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IAL ISSUE： SOCIAL CHANGE AND CHINESE WOMEN：Mainstream Discours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Employment＊

1949年后在妇女就业知识上存在着三种主流话语。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妇女就业知识以“革命话语”来叙述,实现了对妇女参加公共领域劳动的动员;二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妇女就业知识是以“素质话语”被叙述的,其在力图将妇女推回家庭领域的过程中压低了女性劳动力的价格;三是市场化时代,妇女就业知识以“男性强势话语”被表述,显示了市场经济与父权制的有机结合。与此同时,有关妇女就业知识的女性主体性也在形成,它显示出女性自主意识及其对人权话语的使用。     

后城市化再造与新岭南文化建设

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目前谋求新城新区增长、追求城市生态化优先发展和引导公众参与城市建设,表现出一种后城市化再造趋势。这一趋势同时也展示了文化发展的导向意义,从而对新岭南文化转型提出了要求,包括变传统岭南文化为软实力、激发创新创意活力和发展都市公共文化。要着眼于后城市化再造和新岭南文化建设的共同推进,应该树立都会区大空间理念、开展城市泛景观设计、打造创新创意精英汇聚之都,以提高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和影响力。     

以创新求发展：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转型的使命与出路

全球化带来了文化转型的新时期,表现为两个特征:一是文化的发展产生裂变,由纵向的传统承传走向横向的文化开拓,主流文化遭到质疑,异己文化得到认同,文化走向解构、沟通、重构;二是在一定的时期内,文化的发展由一元独霸或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存;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未来文化转型与发展的战略选择及其出路只能是:以创新求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文化的创新首先必须确立科学的指导原则和民族文化的主体精神;其二,创造新传统,是民族文化面临的现实选择;其三,文化创新的根本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我”观;其四,文化创新的目标是建设以“先进文化”为努力方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明型国家文化精神传统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基于马修·阿诺德的“文化至上”理论

在国家形态构成的过程之中,文化精神传统始终是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因素而存在的。马修·阿诺德的文化理论阐释了文化精神传统在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因其独特的地域与文化特征,在国家形态的建构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文化精神传统,即“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观念。“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作为我国文化精神传统的核心,其哲学内核与文化内涵都有着极为深厚的思想意蕴。这一文化精神传统对树立我国在当代发展中的道路自信与文化自信,破除西方话语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单向度阐释,为中国话语体系的建立与崛起也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     

SPECIAL ISSUE： ONLINE LITERATURE IN CHINA：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Chinese Literature＇s Transformation and Digital Existence in the New Century

数字化传媒的革故鼎新已成为推动中国文学世纪转型的强大引擎。网络文学的市场化崛起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原有平衡,让当今文学的整体格局遭遇数字技术的创生性重整。第四媒体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导致文学大范围转向“数字化生存”,从存在方式和表意体制上改写了文学惯例。这需要我们厘清数字化媒体在文学转型中“消解”与“建构”的双重功能,以便从不同的学理维度上为文论拓新建构数字化生存时代的文学观念,使数字媒介对传统的挑战变成未来文学别创新声的契机,让新媒介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强劲动力和有效资源。     

新时代重构古代中国的风险治理话语

随着中国进入风险治理的新时代,人们开始了对风险概念的中国历史—文化溯源。这与其说是一种文化史考察,毋宁说是新时代对中国面向未来的风险问题及其解决的史学回应。通过现实与历史、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比较,可以看到古代中国在国家层面,以“敬天保民”的话语早于西方实现了风险概念从宗教到社会的民本转型;在风险可能性与负面后果结合上,区分了低小风险与重大风险;在程序上,强调要积极地把外部风险纳入国家事务处置,初步确立了防救戒的风险治理链制度;沿着垂直治理路线,主要强化君主及其官员的责任担当。这绝不是说古代中国对风险治理的认识是完美的,而是强调通过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古代中国风险治理话语的创造性转换,坚定以传统文化涵养总体国家安全意识的文化自信,增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历史自觉。     

西方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评述

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由英国学者埃里克·斯温格杜首次提出后,历经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重要分支和剖析城市问题、推动城市社会—生态转型的重要理论之一。城市政治生态学第二代理论家超越了第一代“都市马克思主义者”的城市主义方法论,在社会—自然、城市—乡村的辩证视角下将城市视为社会—自然杂合体,并通过城市新陈代谢、城市足迹、自然资本化等概念阐释城市化的生态基础及其对自然的建构作用,打破了传统城市分析的方法论领土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倾向。城市政治生态学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空间论两种阐释路径下,与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正义、酷儿生态学、文化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结合,呈现出后现代转向的发展趋势。作为一种“红绿”生态文化理论,城市政治生态学有着不同于“浅绿”和“深绿”理论的绿色变革潜能。中国语境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经历“引进”和“本土化”两个阶段,为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研究贡献东方城市生态文明和社会—生态转型的独特案例和理论话语。     

早期儒家文化的性别制度研究

在早期儒家文化的性别制度中公共空间为男性贵族所垄断,其形成过程与其军人身份有关。为了证明这种性别制度的合法性,男性贵族借助于非理性的原始思维发展了一套将女性排除于公共空间之外的话语体系。但由于儒家传统家国一体的文化模式使得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分界模糊,导致男性中心的性别机制在现实政治中遇到了巨大的文化阻滞力。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历程

人类历史由分散的和彼此隔绝的区域史、国别史转变为统一的和相互联系的世界历史，是３０００多年来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到１５、１６世纪以后，工业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征服开创了人类历史的近代化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西向东、由北向南逐渐扩散的历时性的泛西方化过程。与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一样，中国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显著的模仿特点和时序倒置特点。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泛西方化浪潮的衰落，非西方世界与西方世界将共同面对一个共时性的现代化发展前景，中国也将从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精神原点以支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大厦。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论述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考察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泛西方化浪潮，并论述中国文化在泛西方化浪潮冲击下所经历的近代化转型过程和现代化发展前景。     

从“一个人的战争”中突围——论林白小说的叙事转型

以《一个人的战争》为代表的林白早期作品,在叙事上自我意识强烈,“作者”姿态张扬,将某种自传性质的笔触伸向女性内部世界,用女性话语彻底覆盖男性话语。然而这又将陷入女性极端自恋的境地,使女性退回封闭的自我空间,在女性乌托邦的理想王国里进行着“一个人的战争”。十年后的《妇女闲聊录》,以一个乡村妇女传达出的民间世界观造就了林白在叙事上的转型,林白淡化了女性性别屏蔽意识,避免了叙事上的格式化,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走向“民众意识”,终于从“一个人的战争”中突围了。     

学科话语与人文精神——对"潜在写作"、"民间"等话语的一种理解

作为一种新的学科话语,"潜在写作"、"民间"等观念的提出,与世纪之交知识分子话语立场的转移或转型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它是文学史学界对此前关于"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的批判与否定意识的一种反拨,表现出鲜明的人文立场。但是,对"潜在写作"和"民间文本"的过度阐释,会造成文学史写作视阈中整体的失衡,出现由过度阐释所导致的虚构性、为文化研究策略所掩饰的对抗性话语特质及由高昂的主体精神与理论热情所带来的话语的空蹈姿态。     

当代中国文化形态的性质及其转型——兼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使命

本文认为,当前的文化讨论不应回避对当代中国文化形态性质的剖析。人类文化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反映社会基本利益关系的“六形态”,一是反映社会基本活动方式的“三形态”,即“传统”自然经济文化、“现代”商品经济文化和“后现代”自由经济文化。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列”地同处“现代”文化这一历史阶段中。建国后的中国当代文化,从基本利益关系上看是社会主义文化,从基本活动方式上看是一种变态的“传统”型文化。当前中国文化的全面转型,就是实现从“传统”型文化向“现代”型文化的根本质变。这必然导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某种趋同和世界化。当代中国社会学在这一过程中肩负重大的历史使命。     

The Sociology of Practice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al Process of Market Transition

“市场转型理论”有四个特点:第一,所关心的主要是正式组织和制度等结构性特征。第二,对于结构性特征的关注,主要是通过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的。第三,基本的理论视角是自上而下的。第四,布达佩斯学派所研究的市场转型国家,主要是东欧,特别是中欧的匈牙利。在这些社会中,市场转型伴随着政体的断裂。本文以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经验性研究为基础,提出一种“对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强调面对市场转型的具体实践过程,通过对市场转型中的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的关注,来实现对市场转型的新的理解。这种路径在方法上更加重视深度的个案研究,并通过将“日常生活”看作是“上”“下”两种力量互动的舞台,来综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互相对立的视角。     

本期视点：《明史》“明实录”两大明史基本史籍整理工程

主持人话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关于中国古代历史最为重要的基本史料，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下，由全国高校、社会科学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传播和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此本还存在一些缺憾。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这些缺憾的解决。2005年11月，温家宝同志、陈至立同志分别对修订工作作出重要批示，2006年4月修订工程正式启动，全国十余所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单位选派200余位学者参加其事。此修订工程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重点规划。     

实证、诠释与话语：以现代化研究为例

实证主义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学（或现象学）的“现代化”分析模式则将“现代化”过程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现代化”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现代化”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在对“现代化”过程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现代化”过程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学（或现象学）分析模式的支持者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现代化”过程的那些个体行动及其行动者在从事这些行动时赋予其行动之上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我们现在称为“现代化”的那种社会变迁过程建构为“现代化”过程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话语构成规则）。     

刍议80后女研究生性别话语冲突及重塑

近年来,80后女研究生的择偶问题逐渐进入社会和学界的视野。本文从性别话语的角度指出,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冲突是80后女研究生出现择偶困境重要成因。从后结构主义的观点来看,80后女研究生应该根据自身的择偶境遇重塑性别意识,在对传统性别话语与现代性别话语的颠覆与承继中寻求更为积极的主体性建构策略。     

市场转型中的社会流动与内在机制:1978-2011——来自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浙江省居民社会流动问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分析了市场转型中社会流动的总体状态与特征,并通过一系列数据模型的推导与分析,揭示了社会成员地位获致和精英阶层继承与选拔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的主要结论为:社会总体流动率随着改革的深入而不断上升,社会系统的开放度在日趋提高;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工业化发展的推进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受教育程度等后致性因素对个人社会地位获致的影响日益显著,而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和制度分割性因素则日渐式微;在整个市场转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精英阶层遵循内部“精英再生产”的逻辑,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可通过代际间的相互转化实现阶层再生产.     

市场经济广域性与体制改革新突破

中国市场化改革就是在不断交锋的理论争议过程中实现渐进制度转型的历史演进过程,目前改革又陷入新一轮“市场化争议”风波和矛盾激化困境。但是,市场是一种无限开放、不断拓展的系统,市场经济是一种广域覆盖的联动体系,对中国来说任何真正的改革都必须是以市场为取向的,要取得改革最终成功,必须实施全域协同推进战略。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市场化改革进程在国民经济各领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目前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问题多多、矛盾重重、民怨纷纷的领域恰恰是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性垄断行为泛滥的领域。因此,未来中国改革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大方向,同时注意采取“反落差”推进策略,在滞后的教育、医疗、文化、科技等非物质生产领域寻求新的重大突破,以便为最终完成改革大业奠定构架基础。     

“鬼行贱业”的救赎与转型：新旧之交下的梅兰芳游美记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传统艺术走上了与西方艺术不同的现代性建构道路。通过对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筹备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京剧现代转型的机制、特点与得失。从以齐如山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对梅兰芳与京剧的改造中可见,近代中国传统艺术探索出了一条以新知识分子为参与主体,以“中西结合、古今共用”的艺术理论为革新理念,以推动艺术成为跨越阶级和国家的大众时尚为革新目的,以“救亡图存、发扬国光”为最高理想的转型道路,由此在“为艺术而艺术”与“为社会而艺术”之间找到了现实平衡,成为了兼具国际性与民族性的大众时尚。因此,梳理和分析近代京剧的改革史可以为当下探寻“文化自觉”的方向提供指引。     

社会学的本土化：问题与出路

在全球体系的视野中，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乃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社会学的本土化运动，乃是一种学术民族主义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外部效度问题成为“依附国”的学术群体所攻击的靶子。通过寻找和创立更具有效度的、更能解释本国实际的理论，学术“依附国”获得了独立于学术“发达国”的话语权利。这种类型的“本土化”，是合乎情理的。 　　从学术“依附国”内部的视野来看，社会学本土化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本土学者与海派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学术资本和话语权利竞争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