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逻辑初议——学习恩格斯关于辩证逻辑的几段论述的体会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有几段关于辩证逻辑的论述,这几段论述对辩证逻辑这门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可以说具有方向性的指导意义。下面就谈谈自己几点粗浅的看法。一、辩证逻辑是反映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最一般的思想形式恩格斯关于辩证逻辑的札记开首就讲“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他说,“自然界不能是无理性的,这对于希腊人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在恩格斯称之为“天生自发的辩证论者”的古希     

试论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学说

赫拉克利特是古希腊杰出的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在人类认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马克思称他的自然观是运动、发展、活生生的自然观.恩格斯称他是古代幼稚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的第一个明白陈述者.列宁称他是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黑格尔也曾对他作过很高评价,承认自己受他的影响.如黑格尔的哲学范畴推演中的“变”就是与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相对应的.赫拉克利特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将“逻各斯”作为哲学范畴来使用,提出了著名的“逻各斯”学说.他的这一学说包藏着丰富的辩证法、辩证逻辑、认识论等思想,这是应该加以深入发展的.本文拟就其“逻各斯”学说中的辩证思想和辩证逻辑思想作些探索.     

冯契辩证逻辑方法论研究的理论意义

冯契对辩证逻辑方法论原理的研究见解独到、阐述精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他的各方面的研究，既是其“智慧”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辩证逻辑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把方法论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评黑格尔关于逻辑思想发展阶段的理论

黑格尔是辩证逻辑的创始人,在建立辩证逻辑体系的过程中,他深入地研究了哲学史和逻辑史,探讨了逻辑思想的历史发展问题,提出了逻辑思想发展三阶段理论。他说:“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个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理智)的方面,     

是“散”还是“尽”——试论朱熹气学思想的内在矛盾

一直以来,学界质疑朱熹的理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气关系上.其实,真正的问题出现在“气”上.“气”是儒家注重现世人道思想以别于释氏的理论根据所在.为了能在继承张载气学思想的同时,又避免他的“大轮回”说,于是朱熹以“生生不已”说气的初始,以“散尽”说气的终结.这个想法似乎很彻底,但在实际表述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不同思维交叉的现象,使得建立在“气”上的很多思想都出现了矛盾混乱的情形.结果只能是:想挺立儒家却又背离了其思想传统,想辟佛却在终极意义上落入了佛家的“空”.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

“气”范畴在唐代文论中的展开．体现在两大维面：一是诗学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二是散文理论批评对“气”的论说，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文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文之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气”的考察。上述论说维面与内容．初步展开了我国古典文“气”范畴．为其在后世文论中的充实、深化与完善奠定了基础。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美政”理想上；其次表现为与党人群小的坚决斗争；第三，表现为对故土、故都的依恋；第四，表现为重视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是密切结合的，这是他的历史局限。屈原爱国思想的形成，既有当时的客观条件，又是他主观修养的结果。     

惠施逻辑思想评析

名家“合同异”学派领袖惠施的逻辑思想 ,表现在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两个方面。从惠施的“历物十事”和他关于“譬喻”的逻辑学说中 ,我们看到惠施的逻辑学说虽然包含着相对主义成分、为诡辩论留下了地盘 ,但其主要方面是对我国古代逻辑科学的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     

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

古人言及张载思想的特点，都首提其“以易为宗”,说明张载的哲学思想与《易》有极深的渊源关系。何以说张载思想“以易为宗”?其主要在于：张载“勇于造道”,其“造道”之功是从易切入的；其“太虚即气”“气化之道”“一物两体”的宇宙观源于易理；其贯“性与天道为一”“知礼成性”“变化气质”的心性论根于易；他颇有影响的《西铭》,其思想乃“本儒家《孝经》,参以易理”;其著名的“四为”说之“为天地立心”句，亦从《易·复卦》之《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立论。“以易为宗”既说明了张载关学的思想渊源和特点，也彰显了张载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立论根基，是理解张载思想之关键所在。     

认同、借用与批判——试论王岱舆对儒家文化的态度

王岱舆适应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的需要，积极运用儒家文化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阐释。对于儒家文化，他认同修齐治平、三纲和五常等思想；借用诸如“形”、“神”、“理”、“气”、“人极”等儒家学说概念；批判儒家文化不承认天地主宰等思想观点。     

逻辑学研究

正[主持人语]学术文化贵在多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道出了学术发展的精髓,也是我们应当坚守的原则,甚至是底线。本期发表的两篇文章,体现了我们的这种思考。桂起权教授偏爱辩证逻辑,长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在《从逻辑哲学看辩证逻辑的形式化》一文中,依然热情地为辩证逻辑"鼓"与"呼"。我们期待,辩证逻辑研究者们拿出更具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使辩证     

屈大均诗歌的审美特征及文化观照

屈大均多元化人格思想形成了创作风格的多样化,又因为他在创作上的自觉追求,诗歌具鲜明的审美特征:蕴藉深厚,寄托深远;奇幻万千,纵横恣肆;以俗为雅,自然浑成。屈大均诗歌充满“雄直气”。“雄直气”在于诗人强旺刚健的生命精神,体现在他对生命意志的自觉磨砺,对自我人格的顽强坚持上;“雄直气”也来自于诗人充沛的感情,体现在他人格的真率上。     

浅论李觏的赋

李觏的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他在赋中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要长治久安就必须“备乱”，不可热衷于佛道，而应“以生人为意”。他的这一思想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起到了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作用，也体现了他的写作宗旨——康国济民。他的赋不愧为“愤吊世故，警宪邦国”之作。他的赋也有较强的艺术价值，铺叙细腻，气势壮阔；他在赋中对社会现实作了深入的观察，理智的分析，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具有丰富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赋结构严谨，环环相扣，有着周密的逻辑推理，强有力的论据，使人无以置辩。     

诺思洛普·弗莱思想中的“神话性”和“社会性”

本文从分析弗莱的代表性著作《批评的解剖》入手，指出弗莱思想中的二重性，也即“神话性”和“社会性”，并且集中探讨了三个方面：（ｌ）弗莱思想中不断出现的“关怀的神话”；（２）弗莱的社会批评及社会责任感；（３）弗莱思想遗产中的积极方面。作者认为，弗莱的遗产不仅体现在他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社会哲学家或思想家。     

勾鉴体用,气贯道儒——论《老子》气论与张载气学关系

《老子》一书论及的“气”为后世道家乃至诸子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理学兴盛之时,张载使得气具有广泛的包容性.这里老子与张载之气有了跨越时空的关联,老子认为气是阴阳之气、精元之气；而张载认为气是承接太虚与万物的重要形态,阴阳之气运动化生万物,同时气在运动变化之中又将天道、人性以形态化体现出来,他将老子的气论哲学深化阐发,自成一体,创立气学,后世影响颇深.     

张载人格气象探析

张载以“黜怪妄，辩鬼神”为其人生志业，倡导以群体关怀为旨向的经世实学，在继承古代气化宇宙论的基础上，建构了气本论的哲学体系，并通过其人格气象反映出来。张载的人格气象表现为三种面向，是其世界观、人生观和生死观的集中体现：乾父坤母的构建、民胞物与的表述，体现了其“天下一家”的大心境界；重振道统的诉求、回向三代的探索以及敦本善俗的实践，体现了其“学贵有用”的经世情怀；从生处言生死，强调道德生命永恒，以道为乐的精神境界，体现了其“顺生安死”的洒落态度。     

论宋江思想性格的两重性──从义军领袖到王朝忠臣看宋江的忠义观

宋江的一生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他既是梁山好汉的领袖．堪称“义”的旗帜，又做了朝廷招安的忠臣，不愧为“忠”的表率。他思想性格发展的全过程正体现着“忠”和“义”冲突的不可调合性。“义”迫使他突破了儒家道德规范的樊篱，发展成为打击封建传统势力的行为；招安纳降的“忠”又促使他恶性膨胀，成为纵容奸臣、放弃原则的愚忠。作为被统治、被压迫者的宋江，暴力革命逼上梁山与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忠君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是造成他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经济发展思想探微

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思想是其对唯物史观人民主体地位、党的宗旨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早期基层工作经历、主持福建和中央工作经验的实践养成；其核心内容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思想之中。其价值意蕴在于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彰显了我国传统“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张岱年论张载神化思想与相关争鸣评析

张岱年推崇张载，将其作为古典哲学唯物论的重要代表。早在1937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就强调张载在宇宙本根论上是一种唯物论。1950年代以后，张岱年反复阐扬张载的气一元论唯物思想，认为神从属于气，是气的一种微妙变化。张岱年也指出张载思想中在宇宙论、认识论方面都还有唯心论残余。与张岱年不同，吕世骧、邓冰夷、陈玉森、高羽、周清泉认为张载思想是一种“客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张载思想体系中，神是第一位和根本性存在。无论是以张载思想为唯物还是唯心，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张载思想的某些特征。张载思想中的“神”既非形下之物，也非宗教之神或主体之心，同时神也贯通在“物”与“心”之中；神是“一”,又内含着“二”的矛盾性，是变化的动力因。     

科学性与宗教性的双重变奏——汤因比思想理论矛盾的再探讨

汤因比的思想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受到诸多职业历史学家质疑与批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试图在其理论中综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其历史研究既求“真”，又求经世致“用”；既试图发现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又要以史为鉴去解决文明的困境。也正是基于此，他的思想才产生了其他历史学家所不及的社会影响，至今其思想余绪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