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

摘要：本文通过杨庆堃教授对中国宗教极其卓越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来审视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氏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是一部堪称现代经典的华丽巨著,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是社会学学者研究中国宗教的重要参考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相对于西方宗教的制度性,杨氏提出发散性宗教的概念,指出散开宗教的信仰和仪式有机会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时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模式整体的一部分,在散开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样的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杨氏是第一个从宽阔的社会学角度来证明中国宗教存在形式、合理性以及历史传统的华裔学者,对于其后学者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基础。     

“宗教礼物论”的可能性：礼物与宗教的内在联系

本文认为，“宗教礼物论”是一个具有潜力的理论视角，它以莫斯等人的礼物理论为基础，探讨宗教现象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本文在述评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讨礼物与宗教的内在关系，进而分析礼物理论与宗教社会学的亲和性。文章认为：首先，礼物与宗教是双向关联的，两者相辅相成，不仅宗教现象中蕴含着礼物逻辑，而且宗教为礼物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神圣性的基础；其次，礼物和宗教都与社会团结的法则直接关联，这一点体现在两者共通的自愿式义务性上，两者既融合了情感性联系和工具性联系，也融合了相互性伦理和等级性伦理；最后，“宗教礼物论”的优势最可能体现在对宗教之“非自主选择性”的分析上，而它的潜在挑战则主要在应对社会变迁与价值倾向上。     

社会主义和社会学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走了个“之”字形,取消研究近三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这也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实践日益证明了:社会主义需要社会学,社会学需要社会主义。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复杂纷纭的,社会结构、社会团体、人际关系、家庭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犯罪问题等等,及其     

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

由于西方社会排他性强的聚会性宗教占主导地位,而中国排他性弱的混合宗教更为兴盛,故中国的社会调查运用宗派本位的西方宗教测量工具会遇到遗漏或错分信仰群体等问题。对此,本文从信仰归属、宗教实践、宗教组织成员资格三个维度及这三个维度之间的逻辑关系上提出中西宗教之差别对问卷调查的影响。通过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尝试神灵本位的信仰测量方案,以及将其分别与该调查前后两轮追踪调查的问卷设计和数据相比较,本文检验及展现了既有测量工具在采集中国人宗教信仰数据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宗教信仰社会测量的建议。     

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与使命——对社会学学科地位的再思考

本文认为,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就是它逐渐“中国化”的历史,把社会学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非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并不能完全概括东西方社会学之间的差别和冲突。文章分析了对社会学“中国化”的性质和目标的不同理解,认为正确全面地理解社会学的学科化问题,仍然是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目标的关键。在作者看来,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途径是“化入”与“化出”,即尊重社会学学科发展历史和规律,先进入资产阶级社会学的内部,批判地继承西方社会学,然后化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为了社会的平衡与稳定发展而寻找有效的社会控制,始终是社会学最关心的课题,舍此而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是一种非学科化倾向。     

企业组织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视野

在十年来企业改革的探索中,社会学对企业组织结构问题缺少关注,未能在战略决策的理论参与上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因之延误了学科自身的发展。应当说,企业作为现代产业社会中的基本社会组织,决定了自身的变革与发展离不开社会学的介入,同时,以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综合体制改革,又为社会学学科发展介入理论与实际间的“中层研究”带来了契机。基于这一价值认识,特就企业组织结构的社会学研究提出以下浅见。一、研究的意义运用社会学的观点、方法研究企业组织结构,具有实际应用与学科建设两个层面的意义。首先,与商品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充满生机和     

笔谈：新一轮改革与社会建设

编者按：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过去三十年我国社会变迁的经验和教训,展望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蓝图和方向,是身处当今这个时代中的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和社会责任。有鉴于此,《社会》杂志会同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 研究院”,约请一批中年学者,组织了这一期“新一轮改革与社会建设”笔谈。笔谈的作者们在社会学学科视野下,分别从各自所擅长的中国社会变迁的总体特征、利益关系、转型社会学、社会分层、单位制、产权保护、意识形态、社会政策、民生改善、社会网络资本等角度出发,对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就我国未来社会建设的方向和对策开展了深入探讨。如何解读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如何发现和研究中国改革过程中的“中国经验”,无疑是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也是形成具有解释力的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历史机遇。我们需要研究,在三十年的中国改革中,哪些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哪些领域的变化相对缓慢,哪些领域或许还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却可能正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人们也许可以从2000年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中发现,中国的社会结构如同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一样,不是单一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结构形态所能概括的。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几乎跨越了从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全部过程,并且是在同一时空条件下,多种社会发展阶段并存。中国社会结构也就表现得更为复杂,它也许是传统家国结构、再分配经济权力结构以及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多种面向的集合。我们期望这组研究成果能有助于促进我国社会学更加深入理解改革开放的实践,发现真问题,寻求新视角,创造新理论,进一步推动自身的本土化进程。     

“悬置”的基督教：关于基督教在当代社会结构中位置问题的探讨——以浙南Y县X镇基督教教会为个案

近些年来，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如果说此前所谓的“宗教热”这一描述性术语还值得商榷的话，那么，视中国当前宗教为一股社会“潜流”应不为过。其中，基督教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信徒人数的快速增长上，而且还表现在基督教作为一个社群团体自身组织性格的呈现及社会影响力的扩大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或基督教已经“不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     

国际会议预告

“挑战正统:社会学的公共功能?” 2005年9月8 ~9日,英国利物浦大学社会 学、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系将在利物浦举办 论题为“挑战正统:社会学的公共功能?”的学术会 议,与会者将包括社会学家、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以 及社区组织。 今年是利物浦大学社会学、社     

鲁曼的宗教社会学

N.鲁曼关于宗教社会学的著述始于1972年。最初,他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宗教的社会功能以及社会学中的组织概念是否也适用于教会。把二者结合起来便是一个问题,即在何种程度上和从何种意义上可以说宗教性行为和体验是有组织的以及可以把宗教理解为教会组织形式。70年代中期以后,他的研究重点转向宗教的世俗化问题。在《宗教的功能》(1977)一书中,鲁曼详细地说明了,     

现代宗教是理性选择的吗:质疑宗教的理性选择研究范式

本文在关注宗教社会学理论如何给现代社会的宗教现象以合理的解释的同时,对运用理性选择理论解释现代宗教的取向提出商榷。尽管理性选择理论非常强势,号称有相当普遍的解释力,但本文还是试图对以理性选择理论来解释现代社会宗教的有效性提出质疑,认为 “宗教经济”范式中的宗教市场的“供方”与“求方”是理解宗教的错误逻辑,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重要概念中有相互混淆和偷换之嫌。本文最后指出,目前仅以宗教市场理论研究中国宗教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必须谨慎地使用。     

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

涂尔干的宗教研究是他的社会学方法在宗教学领域的运用。他通过分析澳大利亚土著的图腾制度对宗教的起源做了社会学的解释 ,认为宗教是集体表象的反映 ,图腾的本原是外在于氏族成员的宗教力。他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他的社会学准则和基本方法。他的宗教研究是他的社会学理论的组成部分。虽然他受到了宗教学内部的许多批评 ,但是对于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动力与趋势：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在教会大学的发轫与发展

教会大学不仅是早期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萌芽的基地,也是其蓬勃发展的载体。基督教伦理和教会组织资源、西方基督教会“以学辅教”的生存策略和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共同推动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在教会大学的生发。但随着教会大学生存宏观环境和内部微观结构的变化,在回应中国社会问题的需要下,社会工作教育呈现出本土化、去宗教化的发展趋势,并被纳入应用社会学的范畴。     

宗教社会学和社会实践

在五十年代末期,已经基本上从理论上抛弃了把宗教现象视为“东方罪孽”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立场。上述残留的宗教观点在社会学著作中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其原因在于马克思真正的遗产——青年时代的著作得到了确认;恩格斯和列宁在宗教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贡献以及异化和实践的概念得到了确认。对此,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宗教社会学作出过巨大的努力。     

宗教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宗教构成了宗教社会学,也就是说,根据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来考察宗教的起源与发展,解释各种宗教现象。宗教社会学的研究重点是探讨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即研究宗教是如何影响人的情感、人际关系、人的心理与行为,如何影响人格的形成,如何影     

当代宗教社会学的发展

宗教社会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虽然它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至今只有一百年左右的历史,然而,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从人类有宗教起就存在。当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形象地说明埃塞俄比亚人和色雷斯人的神的区别之时,他实际上已经涉足到了宗教社会学的领域。当然,那时候以及后来的近两千年中,要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宗教社会学是其自身所关注的对象,即宗教思想与宗教组织逐渐世俗化的产物。     

“社会发展比较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中国全面进入社会转型期并启动了快速融入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同一时期,处于后“冷战”阶段的欧洲也同样面临全球化等社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为促进中欧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工作研究领域的学术交流和经验借鉴,2011年9月25日,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欧洲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共同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社会发展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     

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与测量：一个综合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采用“网络闭合”和“结构洞”两种社会资本的理论视角,提出“信任”和“网络位置”是企业社会资本的最主要特征的观点,并从组织和群体两个层面及企业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对企业的社会资本测量进行了分析。在本文所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测量的分析框架中,在组织层面上,将企业看作是网络中的节点,关注企业的正式关系以及网络结构特征;在群体层面上,将企业社会资本看作是企业“班底”的内部信任程度以及在他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位置。     

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特殊性和“通则”：关于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

2006 年8 月在沈阳召开的教育部社会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暨系主任联度会议上,笔者参加了关于社会学教学与社会学研究中国化问题的专题研讨,深受启发。会后把当时自己的发言作一整理,尽管很不成熟,但还是想在这里与大家进一步交流,以期得到指正。笔者以为,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在总体上涉及到社会学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在具体分析时又会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从社会学重建以来,已有多次社会学研究的中国化问题的讨论,随着社会学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入,现在这种讨论已不仅仅限于一种西方的学术如何适应中国社会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这种西方的学术在中国现实需要的压迫下,如何对中国社会进程进行积极的社会学干预。     

疯狂的转型：纳粹在德国兴起的社会学思考

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经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场金融风暴不仅对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正在对发展中的中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转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场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及其机遇予以回应。为此,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和本刊编辑部联合邀请上海部分青年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开始不久,我们很难预测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相信,全球金融风暴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风险和挑战,而且也是机遇。它会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熟,它会孕育一个建立在自己文化土壤上,同时又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它会培育和发展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