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战略的区位路径选择与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

国际金融危机过后,中国传统产业出现明显的产能过剩,然前期调整政策在化解产能过剩方面效果不佳。通过比较中国的出口、进口和投资,结合地理区位、资源要素禀赋、政治外交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本文认为,化解过剩问题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当前提升中国传统产业效益和化解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宜采取对外投资为主、产品贸易为辅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可从三方面展开：推进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对中亚、西亚北非地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推进与独联体（含蒙古）之间的国家产能合作。     

产能过剩的困境摆脱:解析中国钢铁行业

以产能利用率、产业集中度、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境内需求增长率四个指标对2000~2012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现状进行分析,整体来看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只是近几年过剩情况愈发严重;我们认为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企业投资预期的扭曲、钢企有效竞争不足以及不合理的产业政策是造成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建议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能,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继续深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优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状况评价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钢铁产能利用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1—2012年期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状况进行了估算,试图搞清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究竟处于何种状态。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在此期间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并不严重,2004年、2005年和2012年处于严重过剩状态,其余各年基本处于相对过剩状态。建议政府应明确自己的职能,减少对产业发展的干预;继续深化钢铁企业的兼并重组改革,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强产业政策的执行力,优化产业政策的针对性;逐步完善环境保护体制,为钢铁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后危机时代中国产业政策法律化的战略思考——以日韩产业政策法制化发展经验为借鉴

后危机时代是指危机已经触底进而处于复苏的阶段。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目前各国经济开始有所复苏,但复苏的基础仍不牢固。在后危机时代要实现化危为机,就在于如何实现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从而更好地契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日韩两国产业政策法制化发展的历史溯源,可以让我们有所启发,从而在WTO规则的制度环境中,考虑如何在后危机时代实现我国产业政策法律化的战略。     

中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与对策

钢铁工业作为一个生产周期长的行业,其投入产出间的时滞较长,极易引发产能过剩.我国钢铁工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既与工业本身的技术经济特征有关,也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有关,还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关.要解决我国钢铁产能过剩问题,就必须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加强产业政策执行力,细化政策的针对性.     

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

近20年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过度投资形成的大量供给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众多行业产品供大于求,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尤为突出。国民经济增长比例失调、地方政府追求GDP导致粗放型增长方式持续、低水平重复投资、投资产业层次低、投资过热消费不足、出口导向型的扩大外需政策和政府优惠政策都导致和助长了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的新思路及对策为:从外向型经济转为内向型经济、从投资驱动增长向消费驱动增长转型、协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发展、以扩大内需化解产能过剩;如果国家创新体系能够在三至五年内攻克汽车、数码相机、电脑、船舶、飞机、工程机械、工作母机、光伏发电、新能源等事关国计民生行业的关键技术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在民族企业中都应用这些技术,建立起自主创新的民族经济体系,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技术体系,顺应中国年轻人就业意愿变化,挖掘银发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机器人产业,则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就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也可以继续高速发展二十年!     

产能过剩形成机制再探与理论重塑

学界多从现象和数据出发分析产能过剩，忽视了产能过剩的本质和形成机制。产能过剩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而生，当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时，产能过剩出现的频度、强度也较高。政府干预会加剧产能过剩，但也在制止产能过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形成机制错综复杂，既有体制因素和市场因素，也包括产业自身的因素。不同产业、不同产品的产能过剩既有共性，也有特殊性，并与产品的供求周期密切相关，但其根本是市场因素。产能过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力促其最小化，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和错位发展理念不能解释产能过剩问题。文章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对产能过剩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云理论评价

国内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现象日趋明显,但产能过剩程度有多深,与传统产业过剩有什么区别,受哪些因素影响导致产能过剩,则有待探索。为此,本文区分了新兴产业与传统行业产能过剩的评价内涵,按照光伏产业自身特点以及考虑其所处的经济周期和生命周期,构建了光伏产业产能过剩的多指标评价体系。针对国内光伏产业单一定性或定量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云理论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国内光伏产业处于"比较过剩"的状态,为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需要减少或调整对光伏产业的行政干预,重视内需市场建设。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深刻内涵

中国经济发展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新变化:整体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并开始向高收入阶段转换过渡;基本消费大致饱和,开始向发展享受性消费为主阶段转换;短缺经济转为过剩经济,产能和供给过剩成为常态化现象;传统产业规模扩张阶段基本结束,新产业、新业态孕育成长;产品数量和价格竞争阶段基本结束,差异化竞争成为重点;传统领域固定投资高峰期大致结束,新领域、新方向投资成为未来投资重点;"引进来"单向开放为主阶段结束,"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重阶段全面开启。新阶段、新变化意味着新矛盾、新问题,新机遇、新挑战,适应引领新常态需要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     

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什么失灵——以1996年以来中国钢铁产业的宏观调控为例

宏观调控是中国政府自定义的四大职能之一.产能过剩是多年来困扰中国经济的痼疾.政府如何进行调控来纠正市场失灵,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却知易行难.1990年代以来,针对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产能过剩问题,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多轮宏观调控,行政权力和经济手段并用、政策法规命令兼施.然几番调控,不仅未能化解产能过剩,反倒逆向催化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产能的扩张和跃进,陷入诸多产业普遍过剩的困境.本文以1996年以来钢铁业的宏观调控过程为个案,通过对政府调控政策、手段及效用的深入研究,分析了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诸多变量,揭示了中国式产能过剩与调控失效的政治经济逻辑,提出了推进国家制度建设、改进和优化政府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后危机时代的长三角合作与发展：探讨安徽的角色

随着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逐步落实并渐次发挥作用,国内经济已经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复苏迹象。但中国走出危机的治本之道还在于依靠科技创新带动新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后危机时代的长三角合作与发展中,安徽应当做好三件事,即产业承接、科技创新和发展私募基金。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问题研究述评

中外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其实质和根源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逻辑,根源仍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以金融危机为突出表现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实体经济严重过剩、资本的逐利本性引起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造成投机过度从而失控、爆发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演绎出各种新老危机,这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终究会发展到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无法调节和缓解的地步.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四川产业承接

国际金融危机通过一定的途径而作用于一国或地区的产业承接与经济发展.国际金融危机对四川产业承接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既带来了挑战,又有不少机遇.四川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可抓住国际国内产业大规模转移的重大机遇,实施充分开放合作,找准产业承接方向,打造产业承接载体,优化产业承接环境,把四川建设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这就需要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总体趋势和内在规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有效的措施主动参与区域合作,有效承接产业转移,在争夺产业转移项目落地权中抢占先机,实现四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技术升级中的企业协调失灵与政府扶持

在技术升级过程中选择适宜技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收敛的关键因素。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的协调失败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等问题。政府可以通过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扶持,来推动和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快速、良性发展。但如果政府对于企业投资进行直接干预,则有可能加剧企业协调失败的风险。地方政府对于企业新技术投资的不当扶持是我国多年来反复出现的产能过剩现象的一项体制诱因。在未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减少直接干预、加强市场和技术信息服务,地方政府有望更加有效地推动企业的技术升级。     

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需求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国内政府投资拉动+出口导向型"战略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了多年的持续高增长,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这种发展战略呈现越来越明显的不可持续性.我国需要在调整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关系和协调内需与外需的关系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运行的内外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在稳定投资需求的前提下着力提高投资效率,在完善收入形成制度的基础上扩大消费需求,以力保出口需求为契机推动产业升级.     

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制度经济学思考

产能过剩可以分为一般的产能过剩与特殊的产能过剩。我国作为市场化改革为主导的国家,会产生一般的产能过剩;而作为转型国家,在政府与市场边界还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又会产生特殊的产能过剩。这两种过剩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我国治理产能过剩的难度。对这两种产能过剩的比较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进行,一是产能过剩是如何形成的,即谁是主体;二是产能过剩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包括资源配置、创新及技术进步等;三是产能过剩的治理机制。对于一般的产能过剩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而对特殊的产能过剩需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必须从体制和制度层面来治理产能过剩。为此,要在产业的发展上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建立工业行业产能的统计监测和发布体系;要创造制度环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产业的发展真正由市场决定。     

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分析——基于Z市的实证

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是指通过中央银行实行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政策后,增加基础货币的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干预方式,使金融市场的环境更宽松,在经济衰退萎靡时期,是各国复苏经济与重振产业的主要手段。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给世界经济蒙上了萧条的阴影,许多大国为化解萧条的局面纷纷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面对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增加速度放缓,中国为应对外部需求疲软、内部消费萎靡和产能过剩等危机,从2014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出了降息的信号后开始加入量化货币政策。这种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规模最大,GDP增长贡献最多的房地产市场是否效果明显一直饱受争议。本文基于Z市1998年-2012年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实证模型进行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筛选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房价受利率等金融货币政策的影响并不显著,相反住宅投资额与第二产业的发展推动了房价的上涨,具体表现为房地产规模的扩大及实体经济的强化。因此,单纯依靠金融政策救市的思路需要转变,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加速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提振产业层次、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等手段来挽救房地产市场更有效。     

化解产能过剩困局——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

产能过剩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痼疾",不仅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系统风险。我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多个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既有市场经济本身的因素,也有经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完善、发展方式落后的因素。借鉴发达国家化解产能过剩经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产能过剩的困局,是当前经济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解决产能过剩既要根据产能过剩的类型和不同行业特征,有针对性地采用办法,控制住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发展,促进行业有序发展;又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构建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的长效机制。     

"十四五"期间中国产业升级的新挑战

王勇在 《国际经济评论》2021年第1期撰文指出,"十四五"期间乃至未来的15年中,中国的产业升级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而且五大类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一样.具体来说,发展领先型产业需要考虑如何避免大而不强的问题,需要拓展国际市场,做好质量和品牌;发展追赶型产业的关键则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故应当考虑如何招商引资和改善营商环境;发展转进型产业一方面要向"微笑曲线"两端发展以提升附加值,并将失去比较优势的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则涉及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处置,包括如何在国际上寻求新的市场;发展换道超车型产业的关键是人才,重点是如何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以及如何营造创新氛围和风险投资环境;战略型产业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故需要充分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支持.与此同时,同一地区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实行的产业政策应该有所差异、有所协调.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需要根据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相关的产业政策.     

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新一轮经济的发展

经济发展是有周期的。经济周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一是经济周期中的扩张期拉长、衰退期缩短;二是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三是各国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世界进入后危机时代,其复苏期是漫长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的。2010年投资率将下降、出口难增长、消费应继续上升。新一轮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产能过剩、第三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