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孟子“民贵君轻”论与荀子“君舟民水”论的影响尤深,孟子主要从正面突出“民”之重要性,而荀子则以“民”的正负两面的意义警示君主应该善待民众、以民为本.两者相统一构成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完整形态.“民本”不是“君本”,民本是治国之道不是政治体制,它不仅可以维护封建君主的统治,也适用于当今社会;“民本”也不同于“民主”,但民本存在可以向民主转换的可能.     

“新造邦”与西周“作新民”的思想维新路线

在对殷周社会的历史反思基础上,周人清醒地认识到西周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国家形态的充满生机的“新造邦”(《尚书·君奭》)。“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新造邦”之“新”是一种维新体系,既包括思想观念的天命之新,也包括社会形态的邦国之新。“新造邦”理念体现了西周初年政治家们的政治自信,也表现出他们内心的忧患意识和紧张心态。变革维新是西周初年的思想和文化潮流,“新造邦”是一个过程,需要对殷商移民进行思想改造,更需要富有古典人文主义精神的周代“新民”。“作新民”(《尚书·康诰》)是与“造新邦”相适应的政治理念,也是“新造邦”思想体系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石。以“新造邦”与“作新民”为代表的求新精神,标志着西周哲学的理性苏醒和思想黎明,集体主义背景下的朴素的人道思想是西周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实质。     

“民本”“民主”之比较

将中国政治思想中“民本”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作一比较,从中窥探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和政治思想的本质特征。是件很有价值的事。“民本”思想的产生,可追朔到西周的“敬德保民”,而“民本”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正式排座,则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以后中国的开明思想家、政治家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看,“民本”的思想主要精神不外乎;民众是社稷之根本,天不可畏民可畏,故欲得天下,需先得民,而欲想得民需先得民心。西方民主理论的出现有个过程。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民主,只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分类原则所理解的多数人统治的形式,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是以自     

《尚书》政治思想发展脉络简论

等主流统治思想。但是 ,以“敬德”为源头的这种政治思想在给封建统治带来稳定的同时也为我国的封建政治带来了最大的弊端。它直接将统治者的道德水平与国家的治理联系起来。统治阶层的道德品质对于国家的安危福祸 ,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仁君、明君则兴邦 ,暴君 ,昏君则丧邦 ,几乎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普遍现象 ,这种弊端在封建政治思想内部是无法解决的。与之有关 ,敬德思想虽然通过曲折的方式把民的意愿纳入到自己的统治决策中来 ,但它绝不是让民做主 ,它是一种“君主”思想 ,而不是“民主”思想 ,这一点我们也要必须认清《尚书》政治思…     

儒家民本思想与西方“被统治者同意”理念之比较

政治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先决条件。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把政治合法性基础归于自上而下的天命以及与这种天命相应的内在德性。近代西方的政治合法性理论进一步提出了主权在民的“公意统治”和代议民主制的“法理型统治”。本文对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和西方的“基于被统治者同意”的人本思想的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制度设计做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本思想能够为当代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理论提供更丰富的理论支持。     

论储光羲诗歌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之一,早在《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儒家的“亚圣”孟子则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爱民”、“恤民”、“制民以产”、“不违农时”、“劝民农桑”的观点,又以“与民同乐”为最高表现。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储光羲,一生爱民、恤民,有着深厚的“民本”意识,其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民本”情怀。     

《尚书》疑难句试释(三则)

<正> “民讫自若是多盘”、“杌隍”出自《尚书·秦誓》,“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出自《尚书·无逸》。这两篇常被高等学校中文专业选作教材。旧注中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现对它们的含义作一探讨。一、民讫自若是多盘。到目前为止,在对本句所作的解释中,以下列三种影响最大: 1、孔安国在尚书正义中将“若”解释为“顺”,将“盘”解释为“乐”,将全句     

论《 尚书》 的“ 人神观” 及其思想史意义

《尚书》经典中蕴涵丰富的宗教哲学思想,文本所涉天命、鬼神、上帝、群神、神人等与"神"直接相关之思想概念与哲学范畴,是建构《尚书》"人神观"与先秦宗教神学思想体系不可或缺之内容。《尚书》文本论"神"与论"人",既弥漫着强烈的神性意识,亦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所论人神关系内容,蕴含天人关系、天神关系和天祖关系,是天、神、祖、人、上帝之间立体融合。《尚书》"人神观"反映了殷周之际思想世界复杂之人神关系图景,体现了"人本"与"神本"并行发展之态势,展示了"人神同构""天民一体""神人不二"与"天人合一"之理论特征,彰显了中国古代社会以"神道设教"和"人道设教"为特质的历史文化思想面相。"神本"向"人本"转向之观点,并非完全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轨迹与状态。"神本"与"人本"、"神道设教"与"人道设教"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张力中并行发展且互为补充,并成为社会稳定与人心安定的重要教化之道。     

释“对”——《诗经》字义探源之一

《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一语中的“对”,究竟是什么意思?本文想就此作些探讨。 这首诗的大旨,《诗序》说是“美周也”。[宋]朱熹《集传》以为:“此诗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全诗八章,“首章言天初眷大王之意;次章述大王迁歧也;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逊之事,为文王张本;四章则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自来并无什么异说。全诗的文字大致也还是明白的。只是其中     

《尚书·无逸》及其所体现的周初政治教育思想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诰,它全面分析论证了周兴殷亡的历史经验教训。本文诰所涉旨在告诫周文王要“敬天保民,明德勤政”,惟如此才能使周王朝的统治长久稳固。《无逸》中还包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与周初其他文诰一起构成了对君臣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     

《尚书》“革命”论的提出及其历史影响

从思想产生与历史发展来看,《周易.彖辞》中的＂汤武革命＂说实际上晚于《尚书》＂革命＂论,前者极有可能就是归纳或引用自后者。《尚书》＂革命＂论的基本内涵是：天子之位惟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如果＂失德甚重＂就会被得民心、顺＂天命＂者取代,其实质是一种民本道德主义。《尚书》＂革命＂论对中国的政治伦理、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所见古代法中的司法理念与道德精神

从古史重建的角度看,清华简可以说具有非凡的意义.清华简所载多为殷周时期的史事,史料价值可与《尚书》相媲美,一些文献不仅可以印证《尚书》等先秦古籍或周代金文的记载,甚至还能弥补相关记载的不足,并能纠正相关记载的错误.清华简对研究上古法律思想史也有重要意义.“求中”即寻求中道,反映了一种治国方法,“得中”即实现中道,反映了一种政治价值的实现,而中道观念在司法领域的表现是“中罚”,它体现了一种司法公正的价值.“明刑”或“慎刑”说强调了慎用刑罚的政治意义,它关乎国家的兴衰存亡;“明刑”也是周代统治者大力提倡的一个司法原则.“明德”或“敬德”说强调了养成谨慎之德的重要性,明德不仅是一种政治道德,更是一种司法道德,具备明德的官员从事司法审判才会有司法公正.“天命”现是周代法律思想的理论根据,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命,立法和司法的合法性也来源于天命;但周人又强调“以德配天”,只有有德之人才有资格获得天命——其背后的含义是:道德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也是立法和司法步入正途的决定性因素.总之,“天命”说为周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提供了一种形而上的神圣根据,并对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法律传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论周公旦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改进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的起源考证,最初确立的法律思想是神权法.夏朝的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利用宗教迷信和鬼神观念,极力宣称自己是神和上天在人间的代理人,接受“天命”来统治人间,对不服从其统治者施行“天罚”；神权法思想在商朝盛极一时,商朝奴隶主对至上神和上帝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但神权法思想到了西周,却面临思想内容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根据统治者维护其长期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对夏商神权法思想进行了修正、补充和发展,不仅弱化了神权法思想,而且成为统治中国二千余年的以宗法思想为核心的礼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民本说的思维方式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古人关于民之为“本”的论述大致分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是对民之于政治统治的工具价值的认识,属于一种实用政治理性,主要表现为“重民”的思想;一是出于“为天地立心”的神本思维方式的推断,主要表现为“因民”、“子民”思想。传统民本思想内容驳杂,虽然是其中部分内容尚有某种积极的现实意义,但若以其作为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则应当慎之又慎。     

从《尚书》天人关系思想探析先秦儒家天命观结构

本文以天人关系与天命观结合的视角考察儒家天命观结构的建立，并且以《尚书》为导源，可见儒家天命观的演变。《尚书》中《商书》《周书》家天下的政治，商周汤武革命促使天命观念的形成，成为儒家天命观的发端。孔子通过对周人天命观的继承与发展，承认周以来天的权能将之视为最终依据；突破周人天命观念的结构，建立以个体遭遇为内涵的时命观；以人人禀赋为内容的性命观；以天人互通为归宿的知命观。先秦儒家天命观的结构摆脱周人天命限于统治者阶层，发展为人人赋有的禀性，即天命由君权神授转向人性天赋；冲破周人天命神意的束缚，将焦点投注于人，即由天命的宗教性转向人的道德塑造。由此，儒家建构起其思想的核心基础，成为儒家缘起的内在机制。     

中西合璧 相得益彰——中西“人本管理”溯源之思

究竟中西人本管理的源流与要义何在世纪之初的人本管理将走向何处下面对此作些探讨。一、从“天命”到“人本”:中国传统人本管理思想在中国,“以人为本”的提法最早见于《管子》,“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1]。在此,“以人为本”中的“人”就是齐国的百姓,即“民”,是被统治的广大人民,管仲把民分为四类,“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2]。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的特征显著:第一,民本思想中的“民”指的是被统治的民众,是一个群体的代名词,同时也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农业社会,民虽受重视,但只能处在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3]。第二,由于“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4]。“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5]。因此诸子百家的“重民”言论也都是从如何管理。支配好民众这个角度来论述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6]“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7]...     

再论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政治思想里最有价值的部分。“民为邦本”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有着切实的内容。古代的民本论者提出过关于制民恒产、使民与政以及化民以德的主张。在继《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一文之后,笔者对古代的民本思想,在横向上作了深入阐述。     

“民贵君轻”说和“民水君舟”说异同浅析

孟轲的“民贵君轻”说和荀况的“民水君舟”说 ,同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概括表述。固然有其差别 ,但是他们的差别不在于对人民的态度上 ,或者谁是君本位主义 ,谁是民本位主义。孟荀之说的差别在于出发点的不同。孟轲是以修正了的天命论即畏天命立论的 ;荀况则是以天人相分 ,天不赏功罚罪 ,事在人为为依据的。民贵君轻与民水君舟说 ,从事实陈述看 ,他们都是以君主为主体的君本位主义下的以民为国之本的民本主义 ,但是从价值取向看 ,多少都有利于人民。因此 ,两说都是儒家人本主义的精华 ,也是我国的优秀传统     

试述东汉统治者的民本思想

东汉统治者将民本思想作为其定国安邦的统治思想,他们以“天应民心”为理论依据,提出“制君限臣”的实践理念,“足民”、“保民”、“治民”的实践措施,以及“以农为本”的操作原则,最终构建了民本思想的理论体系。然而,民本思想理论体系的内在问题决定了其在实际操作中的有限性。     

新书导读

张海英博士专著《先秦道家天命鬼神思想研究》2014年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针对不少研究者提出的先秦道家不相信天命和鬼神的观点,用大量的具体论据进行了批驳,认为道家相信上帝,也相信天命,道家所言天、命依然具有神性义。道家并没有否认鬼神,也有灵魂不死的观念,但对鬼神的权威表现出一种超越思想。对当时社