论创设

原始儒家以历史的普遍性经验、社会的现实性条件、学术思想的传统、个人的精神品质等为伦理政治理论创设的历史现实基础,立足于伦理与政治的相互涵摄,用人性设定伦理政治,建构起伦理需要政治化、政治应当伦理化的以伦理统摄政治的伦理政治理论。     

民初政党政治与公民意识

政党政治是与公民意识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治理方式。当民初政党政治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之上的时候,隐藏在国人深处的臣民意识顽强地产生了各种“抗原”,如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悠久的权谋政治传统、对公平正义的曲解、私德冲击公德的行为习惯等等,这些“抗原”导致的“排异性”最终摧毁了政党政治的健康和活力。基于此,完成由臣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型,推动民族启蒙运动的进一步提升,才是实现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保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先进文化建设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提出的一个具有特定内容的社会目标,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三大矛盾的全面协调发展,既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内部的和谐,又要求形成各要素之间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同时,文化发展的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尺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身就包含着先进文化建设的内容。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社会之影响

儒道互补奠定了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形态,铸造了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人的国民性,形成了中国人独有的阴阳互动、刚柔相济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儒道都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只是两家的落脚点不同,儒家在中国社会中起到了动力机制作用,道家起到了平衡机制作用,儒道互补表现为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对立与统一.儒道均具有宗教的超越性,但与西方的宗教性不同,主要体现在"安身立命"、"终极关怀"和人格的"内在超越"等方面,其内在的根据是道德精神.中西方不同的宗教性对科学、民主和社会政治的演化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

晚清今文经学的嬗变是与晚清政治环境、社会变迁息息相关的。其嬗变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常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今文经学复兴的开始;经过龚自珍、魏源等的再造,今文经学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通过皮锡瑞、廖平等的努力,今文经学得以继续拓展和兴盛;康有为托古改制,今文经学从异彩走向异端,失去了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本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