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义务教育经费体制改革：变化与效果(英文)

在1980和1990年代,中国是世界教育领域分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流研究当时都强调低重心、多渠道的教育经费体制的内在合理性,强调分权化是难以逆转的趋势。可是从2001年开始,中国调整了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我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这一改革不再是分权化改革的延续和完善,而是重新确立政府责任的一种尝试。它既导致了教育投入的快速增长,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公平,尤其是在小学教育阶段。这为世界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主流研究的一系列命题和假设提供了反思的机会。     

中国改革中的渐进主义和国家集权的作用

中国改革中的渐进主义和国家集权的作用〔澳〕Ｌ．Ｈ．利乌在强调分权化和加强市场作用观点为主流的理论讨论中，一些政治学家赞同在经济改革中加强政府的集权功能和实行渐进主义政策。中国与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改革的成就是显而易见的。本文就此强调了有力的中央政...     

分权改革与国家治理:中国经验分析

中国被认为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集权体制限制了社会的活力,影响了财富的生产,制约了整个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权化成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改革、20世纪90年代的精简机构、2000年以后的转变政府职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虽然政府改革的主题不断变化,但改革的总体方向保持了持续性——分权化。但是,这种分权化改革也产生了国家权力"碎片化"的倾向,没有实现集权与分权的均衡。为此,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种分权化进一步表述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国的经验显示,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要解决好国家发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门本位、地方保护、寡头分割等问题;分权化的目标不是重新切分"权力蛋糕",而是实现治理变革;分权化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是让企业、社会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权化改革必须与促进统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变革同步进行。     

财政分权:理论与国外实践

财政分权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主要模式。随着财政分权理论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实践也在不断深入,并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本文对财政分权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评述,并在此基础上介绍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国家——美国、俄罗斯、日本的财政分权的实践,分析比较了这三个国家的财政分权模式,并对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提出了建议。     

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案例(英文)

主流的财政分权理论一般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两种机制可以提高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福利水平,本文将这一理论应用于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改革与中国小学义务教育的案例,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增加小学义务教育的有效供给。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结果的内在机制是,西方通行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两种机制在中国并不成立,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这导致各地区激烈的财政竞争并相应挤占了义务教育等外部性较强的准公共产品性质的财政支出。本文还发现财政分权对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它推动了富裕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抑制了后者。     

中印经济改革进程中人口问题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第一、二位的人口大国,中印两国都在进行经济改革以期实现经济的现化化。本文拟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和比较中印经济改革进程中的人口因素之作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问题,同时还扼要比较两国的有关对策与措施。笔者希望通过这一研究为解决经济改革中的人口问题提供理论参考。     

勒赛克尔对德勒兹语言哲学的解读——基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视角

让-雅克·勒赛克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尝试建构一种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这一探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语言观的基础上,勒赛克尔也对德勒兹语言哲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德勒兹独特的解域化语言哲学思想虽然是一种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其坚持集体主义、唯物主义立场,强调政治语用学的语言哲学思想预示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语言哲学的可能性,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的构建增添了理论活力,提供了借鉴作用。     

促进还是抑制：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教育发展影响的元分析

鉴于中国的财政分权对教育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结论不一致的现状,我们对国内CSSCI期刊的36篇实证研究文献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16项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教育发展产生正向效应,有24项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式财政分权对教育发展产生负向效应;模型数量、研究数据的终止年份、教育发展指标、财政分权指标等研究特征影响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教育发展两者关系实证研究结果。     

传播与异变:佛教精神与中印文化互动关系考探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回流和波折,也出现过很多文化嬗传和突变,这些都是不以人们本身的意志为转移的。在文化发展的长河中,许多支流伴主流而行,有时支流汇入了主流,有时又为主流挤走;有时支流和主流混为一体,甚至取代了主流。这些都是发人深思的文化命题。本文所要讨论的正是印度的佛教文化这一支流是如何介入中国文化,渗透、混合于中国文化的生命体系业出神入化地与之血肉相融,成为中国本体文化的。这当然是一个文化学和人类学(Culturology and Anthropology)的研究题目。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已经有无数学者写过汗牛充栋的文章。本文则试图采取一个全新的角度,从文化的传播(diffusion)、接受(Receiver)、涵化(Acculturation)、同化(assimila-     

新中国70年对世界的贡献

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总结了新中国70年来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为世界提供一种有效的国家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这是最具不可替代性的贡献,其重大意义会越来越明显;二是为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付出不懈的努力,这是中国最具主观意愿又贯穿70年始终的贡献内容;三是为全球治理和治理体系改革贡献大国责任,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对世界作贡献的新亮点;四是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创新道路,这一贡献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关系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五是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这一贡献既有不自觉的成分,也有自觉的成分。     

现代化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推进

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何保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在现代化视野下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探讨,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推进。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实践的逻辑旨归;现代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视野。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根本动力,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保障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系统性。     

中国经济能持续实现7%的年增长率

一、发生经济困难的原因过去10年间,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分权化迈进了一步,进而向市场经济方向过渡。这虽然产生了巨大的成果,但也带来了若干弊端。对中国经济来说,最困难的是1988年。尽管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11.2%,工矿业生产增长20.7%,增长幅度很大,     

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共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来推动的,执政党通过党政资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自身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渐次形成了一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观,即从平民的立场审视公共政策,强烈批判主流的政治话语,反对国家本位主义与精英主义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了与主流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独立话语权,蚕食并解构着传统的政治共识。     

法律职业定位与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职业定位与职业伦理教育是两个相关联的问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要强调职业人与大众的分野,法学教育上也在强调职业伦理与大众伦理的分殊化。然而,新近的形势表明,更为全面的职业定位,需要综合职业化、大众化以及商业化三个维度。法学职业伦理教育方面,则需要侧重于道德推理能力的培养而非知识点的识记,引导法科生学会在价值冲突之中寻求正义。     

中共八大前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两条思路探析

中国是一个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发展中大国,中央与地方如何分权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切实的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中央开始向地方分权,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渐进式分权和激进式分权两种方式,各自取得了不同的成果,这为今天处理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提供了历史的经验教训。     

历史的理论研究路径和理论模型——对《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一文的几点评论

本文强调，在研究集权和分权这一反复出现且类型多样的历史现象时，建构适度抽象、概念和逻辑明晰的理论模型以助分析是有效的。本文指出，将“风险论”和“效率论”对立起来有欠妥当，“风险论”就是一种效率指向的理论，重要的是区分何种治理、何种效率、谁之效率。沿着这一思路，本文建构了分析统治者风险治理效率和日常行政效率关系的模型，指出当一种制度赋予统治者以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特性时，其日常行政治理效率的最大边界在哪里；建构了统治风险治理效率下的集权和分权选择模型，并考察过度集权与过度分权的概念；讨论了效率区分在理解中国历史中非均衡割据现象方面的意义。本文通过理论模型的建构，考察了统治者收放权边界内外运作的差异。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体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从市场检验到政府职能转变——北京市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改革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下,以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一些国家普遍实行了"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这一改革浪潮席卷世界,并逐步发展成为大多数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的一种主流模式。实践证明,与传统的政府"自给自足"和"垄断供应"模式相比,以市场检验为标志的公共服务改革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改善了公共部门运行绩效,并为充分运用市场力量推动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     

对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管理模式的看法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格管理模式,是当前价格改革中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确立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价格管理模式,对指导我国的价格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对价格管理模式的理解目前,国内对价格管理模式包含的内容理解不一样。通常人们把苏联的经济营理体制表述为集权模式,把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体制表述为分权模式,把匈牙利的经济管理体制表述为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混合模式。与上述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这些国家在价格管理模式上也各有差异。在苏联,价格管理权高度集中在国家手里,国家统一计划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包容性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中国经济学研究出现了新趋势、新方向。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实现包容性发展?这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和实践经验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理论来源,还是理论体系的构建与世界意义,无不体现了其包容性发展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本,充分吸收、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融合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思想精华,立足于中国经济改革实践道路,构建一个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能够反映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说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