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服”别解

屈原《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王逸《章句》云:“奇,异也。或曰:奇服,好服也。”又道:“言己少好奇伟之服,……”历代学者皆承王氏旧说。笔者认为“奇服”乃“长服”,其内涵是指“长”和“高”的服饰。众所周知,屈原喜欢高冠长剑,且至老不衰。《涉江》谓“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离骚》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是其证。下面可从两方面论证:第一、“奇”原有”长”和“高”义。《战国策·秦策》:“辩言伟服”。高诱注:“伟,奇也。”玄应《一切经音义·那先比邱经音义》:“《淮南》曰:“屈奇之服。’许叔重曰:‘奇,长也。”《六韬》:“奇其冠带,伟其衣服。”“奇”“伟”互文,可见“奇”确有“长”和“高”的意思。所以,“奇服”是指“长”和“高”的服饰,亦即下文长铗陆离,切云崔嵬之服。     

屈原《楚辞》“东西南北”说——屈原“感情流”追踪

本文力图运用统计学原理,通过对《楚辞》中出现的“东”“西”“南”“北”四字的考察,分析屈原的感情流投射,去追踪其深层实质。进而通过核心主体(屈原)的遭际,探讨屈原“感情流”的走向及其结构,剖析屈原自沉的深层原因。我们考察屈原的感情投射,发现他对于东西南北四方寄予了不同的情感,尤其对西方、南方感情最炽。对南方则多与现实情感相系联,而对西方则多与神话宗教信仰情感相涉。对东方有欣喜之情,这很可能受原始宗教意识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一：天府之国成都

先秦时代，成都平原古蜀文明高度发展，逐步演进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高地，进一步通过西南夷地区（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向西开辟并发展了与缅甸、印度、中亚和西亚的交通线路和经济贸易关系，一直延伸到欧洲地中海地区，向南开辟并发展了与东南亚大陆的交通线路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并将古蜀文明传播到南中国海。这几条国际交通线和贸易通道，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纵贯欧亚，是古代欧亚大陆途程最长、历史最悠久的国际交通大动脉之一。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贸易线路，是中国与西方交流史上最早的陆路交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最早让西方了解中国，也最早让中国了解西方，丝绸、蜀布、邛竹杖等产品畅销海外，让中国享有“丝绸之国”的美誉。     

“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

“卜居”“渔父”两篇都是起首一句就说“屈原既放”,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旁观者的口吻,叙述屈原和人相问答的作品,使人读了觉得这不象是屈原所作,疑是他人伪托。王逸《章句》“卜居叙”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这里,王逸完全肯定“卜居”是屈原所作了。但是他     

从敦煌文物看中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古代横贯欧亚非大陆的一条陆路通道。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发挥着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桥梁”的重要作用。通过丝绸之路,我国与中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直至欧洲都保持着联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发展,这既增进了友谊,又加强了科技文化的交流...     

先秦时期的“丝绸之路”——《穆天子传》的研究

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股“丝绸之路”热,国内外的学者接连不断地发表有关的文章,有些画报和广播电台也对此大力宣传,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开辟“丝绸之路”的头等功记到了张骞的头上,好象在他“凿空”之前,①中西交通和丝绸贸易就根本不存在一样,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在有五千年古老文化的我国,曾有多少文字记载,描绘了西方的山山水水、物产资源和风土人情,讲述了中西交通的道路和商品交换的种类,这些文字记载雄辩地说明,“丝绸之路”在很古以前就由中西双方的人民群众开辟出来,兴盛起来了。张骞的历史功绩,只能是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的使节,顺着前人已经开辟的道路,为汉朝前往西域开展外交活动而已。将中西交通和丝绸贸易开拓者的荣誉授予张骞,这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屈原困境的原因探析

屈原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屈原理想模式的理性前提——“内圣外王”之道的虚假性缺陷．二是专制政体下“道”与“势”的冲突。前者使其理想模式失去了内在合理性，后者使其理想模式不具备实现的外在可能性。     

宝黛染楚色,林贾影屈庄--论宝、黛形象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

《红楼梦》深受楚文化影响。黛玉形象的构思及其神貌风韵,均采自《山鬼》、《湘君》、《湘夫人》。她身上又依稀可见屈原的影子:自恋情结浓重,孤芳自赏又顾影自怜;不为俗屈、高洁自守。宝玉的女儿崇拜与屈辞中女性中心观有渊源关系,其坚定的叛逆性又与屈原九死不悔的坚韧相似。宝玉身上还有庄子影子,其天然本色论、"情不情"分别是庄子自然论、齐物论的显示。其梦游太虚境受《神女赋》启发。曹雪芹自身遭遇、以悲为美的审美趣味、小说题材及人物命运悲剧性,使他和楚文化尚悲的情感特征产生共鸣,从而把楚文化作为构建《红楼梦》的文化基石之一。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巴文化西播与楚文化西渐

对巴文化起源、发展和兴盛的历程考古学分析,发现巴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由西向东播迁的总体趋势。同时,伴随这一过程的还有楚文化在重庆峡江地区的出现,其西渐的态势反映了巴、楚势力的消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兴衰历程。     

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

荆州是东晋王朝的“国之西门” ,荆州军被时人称为“西军”。桓氏世居荆楚 ,通过施恩泽惠 ,笼络“西人” ,“为荆土所附” ,桓氏家族的盛衰兴亡与其掌握的由西人组成的西军紧密相连① 。本文将缀合史料 ,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 ,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 ,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     

屈赋东西方位意象与文化态度——以楚国和秦国、齐国关系为视角

屈原特殊的身份注定楚国历史的集体记忆成为其作品的基调。屈赋中的诸多意象因为方位的不同,寄寓了屈原的政治思想与不同的感情态度,尤其是东西方位意象群,反映了屈原的不同文化态度以及身处其中的尴尬与艰难选择。在这些意象里寄托了屈原对祖先的怀念以及对旧风俗的否定,对楚国旧势力的批评和对美政理想的向往。     

《神弦歌》的文化阐释

南朝乐府民歌中的《神弦歌》,是江南地区的巫觋祭歌。它的产生,与其故楚地区巫鬼文化的传统有关,其音乐远源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楚声”;《神弦歌》在祭祀地区性的杂鬼小神的过程中,表现出叹惜生命、向往爱情、钟情山水等世俗化的情感和愿望;《神弦歌》十八首,大多短小精练,且形式多样,语言清丽自然,音调婉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汨罗悼祭类韵文中的楚辞体语气助词“兮”

“兮”是《楚辞》用得最普遍最有规则的虚词。从《楚辞》到当下汨罗的悼祭类韵文,“兮”的句法位置由位于上小句末、下小句末、句中三类演变到只能位于下小句末和句中两类,分布越来越不规则,语法意义越来越单一,正处于不断萎缩乃至消亡状态中。汨罗悼祭类韵文的“兮”是地域传统民俗文化的“镜子”．是珍贵的语言化石,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积极意义。     

关于《楚辞·大招》的几个问题

《大招》所招之人应是一位王侯,这位王侯既不是楚怀王,也不是楚襄王,而是西汉的淮南王刘安;所招之魂不是亡灵,而是刘安的生魂;《大招》的作者是汉代人;《大招》是本为楚人而又是淮南王刘安所赏识的宾客伍被为劝诫淮南王刘安所作。因《大招》是为招生魂而作,所以才冠以“大”字。     

文学史视野下的赋、骚关系诠辨——兼说“楚声”与“兮”

历来对赋文体的具体定义或界说,存在难以言说清楚的悼难,至于赋、骚亦各持异说：然历来对于骚、赋分体的理由,大概主要集中于带“兮”字的特殊句式或“楚声”的地域性特征。然而从两者来看,“兮”字并非当下《楚辞》唯一的特殊用法,“兮”也并不具有楚地特色;“楚声”一词真正的涵义,不全在于地域性而言。另外,赋、骚也具有共同的文体特征。     

19世吴王寿梦时期的吴、晋国家关系——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及文化互动论述之二

19世吴王寿梦接位时,吴国为楚国属国。其后,晋国推行＂联吴制楚＂战略,成功瓦解了吴、楚联盟,吴始伐楚。在其时晋、楚争霸的战略态势中,晋国为巩固所获取的战略利益,紧紧地拉住吴国。为此,晋国多次主持盟会,邀请吴国参加,同时让晋国集团内的其他诸国＂会吴＂。吴国在这一时期,对晋国集团组织的盟会等事务,却显得冷淡与消极。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政治因素、军事因素、文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