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中国城市秩序重构的心理拐点

孤独是主体与对象(自然、社会、信仰)相疏离的深度心理体验,个体的孤独源于主体需要与实现的可能性、主体超越意识与超越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孤独的作用是多层面、多向度和辩证的,对城市秩序而言,孤独是建构性与消解性的统一.在现代性的作用下,孤独率先在西方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而在当今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社会的孤独不仅具有城市世界的普遍共性,其传统文化中家宗教、家信仰的抽离则必然使中国的城市孤独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构建心理秩序、城市秩序的具体路径.     

法律信仰：历史、对象及主观条件

人类史上的法律信仰经历了习惯法信仰、宗教法信仰和世俗（国家）法信仰三个历史时期。并非所有的法律都被信仰，唯有具备规律－科学性、人道－正义性、方便—效益性三要素的法律才有可能成为主体信仰的对象；而且由于现代法律既具有被主体普遍信仰的价值基础、真理基础、行为操作基础和道德基础，又在确立法治原则的现代社会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使得法律作为最权威、最首要、最基本、最普遍的信仰对象具有了现实性。当然，主体信仰法律还需要具备从利益感受、价值认同到法律信念之三个主现条件。只有主体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运用权利、遵守义务，才能把内在的法律信念与外在的法律行为完善地结合起来，形成法律信仰。     

SPECIAL ISSUE： SOCIAL CHANGE AND CHINESE WOMEN A Style of Flexibility： Re-cognition of the Female Self --As Exemplified in the Shuanglong Village of the Tujia Ethnic Group in Enshi

本文通过对恩施双龙村的田野研究，认为女性既不是传统所认为的无主体的“他性”存在，也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是多种生存策略所体现的理性主体。女性的自我首先是一种情感主体，这种情感主体具有包容性和排他性双重特征。女性自我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女性情感主体的包容性给乡村社会的整合赋予心理与实践的基础，而女性情感主体的排他性则给突破乡村社会既有规范与习俗创造了空间。女性通过一种“柔性的风格”参与了整个社会的建构。     

信仰及其秩序的构成——中国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和谐"现象及其概念理解,信仰问题的理解与认识,乃是其中的关键。中国信仰及其社会实践方式,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秩序的和谐建构紧密相关。实际上,"和谐"既可以指一种价值目标,也可以是一种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方式;而基于某种信仰关系、道德秩序、政治秩序、权力秩序等层面的和谐建构,则是社会、文化和谐的基本要素。因此,从信仰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来探讨中国文化和谐秩序中诸种信仰关系在和谐秩序构成中的具体地位及其作用,有利于把握中国社会与中国信仰双重变迁的某些规律。     

Introduction:Changes in Social Stratiflcation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本文回顾和梳理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变化历程。作者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社会分层秩序本身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此,在具有不同利益要求的社会阶层之间,通过对话、沟通和理解来实现相互的社会认同,建立有序的社会分层结构,塑造与市场平等竞争相容的社会公正价值观,应成为不同思想派别共同的改革要求。     

On the Politics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ies in China

本文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城市普遍开展的社区建设的性质进行了分析,指出城市社区建设在社会组织方式和社会管理模式转换中的作用,认为城市社区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过程。文章分析了经济因素对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认为社区建设需要经济的支持,但社区服务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并不能有效地支持社区建设的开展,政府和企业应该对之给予更多投入。社区建设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政府力图通过社区建设实现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变,同时又要保持社会的稳定。由于中国的市民社会发育缓慢,因此,社区建设的政治目标的实现面临着挑战。文章认为社区建设的重要目的是形成新的社会团结,而广泛的社区参与是不可忽略的环节。     

SPECIAL ISSUE： SPACE PRODUCTION AND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Loss of Urban Order and the Ethical Construction of Urban Order in Contemporary China

快速城市化的中国处于建构城市意义、城市秩序的关键期。城市是一个空间有机体，是人类文明要素的空间化有机聚集；城市意义是城市有机体的伦理纽带，一个没有意义归属的城市将充满风险、冲突频发。在建构城市物质形态的同时，使城市整合为一个有秩序的意义共同体，是实现城市可持续繁荣的内在要求。重构城市空间，从城市物性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的整合性与互动性出发，建构合理的“空间—伦理生态”，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现实路径；以社区、社会组织等为载体，合理推进以意义为纽带的集体行动，是建构城市秩序的重要伦理选择。     

从臣民到市民：韦伯著作中的城市类型学、城市的动态演变与非正当性支配研究

韦伯“正当性支配”的概念可分为“权威主义命令权”与“正当性信仰”两个要素。在现代政治秩序的视域下，二者的失调威胁到秩序的稳定，造成了“正当性危机”，而应对之道就是重新整合“正当性信仰”，同时避免过度整合带来的对“日常需求”的破坏。本文从韦伯“非正当性支配”入手，通过对中世纪西方城市的类型学比较以及对城市市民的身份特征、生活—工作风格、政治诉求、参与法律过程的分析，发现“非正当性支配”提供了一条西方文明特有的自下而上能够保全“日常需求”的路径，从而给“正当性信仰”的整合以及“正当性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当代中国信仰的结构性表征与建设之维

信仰是对个体生存境遇与社会发展前途及其关系的自我超越活动与终极关切状态,是一种对不确定之于确定、无限之于有限的整体性把握和确证。就当代中国而言,信仰呈现出文化的主体性体验与现实性超越的统一,内容的涉身性追求与多元性希冀的统一,以及实践的工具性动机与开放性姿态的统一等特征。为此,在信仰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传统信仰的延续、西方信仰资源的汲取以及信仰过程与目标的关系等问题。     

日本服装禁忌与中国民间信仰

日本服装禁忌与中国民间信仰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马兴国禁忌在民俗学中又称为“塔布”（ｔａｂｕ），就其实质，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上的民俗信仰，具有心理信仰、习惯势力、群体趋同力所凝汇成的巨大驱策力量。由于中日两国人民处于一衣带水的地理位置，拥有２千余年频繁交...     

嬗变与超越:城市化进程中的村民自治

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 ,村民自治面临着嬗变与超越的契机。城市化促进传统的封闭式村庄向现代的开放式村庄转型 ,作为村治主体的农民其现代性亦随之在不断增强 ,基于此村庄法理秩序的建构具备了更多基础性条件 ;伴随城市化进程 ,“村居”转制渐成一种趋势 ,对此应作好各方面协调工作 ;此外 ,城市化还是城乡基层民主互动的一种重要社会机制。乡村社会是中国社会的基础 ,民主化的乡村社会对于中国现代民主政治发展是一种重要的推进力量。     

孤独个体的共同生活:自然社会的“自然”与“社会”

李猛的《自然社会》是近年来汉语学界研究现代“政治”秩序的一部界碑式著作。此处所谓“政治”,既指向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更包括人性、道德、社会和法权等多种秩序。本文认为,《自然社会》的核心是对“个体”与“社会”之关系这一经典命题的深化,亦即孤独的现代个体所构成的共同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包括家庭、社会、道德和国家在内的多种共同生活形态的实质及其内在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试图讨论以下几点：一是鲁滨逊式的孤独包含着一种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可能;二是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和霍布斯那里孤独个体的微妙差别对于理解现代人的心灵秩序不可或缺;三是霍布斯式的个体形象指向一种新的现代人拓展自身人性的可能;四是自然法秩序所塑造的人性为现代国家的确立提供了道德动力。因而,本文认为,现代精神的发展尚未穷尽自身,只有更充分地理解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开放性,我们才能更有信心地把握自身的处境和命运。     

未完成的“自然社会”:现代社会的人性基础与规范构成

对于《自然社会》关注的现代社会的规范性秩序问题,自然状态、自然法与建国契约是三个主要环节。对该书的批评也集中在这三个方面：自然状态与人性论,自然状态的道德性质,以及政治社会与规范秩序的奠基关系。自然状态学说通过自爱与社会性建立的自然社会性是理解现代社会道德关系的出发点。在考虑现代社会丰富和充实这一道德关系的努力之前,应当先理解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孤独的陌生人的。从这一自爱的社会性出发,《自然社会》将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理解为道德空间乃至法权状态,但并不同意这一空间是具有内在道德尺度或客观道德科学基础的规范性秩序。作为现代国家规范性基础的道德尺度是与政治社会同步奠立的。     

法律与皇权：早期拜占庭与隋唐帝国治理之比较

早期拜占庭与隋唐中国，均是由皇帝掌管国家最高权力的统一帝国，促进社会发展、维持统治秩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目标。遵循稳定规则的法治与强制使用权力的人治是国家治理的两种不同路径，在两国的国家治理中占据不同比重，适应于两国法律与权力相互渗透的社会秩序。早期拜占庭帝国在治理实践中更多选择法治路径，注重平衡社会变化的自主性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社会因素对国家治理模式具有更大影响；隋唐帝国更多选择人治路径，皇权对社会产生了更大影响。通过对两国治理模式的比较可以看到，法治能够产生更大的治理效能，而人类对秩序的心理需求以及罗马法在中世纪西欧的复兴，也揭示了人类社会走向法治的必然性。     

风险意识：精神实质与中国语境

风险社会是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际遇,我们生活在“风险社会”中。风险意识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当代人最需要具备的意识观念。风险意识的精神实质是批判与超越意识。既是建构现代秩序的动力,也是规避因现代性内在冲突而带来的危险的自我批判的精神形式。对现代性处于生成之中的我国而言,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更需要树立风险意识,并在对工业化的现代化的批判和超越之中建设现代化。我们需要引入现代性的精神和制度,又需要批判与超越现代性;要清楚地看到风险的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又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避免风险的威胁。     

警察与近代北京城市治安管理——以1901～1937年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北京[1]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变动,原有的治安管理体系几近瘫痪,城市秩序混乱。为稳定城市秩序,警察出现在市民生活中,具有现代社会治安管理职能的警察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北京治安在政府、警察与民众的互动作用下,出现了一些好转,但其中的问题依然不可忽视。     

存在的悖论：摆脱束缚与逃避自由

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是具有较高价值的人学概念。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自由的含义发生了一定的变迁，自由演变为孤独、恐惧，成为现代人不得不逃避的精神负担。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剖析了这种现象。逃避自由表面上是逃避孤独和无能为力，实则是逃避成为自己。此外，逃避自由也是一种由意识形态生产出来的社会现象。弗罗姆提出通过自发性的劳动和爱来实现积极自由，使个体成为自己。这一方案充满了乌托邦色彩。     

传统中国乡村民众时间生活的主体分层及其结构关系——以近代江南为中心的研究

人是社会时间的根本载体与直接主体。人有规模之分,如个体、群体等,与之相适应社会时间也就有个体时间、群体时间等分类。就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而言,由于农业生产的个体小家庭性特点,决定了民众时间生活以个体时间为主、群体时间为辅的态势,进而通过农事节律的“时间核”作用从而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大体模式一致、充满循环性的文化时间节律。个体、群体与文化时间三者间,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层与嵌入性结构性关系,即群体时间嵌入个体时间、个体时间节律性决定了总体文化时间节律。这一态势与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具有极大不同。     

精神回归：关于“中国梦”之文化支撑的哲学思考——弗洛姆“精神异化”思想的启示

中国梦是建立在文化自觉基础之上的,是既有超越性又有现实性的当代中国人的奋斗目标。中国步入现代的征程中,已经痛感到精神失落而带来的负价值。因此,在＂中国梦＂的现实构建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问题乃是＂如何让失落的精神回归＂。著名社会精神分析哲学家弗洛姆的社会病理学诊断也许可以给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给予重要启示：关注人的精神性生存,抛却重占有的生存方式,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弘扬人性化文化,冷静对待消费文化,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支撑;培育个体健康心理,防化社会病态人格,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主题;关注社会信仰体系,发挥信仰的积极作用,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归宿。     

社会的润滑剂:湘南地区民间观音信仰社会功能的考察

高亭乡位于湘南地区南端,该乡观音信仰具有四个特点:即以崇拜观音为主和以祈福消灾为目的;传统性与普遍性;淳朴性与独立性以及松散性的特点。展示出观音信仰在该乡独特的社会功能——对主流社会的非功能性、实现人际交往功能以及提供心理慰藉功能。观音信仰如同当地社会这个大机器上的润滑油,使社会运转得更顺畅,让社会更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